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讲述技术革新的书籍。那么，一名经济史学家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呢？技术是关于如何获得对人有用、令人愉悦的物品和服务，即，它是关于生产制造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分野，并非像海明威所说的那样在于“富国比穷国的钱更多”，而在于富国生产了更多的物品和服务。富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技术更好，即，富国为了生产性目的，控制和利用大自然和人员的能力更为高超。如果同仍然肆虐于大多数亚非国家那令人震惊的贫穷相比，西方基本上是舒适的，乃至是富裕的，这主要归功于西方的技术。正如一个作家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相信在简单技术上所做出的无趣、平凡、注重实效和朴实无华的进步……这些技术进步正在欧洲发生着……若干次这样的进步就会把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大量穷困和不幸一扫而光”（Jones，1981，p.69）。西方的技术优势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想要完全理解它，我们惟有愿意回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进行分析才能做到。诚然，技术并不能独占全部功劳，诸如在法律、贸易、管理和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全都有所贡献。但是，本文将力图证明，技术革新正是西方崛起的真正根源。技术革新是富裕的杠杆。
技术是如何变革的呢？如同科学和艺术那样，技术是经由人类的创造力发生变革的。人类的创造力是罕见而神奇的现象，在这些现象中，人们达到了以前从来没有实现的洞察力。当然，技术革新迥异于艺术或科学创新。技术革新往往更为现实，在技术活动的中心，具有巧妙和贪婪等世俗特征。不过，它同艺术和科学确实也有共通之处，这就是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依赖于灵感、运气、天分以及想要超越前人成就的无法解释的干劲。今天，虽然有些发明是通过身穿白色三件套工作服的研发工程师们的冷静筹划而得到的，但是，我们的经济世界之所以如此，却是由于大量的具有不同源泉的技术革新。我将努力描述、然后解释这种革新。不过，这项任务却是永远都不能彻底完成的。在人类天赋的奇迹面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不解因而充满了敬畏。当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时，我们不能解释贝多芬头脑中的活动；同样地，对于诸如蒙哥菲尔（Montgofier，氢气球发明者之一—译注）和威斯汀豪斯（Westinghouse，1846—1914，美国发明家——译注）等人的突破性思想，我们也不能予以“解释”。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他们都认识到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和革新人（homo creativus）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有些人会充分利用上天允许他们拥有的东西，另一些人则对大自然的旨意加以反抗。像所有的革新一样，技术革新也是一种反抗行为。如果没有技术革新，我们人类仍将过着恶劣而短暂的一生，累死累活却生活得不舒适。
本书得以成书和出版，自然离不开许许多多的朋友和同仁。本书以某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向他们表达谢意始终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但是，出现在封面的是我的而不是他们的名字，所以，对于书中出现的过失、误述、错误以及引用不当，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下面谈一谈本书的起源。许多年以前，我工作于西北大学经济学系。一天下午，同事迈克尔·席勒（Michael Scherer）走进我的办公室，提议我写一部关于技术进步的“小专论”。我向他保证，我至多在夏季花几个月就可以写好。那天下午，虽然我没有从他那儿购买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指很划算的买卖），不过我确实答应了这件事。其结果是，这个承诺却让我在图书馆里面和文字处理器前度过了无数漫长的夜晚。就这样，迈克尔播下了本书的种子。尽管由我使之开花结果，但在整个成书过程中，他一直给予我支持和帮助。为此，我只能希望读者不会在本书中发现任何对他不利的东西。
在知识层面，本书的灵感来源不一，其中有许多我都记不起来了。对于讲授经济史十四年之久的人来说，吸取大量的、来源已不可考的信息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其中有许多书籍却大有裨益，让我一再惠顾，获得洞见、灵感和知识。这些书籍是：大卫·兰德斯（David Iandes）的《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Theunbound Prometheus），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中世纪的宗教和技术》（Medieval Religion andTechnology），埃里克·琼斯（Eric.Jones）的《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艾伯特·佩森·乌舍尔（Abbotlt Payson usher）的《机械发明史》（HistoIv 0f Me—chanical Inventions），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的《洒方技术中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s in WesterFechnology）。
在西北大学的同仁当中，我还想提到其他许多人。他们在阅读了我的许多半生不熟的手稿后，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鼓励；不仅如此，他们还给予我同志般的友谊和情感上的支持，没有这些，我是无法完成本书的。他们是：路易斯·凯恩（Louis Kain），查尔斯·卡洛米瑞斯（Charles Calomiris），卡尔·德·施韦尼兹（Kml de Schweinitz），杰克·高尔斯通（Jack Goldstone），大卫·赫尔（David Hull），乔纳森·休斯（Jonatshan Hughes）和莎拉·玛扎（Smah Maza）。我的许多研究生也备受本书接二连三的手稿的打扰，他们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其中，我尤其要感谢凯瑟琳·安德森（Katheine Anderson），阿弗纳尔·格雷夫（AvnerGeif），保罗·哈克（Paul Huck），林恩·基尔斯林（Lynne Kies—ling），约翰·奈尔（John Nye），加布里埃尔·森森布雷纳尔（Gabriel Sensenbrennel），丹·希曼（Dan shiman），理查德·斯佐斯塔克（Richard Szostak）和玛莎·威廉姆斯（Martha williams）。我逐渐意识到了拉比·阿基瓦（Rabbi Akiva）的著名格言所蕴含的深刻真理，即，从导师处获益良多，从同仁中获益更多，从学生中获益最多。
在西北大学之外，我最感激的要数科尔马克·格莱达（Cole Mark Crada）。其耐心和智慧享有盛誉，多年来源源不绝，至今仍是我不可或缺的资源。阅读过本书手稿的其他朋友更多，名单长得让我困窘不已。他们从书中发现的错漏之多同样让我局促不安，他们还对我的行文提出了批评意见，我却没有理会，其中抱怨最大者莫过于我没有按他们的意愿写作——如果他们去写的话本来会这样做的。他们是：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威廉姆·鲍摩尔（wiuiam Baum），鲁文·布雷纳尔（Reuven Brennel），朱丽亚·伯恩斯（Julia Burns），保罗·大卫（Paul I）avid），简·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斯蒂芬诺·费诺尔蒂（Stefano Fenoaltea），乔治·格兰瑟姆（George Grantham），尼克·哈雷（Knick Hartey），丹·赫德里克（Dan Headrick），埃里克·琼斯（Eric.Jones），威廉·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唐纳德·麦克罗斯基（Donald Mc一Coskey），威廉·帕克尔（W.iam N.PaLrker），理查德·斯佐斯塔克（Richard Szostak），安德鲁·沃森（Andrew Watson），K.D.怀特（K.D.White）和宾·温（Bing Wong）。1988年10月，加利福尼亚大学全体经济史群体举行了一个会议，会议对本书的一个早期手稿进行了讨论，并给予了许多有益的想法，不过我未能把这些想法全都付诸实现。
我的研究助理埃里克·泽亨德尔（Erik Zehender）对我忠心耿耿，有求必应。三年来，他不仅帮助我抢占西北大学图书馆书架上的图书，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向图书馆馆际出借部不断索取越来越多的服务。芭芭拉·卡妮（Barbara Karni）女士在编辑本书手稿时像平素一样一丝不苟、游刃有余。在本书最后付梓阶段，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赫尔伯特·阿狄森（Herbert Addison）先生以其渊博的图书和出版知识作出了贡献。多年来，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日常事务负责人安琪·坎贝尔（AngieCampbell）、安·萝丝（AnnRoth）和弗洛伦丝·斯坦（Florence Stein）等三位女士也给予了帮助和支持。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杰克·雷普切克（Jack Repcheck）先生。
我的妻子马格丽特（Margalit）以及两个女儿娜玛（Naama）和贝丝娣（Bestv），不论是否所需，总是陪伴在我的身边，给予我莫大的安慰和支持。
约尔·莫基尔
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Evanston，IL）
19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