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审美意识”是时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有机统一。这首先体现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关注新鲜的生活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度开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时代生活发生了种种新变化，以至于人们很难用传统的观念来解释和表现新现实，才有了新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的诞生。比如，面对“三农问题”中的一系列尖锐矛盾，《三连襟》将一些“新鲜的生活材料”在由三个毗邻的行政村所构成的艺术舞台上铺开，并通过三个连襟之间的性格冲突和情感纠葛反映出新的农村现实及其历史的新趋势。在今天，新鲜的生活材料处处可见，因此，一旦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这些新鲜材料进行敏捷地捕捉，就可以使其审美开掘和艺术表达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其次，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要积极地介入和表现当下现实生活及其矛盾，同时还要在历史哲学的审美观照中流露出浓郁的历史诗情。在论及改革题材影片的创作时，张卫指出：人们“有这么一种错觉，即，改革题材涉及的是现实生活，而反映现实容易失之浅薄，缺乏历史深度，似乎只有历史题材才具有历史文化的深沉内含和哲思真理。”
其实，“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高度迫近决不是影片肤浅和速朽的原因，能否具有历史深度，关键在于是否对人格心态中的历史积淀做深入地开掘。因为人的性格心理虽然处在改革的背景下，但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最能体现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千年沉淀和时代渗透，最能折射历史环境的延续、演进和更替。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题材更富于历史感。不仅如此，改革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运动，也不仅是表层状态的体制变异和完善，更是我们民族性格心态的移迁和更新，因为改革才使得潜伏在人们精神中的因袭重负刺眼醒目，才使我们看到许多善良人包括改革者自身意识深处的历史遗传基因，才显现出他们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痛苦反思和振奋欢欣。”因此，“在处理改革题材时，应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和高远的探察视野，研究描述我们民族从传统人格心态向现代人格心态转变的艰难历程，就自然使银幕形象显现出深刻的历史本质。”当然，历史意识和当代意识如影随形。诚如张卫所说：“改革题材影片不但应有历史意识的贯穿，而且，应有当代精神的折光，因为开掘人格心态的历史积淀必须凭借当代意识的俯瞰。”要不然，如果“创作者的文化心理与历史沉积在同一水平线上，缺乏当代意识的审视高度”，那么，“在创作过程中，其潜意识深层中的习惯隋力常常就会发生作用，使得改革题材影片自觉不自觉地欣赏或重复应该被改革的精神现象和心态样式，同时也落入陈腐艺术观念的窠臼。”[50]
可以说，以上情形和论述对改革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来说也是适切的。特别是，在《雪野》、《辘轳·女人和井》、《篱笆·女人和狗》、《古船·女人和网》、《颖河故事》、《当家的女人》等一批农村改革题材电视剧中，时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有机统一使作品折射出不同寻常的内在力度和思想之光。比如，《辘轳·女人和井》、《篱笆·女人和狗》、《古船·女人和网》这一“三部曲”之所以引起广泛反响，主要原因在于，在作品的影像书写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撞击是作品的神经中枢，剧中人物从心灵到行动都始终处在新旧观念和思想感情的斗争漩涡里，并且，作品在运用现代思维考察农民性格深刻变迁的同时，又确定了新的审美流向，其间赫然交织着、显现着时代意识的深入思考和历史意识的深情眷顾。
2.3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复杂关系
新时期伊始，改革剧艺术叙事的主导趋向有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在经历了“文革”期间忽略物质生产的极“左”路线之后，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成为了一个民族整体性的追求；二是，在经历了“文革”期间极端的社会控制之后，有关“人”的话语被放置到了思想文化的中心位置。就前者而言，对经济发展的现代追求和对生活改善的热切渴望是改革剧的基本叙事目标，它试图通过表现当代人的物质性焦虑来陈述现代化的紧迫性，并呼唤现代文明的降临；就后者来说，“人”被指认是一个明确而崇高的目标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起点，对“人”的寻求和遵从是改革剧艺术叙事明确的审美价值取向，并且，作品的影像书写还力图为人们提供一种有关“个体”与“群体”有机互动的价值选择。诚然，作为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话语和作为精神层面的主体性话语对改革剧的艺术叙事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们之间又常常存在着一种难以消泯的内在紧张与矛盾。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改革剧中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矛盾关系。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创作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复杂关系，童庆炳、陶东风等学者曾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论述。[51]在这里，所谓“历史理性”，是指对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理性把握和实践选择，它包含着对一切能够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行为的肯定；所谓“人文关怀”，是指对处于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人的生存发展要求，以及对人的权力、尊严、情感和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关爱。相对而言，历史理性更为关注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要求，更为重视改变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以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人文关怀则侧重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重视对人的道德良心、情感愿望等精神家园的维护与守望，更加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由生命本性的张扬。在实质上，作为一个辩证命题的双向展开，虽然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两者维度不一，但它们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彼此沟通互补的。具体说来，在“历史理性”的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除此之外，历史没有，也不应当有其他的目的，因此，真正的历史理性就必然包含着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关心，必然包含着对人的现实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的尊重与回应。假如某种历史实践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合理目标，把人当作工具来役使，以服从别种目的，那么，它就既无历史理性可言，也无人文关怀可说。其次，在“人文关怀”的维度，尽管其价值取向更为注重和维护一个人及个体生命的生存权利与发展要求，但只要不是抽象、孤立地看待“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任何个体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离不开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人文关怀也就必定要促进社会的变革和文明进步。
通过对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辩证考量，我们可以说，在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中，缺乏人文关怀的历史理性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同样，缺乏历史理性的人文关怀也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对此，童庆炳、陶东风指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都是艺术家“照射现实的思想‘光束’。”其中，“历史理性必须具有人文关怀的维度”、“人文关怀必须具有历史理性的维度”。[52]在这里，检视改革剧30年来的艺术创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剧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那么，创作者又如何面对这种矛盾情形？是寻找各种理由回避现实或向现实妥协，还是秉持独特的思想光束来映照现实人生？更重要的是，在艺术创造的审美烛照中，创作者又如何在悖反的两难处境中进行价值判断，并把握和确立一种合适的审美价值取向？对此，我们拟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展开论述。
2.3.1疏离与错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广泛、深刻的冲击和影响。在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否同步发展，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能否和谐共存等重大命题，既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广阔的思考空间，也给它带来了空前的挑战。显而易见的是，历史理性呼唤社会发展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人文关怀则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大声疾呼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要改善人的精神、情感生活，要完善人的道德理想。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前者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同步改善，后者的呼唤并没有引起前者的有力回应，相反，两者却常常出现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悖反”情形。即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快速进步，人的价值尊严、情感生活和道德理想却出现了种种难以阻止的失范和伤害，而人文价值的缺席反过来又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2.3.1.1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悖反
不必赘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毋庸讳言，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失序情形和腐败现象到处存在，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增无减，人文精神的失落、伦理道德的滑坡也没有有效遏止。这表明，“改革开放”决不是一首轻松的抒情诗，而是一种有着剧烈阵痛和艰难险阻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工业文明和经济的现代发展一方面使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提升，另一方面又让人性受到了某种摧残与扭曲；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另一方面又使诸多违背人文精神的污泥浊水沉渣泛起。面对这种现实，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对西方世界17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及社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就历史发展而言，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认为，“恶”只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诚然，恩格斯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性，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权利。”[53]
然而，欲望中的“恶”不具备剥离历史和道德价值框架的自足性，因此，面对“恶”，正确的价值判断不是单纯的、固有的道德评判，也不是一味追逐新的、肤浅的历史评判，而是要实现“历史理性—人文关怀”，或“历史—道德”的统一。在这里，就艺术创作来说，恩格斯对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所进行的论述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一方面，恩格斯以其历史辩证法承认“恶”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艺术创作在描写人类的经济社会行为时，应当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承认这种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必然性，而不是用纯粹的道德标准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艺术创作要强调对“恶”欲的限制，要正视这个“道德的基础”所导致的“自然后果”和“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要以一种道德的衡量器评价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在艺术家看来，“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任何为历史进步而进行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以人性和人的良知、价值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