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和其他的策划者都担心赫鲁晓夫古怪的表现也许是一个圈套，他可能根本不会回到莫斯科。10月12日整个晚上，勃列日涅夫不停地给塞米恰斯特尼打电话，要求了解最新的情况。快到午夜时，塞米恰斯特尼才向他证实，赫鲁晓夫的私人飞机已经准备妥当。即使如此，他还是担心会出现意外的突然情况。塞米恰斯特尼后来回忆说，毕竟这位老人“已经粉碎了马林科夫（Malenkov）与莫洛托夫（Molotov）的类似行动。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性格和他的母亲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坚定的意志、敏捷的才思以及快速而缜密的思维能力。向他汇报情况时，我得做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果有勃列日涅夫在场，我可以闭着眼睛应付一切。我需要做的就是讲上两三个笑话，就是这样”。
然而，同一天晚上在皮聪大，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后一小时，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别墅的餐厅里，喝着矿泉水，显得“疲惫而激动”。谢尔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赫鲁晓夫就厉声地说：“不要来打扰我！”然后慢慢地走向他的卧室。“晚安，”他嘴里嘟哝道，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而温暖，太阳穿过薄雾照射在大地上，房子与海边之间的花园里绽放着鲜艳的花朵。吃过早饭后，赫鲁晓夫在游廊上协商了当天的日程安排，阅览了夜间送过来的最紧急的电报。这时由内政部长率领的法国代表团已经出现在通往别墅大门的长长而弯曲的车行道上。赫鲁晓夫慢慢地站了起来，穿上夹克，走上前去迎接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他会在进入正题前将此类客人介绍给他的家人，这次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谢尔盖。来访者通常会呆上数小时，而这次他们在30分钟后就离开了。
在接下来用简便午餐时——蔬菜汤和煮河鲈——赫鲁晓夫与米高扬都一言不发。然后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了。与往常一样，管理这间别墅的妇女带着秋天的鲜花来向赫鲁晓夫道别。赫鲁晓夫刚刚在他那宽敞的ZIL轿车前座坐下，外高加索军分区司令，一位腰粗如桶的将军，急急忙忙地奔到了车前。格鲁吉亚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参与策划政变，因此这位将军就被指派陪同这位加盟共和国的贵宾前往机场。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赫鲁晓夫及时回到莫斯科，等着被赶下台。
在阿德列尔机场，赫鲁晓夫的私人飞行员尼古拉·特斯宾（Nikolai Tsybin）正在飞机旁边等候着，他已经驾驶着飞机帮助他的主人安全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他成为苏联领导人后，带着他到过世界各地。赫鲁晓夫与米高扬进入后面的机舱，那里的座位已经换成了一个沙发、两把休闲椅与一张桌子。这里是领导人的空间，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前面的机舱里。然而，在空中，就像在度假时一样，赫鲁晓夫也不喜欢独自一人呆着。如果不是在助手和速记员的簇拥下批阅文件，他通常就会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说话。然而，这次他和米高扬坐在后面的机舱里。“不要让人打扰我们。”赫鲁晓夫粗暴地命令道。乘务员给他们送来了亚美尼亚白兰地酒、矿泉水与餐前点心后，就马上离开了。
10月中旬的莫斯科常常是天空灰暗，阴雨绵绵，然而13日当赫鲁晓夫的喷气式飞机平稳舒缓地降落在伏努科沃-2机场——一座位于莫斯科南郊专为官员来往预备的机场，驱车前往玻璃环裹的机场大楼时，却是阳光灿烂。在一般情况下，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会列队欢迎他回来。虽然喜欢被人迎接的感觉，但赫鲁晓夫通常还是会对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发发牢骚，不过还会善意地加上一句：“难道你们认为我没有你们的迎接就找不到回来的路吗？”然而，此次除了三个从远处跑过来的人影外，机场上空无一人。当舷梯靠上飞机舱门时，克格勃头子塞米恰斯特尼在某部门（相当于美国秘密部队）官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舷梯下面。
赫鲁晓夫第一个走下了舷梯。
“很高兴见到你安全抵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年届四十、脸庞圆乎乎的塞米恰斯特尼走上前去说道，他神奇般地迅速崛起还得益于赫鲁晓夫的提拔。赫鲁晓夫是1946年在他22岁时将他提拔为乌克兰共青团的高级官员的。1961年，当他年满37岁时，塞米恰斯特尼已经掌管着苏联的秘密警察部队了。在他的恩人还在皮聪大时，塞米恰斯特尼已经将长期担任赫鲁晓夫保卫工作的主要警卫人员都打发走了，当赫鲁晓夫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又一拨安全卫兵控制了他在莫斯科的官邸以及乡间别墅。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伏努科沃-2机场吧。塞米恰斯特尼与赫鲁晓夫握手寒暄，不过他的目光游离不定。“他们都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集合了，”他说：“他们正等着您呢。”
“那我们走吧，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轻声地对米高扬说。除了四个角落上安排的安全人员外，整个机场大楼内空空荡荡。在机场大楼另一边的大门外停放着赫鲁晓夫宽大的ZIL-111轿车，其后是几辆其他的黑色轿车：米高扬的ZIL轿车与塞米恰斯特尼仅有的一辆不太显眼的“查卡”轿车，几辆为赫鲁晓夫随从中级别较低的人员准备的“伏尔加”轿车，还有其他的安全警戒轿车。
赫鲁晓夫与米高扬上了一辆轿车。他的保镖关上后门后跳上了前面的座位。塞米恰斯特尼坐在自己的轿车里跟着赫鲁晓夫的安全警戒车，整个车队开始沿着八车道的列宁斯基大道向市中心驶去，沿途的警察进行着交通疏导。通过内环路，驶上迪米特洛夫大街，穿过莫斯科河，车队停在了通向克里姆林宫布洛维特斯基大门的短短的斜坡上。
位于旧沙皇立法院大楼二层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厅与大厅内的赫鲁晓夫办公室只相隔两道门。当后来到达的主席团成员于10月13日下午将近四时走进会议厅时，他们发现赫鲁晓夫坐在长长的长方形、上覆绿色台面呢的会议桌一头他原来的主席座位上，其他的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围坐在其他三面。除了有的例外外，所有在座的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是他一手将他们提拔到高级职位上的，其他的就是那些在过去的权力斗争中支持赫鲁晓夫的老官员。不过，除了米高扬外，他们中间没有人准备替赫鲁晓夫说话。
看起来被阳光晒得黝黑但并没有从流产的休假中恢复过来的赫鲁晓夫开始主持会议。[5]当被要求解释为何召集此次特别会议时，脸色严峻、眉头紧锁的勃列日涅夫向他的前保护者发起了冷酷无情的控诉。两年前，当赫鲁晓夫将主席团分成工业与农业两部，以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时，勃列日涅夫曾带头唱起了赞歌。现在他却指控赫鲁晓夫的改革“违背了列宁的教导”，“导致了工业与农业中的无序状态”。
赫鲁晓夫对待他的同事一直“很粗鲁”。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他已经养成了“在午餐时作出决策”的习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时常显得精神错乱，实际上是“处于压抑状态”。在准备即将于11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前去度假，这样，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就对他一无所知”。与平常一样，赫鲁晓夫的行为是“独断专行，藐视主席团”的。
“你的行为，”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主人说：“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将他从皮聪大叫回来的原因。这次会议的主题并不是农业，勃列日涅夫宣布说，而是赫鲁晓夫本人。
赫鲁晓夫开始吞吞吐吐地为自己作简短的辩护。他长期以来一直为党和人民服务，甚至现在他也听从主席团的紧急召唤，回到了莫斯科。他承认他曾经犯过错误，但是他认为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这儿没有你的朋友。”G.沃龙诺夫（Gennady Voronov）向他大声喊道。
“你们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严厉地问道，他提高了嗓门：“为什么？”
“少安勿躁，”有人喊道：“你应听从我们的意见，进行权力更替。”
P.谢利斯特（Pyotr Shelest）开始礼貌地劝说赫鲁晓夫，谢利斯特矮矮的个子，宽厚的肩膀，头上已经完全秃顶，不过眉毛却厚重而浓密。“我们一直对你很尊重，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说。但是“你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赫鲁晓夫已经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变成了一个“没有人能坦率发言的”一言堂会议。他于1957年在没有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农业产量超过美国的承诺，现在这种承诺已经从尴尬变成了一场灾难。总之，赫鲁晓夫“让人难以捉摸、刚愎自用且桀骜不驯”。
接下来发言的是体格健壮、戴着一副眼镜的沃龙诺夫。“现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了，”他说：“在经历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我们现在又有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然沃龙诺夫是主席团里农业方面的专家，但赫鲁晓夫操纵着农业领域内的政策制定，公开宣扬那些“所有农民都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黄瓜要用盐水来浇灌”，“肥料可以增加产量”，以及“蜜蜂可以传花粉给荞麦”等）。在最近的三年半时间里，沃龙诺夫不是不能表达他的意见，就是“遭到呵斥与侮辱”。他宣布：“现在是让赫鲁晓夫同志退休的时候了。”
亚历山大·谢列平（Aleksandr Shelepin）接着发言。46岁、皮肤黝黑、高大英俊、雄心勃勃的伊农·舒里克（Iron Shurik）（朋友对他的称呼）之所以能迅速在权力阶梯上攀升，也是因为赫鲁晓夫的栽培。赫鲁晓夫将他从共青团领导人提升为中央委员会官员。他1959年成为克格勃头子，后来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很显然，他对勃列日涅夫构成了长期威胁，但是现在两人都将他们相互之间的猜忌放到了一边，以共同对付他们以前的恩人。谢列平指控赫鲁晓夫“粗俗、行为怪诞、自高自大”；他还“性情暴躁、反复无常、喜欢搞阴谋”。列宁曾经指责斯大林的那种“粗鲁”也“完全适合你”。赫鲁晓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滥用“粗鲁的威胁”，让自己身边围着一大帮“溜须拍马的人”。由于过分偏袒，他勾销了位于他家乡卡里诺夫卡一个集体农庄所欠的数以百万计的债务。谢列平指控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苏联带入了战争的边缘，在柏林危机中处置不当，在古巴危机中“使整个世界的命运危若累卵”。
安德烈·基里钦科（Andrei Kirilenko）着重指责了赫鲁晓夫的孤立倾向。想和他讨论工作时，找不到他，或者甚至不能咨询他的意见。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没有给基里钦科打过电话！相反他将时间用在训斥别人上，辱骂他们是肥猪，用诸如“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那副蠢样”之类的话打发别人。
赫鲁晓夫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有表决权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委书记，指控白俄罗斯党委书记基里尔·马茹罗夫（Kirill Mazurov）。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在党的秘密会议上没有了坦诚的讨论。这种奉承与谄媚同样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
列昂尼德·雅夫雷莫夫（Leonid Yefremov），赫鲁晓夫指定的俄罗斯共和国第一代理人，指控他“以特殊的方式”，要么就是在“午餐期间”或“阅读电报的过程中”制定外交政策。由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已经于1947年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因此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受惠于赫鲁晓夫。与容易感情冲动、性情暴躁的赫鲁晓夫相比，身材高大、奉行禁欲主义的苏斯洛夫看上去、听起来、实际上也更为保守（即斯大林主义者），不过他们两人过去却是盟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苏斯洛夫说：“你甚至不了解你已经将事情搞得有多糟了……你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你说党的官员妨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将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正是你自己……你太过听信你家庭成员的话，特别是阿朱别依。你让你的家庭成员和你一起出国。在外交访问中，你却和外国朋友吵得不可开交。我们的媒体中太多地充斥了‘赫鲁晓夫这般、赫鲁晓夫那般’的东西，你的照片也太多了。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到商会主席维克多·格里辛（Viktor Grishin）抱怨赫鲁晓夫已经有四年时间没有会见过他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虽然还有几位没有发言，但是策划者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可以将会议休会到第二天早上，不过他们有点担心，不知赫鲁晓夫在最后挣扎中会有什么突然的举动。在他离开会议厅后，与会的所有人都发誓不接他的任何电话，以防止他纠集同盟，进行反击。然后勃列日涅夫叫来塞米恰斯特尼，询问他会后赫鲁晓夫的轿车开向了哪里？是去公寓，还是去乡间别墅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塞米恰斯特尼告诉他：“这里，那里，所有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
“如果他打电话怎么办？他打电话怎么办？”
“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打电话了。所有的通讯系统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