三、秦始皇东巡对胶东饮食文化的巨大影响
秦始皇两千多年前的三次东巡，对胶东饮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
1、扩大了胶东饮食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
秦朝时期，胶东等地虽然富庶繁华，但毕竟位于边陲，其饮食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我们从今天秦汉时期胶东饮食文化史料的匮乏程度，就能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但秦始皇东巡之后则大为不同，我们从胶东的民间传说中可窥一斑。据传秦始皇非常喜欢吃海鱼，但不会吐刺，因被鱼刺卡着不知杀掉了多少有名的厨师。有一次东巡至胶东福山时，又寻找当地厨师给他做鱼吃，这个厨师知道大祸将要临头了，就把鱼放到砧板上，用刀使劲拍打，嘴里骂个不停。可拍打过后，发现鱼肉和鱼刺分离，于是将鱼肉制成丸子，放到锅里汆熟端给秦始皇食用。吃着鲜嫩无刺的鱼丸子，秦始皇喜出望外，龙颜大悦，连连称赞福山厨师技艺高超，并将该厨师带回皇宫，从此胶东菜开始进入宫廷（见福山区政协编著《鲁菜之乡—福山》）。
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琅琊，徐福再次求见秦始皇，因为九年前第一次入海求仙药花费巨大而未得，恐谴，乃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重，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因为“梦与海神战，如人状”，占梦博士又说了对徐福有利的话，秦始皇便相信了徐福，“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后来据有关专家推断，秦始皇射杀大鱼之后，就同随行人员烹而分食了，这也使得胶东海产原料名扬天下。
2、变革了胶东传统的饮食习俗
人类早期所处的自然环境制约着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对人们的精神气质、文化心态产生直接的影响。《管子·水地篇》认为，一方水土产生了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和品格，“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西周时期，姜太公被分封于齐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理，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他吸收当地的文化加以继承发展，使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使齐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民之路。至管仲主政齐国，更是“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瓢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汉书·地理志》中说：“古有分土，无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为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而人物辐辏。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做作冰纨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形成了胶东等地重视法治，崇尚势力，注重智谋与技巧的“尚法”型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重味、讲和、守正的饮食习俗。
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胶东等地的某些饮食习俗带有浓重的荒蛮色彩。有故事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秦始皇东巡的目的之一，就是“匡饬异俗”，这点在“芝罘刻石”和“芝罘东观刻石”中记载的清清楚楚。他对胶东饮食民俗地改革，从拜祭阳主使用的祭品中可以看出来。古代帝王祭祀的规格为“太牢”，《庄子·至乐》：“具太牢以为膳。”成玄英疏：“太牢，牛羊豕也。”晋葛洪《抱朴子·道意》：“若养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疴缘隙而结、荣卫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济焉。”《清史稿·礼志一》：“太牢：羊一、牛一、豕一。”胶东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先秦时期，齐地祭祀均用“牺牲”，很少有面制品。始皇拜祭阳主的供品，则进行了很大的改革，采用了面粉制作的牛、羊、猪等，首开胶东面塑之先河。其后，民间也多模仿用牛、羊、猪等动物面塑奉祀祖先。相延成习，面塑被应用在不同场合，逐渐演变成一种地方民俗。
3、引入大量新的烹饪原料
秦朝时期，随着国力强盛，烹饪原料选择的范围日益扩大，山珍海味、鸟兽虫蛇、瓜果野蔬无不为其所用。据《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当时著名的烹饪原料就有：“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音欢）之炙，隽（音卷）触之翠，述荡之挈（音万），旄（音矛）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鳙（音扑），东海之鲕（音而），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藿（音贯）水之鱼，名曰鳐（音摇），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菜之美者：昆仑之蓣；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余瞀（音冒）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士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照（音毡）鲔（音委）之醢（音海）；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祭，南海之柜。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汉上石耳。”
秦始皇东巡时，随行的人员成千上万人，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后来随行的人员中有许多落户当地，而没有随秦始皇返回咸阳。为陪同徐福入海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决定徙“黔首三万余户到琅琊台下”，并且免其租税十二年。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极大改变了胶东等地的饮食状况，优化了当地人的饮食结构。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迁到琅琊台的“黔首”大多是从西南夷（现云南、贵州）等地征掳而来的，这些外来人口将自己家乡的谷物种子、烹饪原料、饮食习俗等带到齐国各地，并同当地的饮食习俗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胶东饮食文化风格。而人口的增多，又使饮食消费市场的扩大成为可能，进一步刺激了胶东饮食业的飞速发展。
4、促进了胶东宴饮风格的形成
先秦宴饮是有严格礼仪的。《说文解字注》中说：“宴，安也。引申为宴飨，经典多假燕为之。”“燕”通“宴”，所以《仪礼》与《礼记》中的“燕礼”，比“乡饮酒礼”的菜肴更加丰富，礼仪程序也更为繁复严谨。《礼记·燕义》：“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燕礼上席位的设置、献酒的先后以及所设俎豆的多少都有高低贵贱之分。《礼记·燕礼》曰：“献君，君举旅行酬；而后献卿，卿举旅行酬；而后献大夫，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燕礼中所用的餐具饮器、食物点心、果品酱醋之类，都因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别。由此可见，席位有尊卑，献酒有先后，食用有差别，都是用来分贵贱的，故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并且燕礼规定了严格的礼仪规范，计有告戒设具、君臣各就位次、命宾、请命执役者、纳宾、主人献宾、宾酢主人等二十九节，节节相扣，若有违反，就是失“礼”。
胶东等地原为齐国故地，居民原是夷人。《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周初建齐，实行周制，对当地的风俗进行过改造。但齐初的统治者因其俗而简其礼，较多的保留了“夷俗”。在保留的“夷俗”中，宴饮的习俗就属于原始饮食习俗的遗留，禁忌较少。《史记·滑稽列传》载：“威王八年，楚大发加兵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楼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固笑之。”于是齐威王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从农人的祭祀情况来看，胶东等地不太注重祭祀的礼节。又如，齐威王请淳于髡喝酒，问他饮多少能醉，淳于髡答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朋友郊游，久不相见，猝然相见，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以上史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胶东等地当时的饮食习俗是不符合礼制的。
秦始皇到达山东后，先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又专门到齐地隆重祭祀“八神”——首开帝王祭祀八神的先例，自此，“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史记·封禅书》）。目的除了证明他的帝位“受命于天”外，还为了向神仙祈求福佑，但是后者无疑对于融合齐地各民族的心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人祭祀结束后，饮祭神所余之酒，食祭神所余之食，认为是接受神所赐之福，宴饮结束之后，整个祭祀活动才算完成。秦始皇在祭祀结束后，也必然要举行盛大的宴饮活动，因为宴饮既是作为祭祀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又可以通过宴饮活动，来笼络群臣，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秦始皇在举行宴饮活动时，使用规格严谨的宫廷礼仪，并要求当地官员今后严格遵循，从而对胶东宴饮礼仪和宴饮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徐福东渡与齐鲁饮食文化
徐福，字君房，秦时齐郡（今山东龙口市）人，著名方士。为给秦始皇求取长生不老的仙药，徐福曾两次率大型船队东渡，最终到达日本，开创了中日友好往来的先河。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琅琊，徐福再次求见秦始皇，因为九年前第一次入海求仙药花费巨大而未得，恐谴，乃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重，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因为“梦与海神战，如人状”，占梦博士又说了对徐福有利的话，秦始皇便相信了徐福，“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从黄县以北的沿海扬帆东渡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徐福东渡，极大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使日本从绳纹时代进入了弥生文化时代。同时，对促进齐鲁饮食文化的勃兴和扩大对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南北交融，对齐鲁风味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
徐福要到遥远的海外寻找立足之地，前提是必须有相应的人力和物质准备。而这种准备又必须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在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和贫富与否的重要标志。齐国国都临淄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之一，有七万户人家，而为徐福东渡，秦始皇曾徙“黔首三万余户到琅琊台下”。如此丰富的人口资源，不仅为徐福东渡提供了人员保证，而且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极大的改变了胶东等地区的饮食状况，优化了当地民众的饮食结构。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迁到琅琊台的黔首大多是从西南夷（现云南、贵州）等地征掳而来的，这些外来人口将自己家乡的谷物种子、烹饪原料、饮食习俗等带到齐国各地，并同当地的饮食习俗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胶东饮食文化风格。而人口的增多，又使饮食消费市场的扩大成为可能，这就进一步刺激了胶东饮食业的飞速发展，也是齐鲁饮食文化的一次大展示。
二、西风东渐，促进了齐鲁饮食文化的传播
徐福东渡这种大规模出走海外的举动，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战国时期，作为胶东腹地的山东半岛，生产力的发展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如铁器的生产等，均居于各地前列。据出土的齐叔夷钟所刻的铭文记载，齐灵公一次赏给叔夷的造铁徒就达四千余众，可见齐地冶铁规模之大。武帝时，全国有铁官四十八处，山东就有十二处。齐国的纺织更是举世闻名，号称“冠带衣履天下”，为当时中国的纺织中心之一，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高。汉代人史游在《急就篇》中说：“齐素缯帛，飞龙凤凰相追逐”，描述了齐国纺织品的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