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是公学风潮的第二天，学堂里不许我们开会，我们那里敢违抗，我们只好在草地上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上来，大声演说，那个人说：“哎哟！诸君，我们为什么给人家逼到这步地位呀！唉！诸君！”那个人说到这里，把手在桌子上拍了几下，几乎把桌子都拍碎了。他又说：“诸君，唉！今天到底是一种何等悲惨的情形，我自己也不知怎样，我心中觉得怪难过的(列位注意这心中两个字，勿忘记)。哎哟！诸君我心中十分难过，难道你们不觉得吗？唉！难道诸君心中不觉得吗？”说到这里，那个人两只眼睛里的热泪便纷纷滚下来了，那个人这一哭不打紧，那时听演说的二百七八十人，都哭起来了。那时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坐的离演说台最近，那个人把桌子一拍，已经把我的铅笔都震折了， 后来那个人一哭，又把我的眼泪也惹出来了。我坐的最近，我哭的最利害，那个人这一哭便把我们的团体，结得铁城一般，我们中国新公学所以得有今日，千辛万苦，挨饿挨冻，总不解散， 这都是那个人一哭之功。19
如此一番折腾，学生们情绪日益激愤。到了9月30日，眼看校方不肯让步，学生们遂开会决议商量解散学校，并扬言要痛打夏敬观、王敬芳等人一顿。夏敬观、王敬芳等人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找来印度巡捕守在学校门口，防止学生寻衅滋事。
剑拔弩张之际，郑孝胥站了出来。10月2日，他在中国公学内贴出布告，表示坚决支持三干事的决定：“张邦杰、王敬芳、黄兆祥三子，尽义务于中国公学，辛苦累年，天下皆知。甫有成立之望，而诸君欲排而去之，此真不义之举，社会所不容。中国人稍知礼义者，尚有郑苏戡在，决不能造成诸君之所为也。”
郑孝胥的公开表态，让夏敬观和三干事有了更足的底气。10月3日，校方贴出布告称：“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所有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
分裂，已经无法避免。据胡适回忆：
这样的压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绝大多数同学的公愤。他们决定退学，遂推举干事筹备另创新校的事。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尔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作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20
学生们与三干事争执的时候，胡适因为脚气病告假回家休养，没有直接参与。但到了风潮正烈的阶段，胡适刚好病愈回校，旋即被选举为校友会的大会书记，承担会议记录和宣言起草等工作。
虽然算不上风潮的中坚分子，但在学生们决定与中国公学正式决裂的时候，胡适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学，进入新公学继续学业。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
学生们将新学校定名为“中国新公学”，又将校舍租赁在离中国公学不远的爱尔近路庆祥里，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和中国公学一较高下。
学生并不多，只有167人，但个个心气都很高，样样事都憋着劲要办得比中国公学更好。经过十来天的筹备，他们竟然真的聘来了教员，排出了功课，拉起了学校的框架，有模有样。
既然是为了自由而来，就要为了自由而战。新公学决定恢复原来的学生自治制度，推举朱经、李琴鹤、罗毅等风潮骨干分子为干事，负责庶务、教务和斋务等事务。可是，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新公学一开办，就不可避免地身陷困境：尽管同情他们的人很多，但真正出手相助的人却很少，因而学校的办学经费异常困难，没办法高薪聘请教员，甚至无法全额发给教员薪资。
捉襟见肘之下，教务干事李琴鹤倒是想出了一个辙：聘请高年级的学生担任新生教员。而非常会读书的胡适很快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找到胡适，开出了新公学所能开出的最好条件：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教学工作，每星期30个小时的课程，月薪80元。但是，他又特别声明一点，由于是自家同学担任教员，薪俸不能全领，总得欠着一部分。
胡适考虑再三，答应了。
其实胡适若能继续上学， 很快就能毕业了。可这时候，胡适的家庭经济出现了一些状况：父亲胡传去世后，家里主要依靠能干的二哥胡觉打理位于上海、汉口的两个小店，生意倒也做得红红火火，尤其是上海的瑞兴泰茶叶店。可惜他的二哥“在上海窑子里爱上了一个妇人，时常不回店里”21，性情大变，从一个敬业勤俭的人变成了一个浪荡奢靡的人，不再有多少心思花在生意上，很快就因为亏空而盘出了瑞兴泰的店业，只剩下汉口一家无利可图的酒栈了。这样一来，养家的任务就落在了胡适的头上。
胡适原本在《竞业旬报》担任主编，住宿和三餐都是报社承担，每期还能领到10块钱的编辑费，倒也能自理。但《竞业旬报》勉强支撑了一阵子，最终还是倒掉了。胡适没有了经济来源，正一筹莫展，恰好接到了李琴鹤的邀约，内心突然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1908年12月30日，在给同乡好友程春度的信里，胡适描述了自己做出这种选择的无奈：
弟来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错迕，遂决计暂且辍学，专以糊口之计，鄙意此为万不获已之举。盖不如此，则弟读一日书，中心一日不安，吾寿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后俟境遇少裕，再来读书，正复不晚。年来以此问题大费踌躇，今决计向此途，此心反觉泰然自得。此时种种留学西洋研究文学之妄想已不再入梦矣。明年啖饭处大约仍在上海，近拟与新公学订约教授戊、己两班英文，每日四时，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22
可以想象，胡适在写这封信时，内心是颇感失落沮丧的，不过，他还是自我安慰似的写了几句告诉程春度，“足下闻之，千万勿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尽管担任教员并非胡适真实的内心选择，但毕竟是一种应对经济窘境的现实需求。胡适决定坦然接受。
在中国新公学的教学工作，并不轻松，每天要教几个小时的英文，回家后还要批改作文。好在胡适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精力充沛，倒也没觉得特别辛苦，反而因为要当教员，更加注重英文尤其是英文文法的研究，“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胡适的努力，换来了骄人的成绩。据他自己后来说：“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23
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新公学不仅没有迅即关门，反而越办越兴旺，这让中国公学的主事者们异常震动。他们心里清楚，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就一天不得安稳发展。于是，新、旧公学合并被提上了日程。
极力主张两校合并的，是中国公学三干事之一张邦杰。风潮初起的时候，他刚好去外省募捐，回来后听说学校分裂的消息，备觉惋惜，便极力主张“破镜重圆”。只可惜，因督造中国公学新校舍，每日奔波于上海与吴淞之间，张邦杰不幸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终未能完成合并新、旧公学的夙愿。
而此时，由于财力维艰，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干事罗毅等主事者们其实同样期待着早日回归大家庭。据中国公学三干事之一王敬芳说：“新公学解散，学生仍回公学肄业的这件事情，据我所知道的，系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君向我辈说新公学经济困难，彼实无法维持，请公学将学生收回。”24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从1909年7月开始，新公学的主事者就频繁与之接触，共议新、旧公学合并办法。7月6日，“罗公毅来，商新公学诸生仍归中国公学事，余允与熊秉三商办此事”。两天后，7月8日，“张俊生来，罗公毅来，皆议新公学停办、各生仍归中国公学之办法”。昔日冤家相对，如今冰雪消融，合并终于将成现实。
到了1909年11月13日，两校负责人李平书、梁乔山、谭价人、罗毅、李琴鹤等，共约郑孝胥到海天村，“约定即日将庆祥里新公学房屋退租，学生皆移入中国公学，所有新公学欠款由公学分别缓急酌为认还”。 根据两校商定的协议，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
11月17日，两校召开新生合并会，仍以夏敬观为监督。至此，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潮，终以双方和解圆满大结局。
有意思的是，胡适没有选择回到中国公学。在新公学即将解散之际，胡适曾连写两首五律、一首七律，倾吐当时的复杂心绪：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艰难又一年。
颠危俱有责，成败岂由天？
黯黯愁兹别，悠悠祝汝贤。
不堪回首处，沧海已桑田。
此地一为别，依依无限情。
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
相携入图画，万虑苦相萦。
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谊，无奈惊涛动地来。
江上飞鸟犹绕树，尊前残蜡已成灰。
昙花幻相空余恨，鸿爪遗痕亦可哀。
莫笑劳劳作刍狗，且论臭味道岑苔。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正是胡适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在他看来，“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25。
可以说，胡适一生坚持的民主、自由、自治等思想，均发端于此。胡适后来曾反复多次提到这次学潮，言语间总是充满坚守信念、敢于献身的悲壮与骄傲，也算是为这段年轻的光阴构筑起一幅五味杂陈的记忆图景。
1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294页。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51页。
3 《胡适外文档案》，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50—51页。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64页。
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66页。
6 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全集》，第二十卷，149—150页。
7 胡适：《本报之大纪念》，《胡适全集》，第二十一卷，74—75页。
8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45—46页。
9 张仲民：《少年胡适在上海时史料补遗》，《清史研究》2012年5月第2期，125页。
10 胡适：《地理学》，《胡适全集》，第二十卷，487页。
11 胡适：《真如岛》，《胡适全集》，第十卷，502页。
12 龚选舞：《四十五年前的胡适》，转引自李敖《胡适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1版，271页。
1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80—81页。
1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77页。
15 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私立中国公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1月第1版，143页。
16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 90页。
17 胡适致程春度函，《胡适全集》，第二十三卷，7页。
18 严海建：《社会政治变迁视野下的学校、学生与风潮：中国公学研究(1905—1936)》，博士论文， 24页。
19 胡适：《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胡适文集》，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548页。
20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85—86页。
21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五卷，黄山书社1994年11月第1版，589页。
22 胡适致程春度函，《胡适全集》，第二十三卷，11页。
2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87页。
24 王敬芳致胡适函，《中国公学史料拾零》，《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62页。
2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