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在谈论超自然的虚构时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被想象出来的那些事件和主体都有些超自然，但观众/读者所追求的是作品提供的审美趣味和感染力，为此观众“自愿悬置怀疑”，设想作品中的情境是真实的。根据“自愿悬置怀疑”来刻画读者的状态，不同于幻觉或受骗的情况。因为幻觉或视觉“谎言”暗示了观众的消极和缺乏自我意识，而“自愿悬置怀疑”这一思想似乎具有某种积极的、主动的含义。它似乎是观众自己选择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行为，观众是有意识的。在“自愿悬置怀疑”期间，观众似乎可以把虚构的事件和角色当做真实的。
柯勒律治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是如何“自愿悬置怀疑”的。要被悬置的“怀疑”，应该是一个信念，但与一般的信念不同，它是一个否定的信念，可以称之为“怀疑”。悬置这样的信念，就把阻止我们的情感反应的东西放到一边，这样我们就能设想凶手是真的。并且这个过程是受到我们的意愿控制的，我们“自愿悬置”自己关于他不存在的信念，这样关系到他的悬念就能发生。
但我们真能“自愿悬置怀疑”吗？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曾系统地反驳了“自愿悬置怀疑”的观点。从他的反驳中，可以概括出三个有力的论证：（1）“自愿悬置怀疑”意味着我们有意地采取了一个行动，而事实上，我们完全意识不到自己采取了这个“自愿行动”。（2）如果说这个悬置怀疑的行为是下意识的或默会的，就不能说它是一个“自愿悬置”。如果诉诸精神分析学的压抑机制，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行动是因为它被压抑了，它就更不可能是一个自愿行动。（3）最重要的是，“自愿悬置怀疑”这一思想蕴涵了一个观点：一个人可能任意地相信某个对象。那个“怀疑”事实上是一个否定性信念，对它的“自愿悬置”，意味着我们的信念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而事实是，我们不能任意决定自己相信什么。
的确，信念并不是受我们自己控制的，否则，它在我们的认知系统中就不能发挥其功能。正如福多等当代学者反复说明的那样，如果我们的知觉和信念系统是被意愿或偏好/偏见决定的，这样的生物在进化中将没有生存的机会。我们不能任意决定自己的信念，“相信”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状态，而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状态。由于“自愿悬置怀疑”这一概念蕴涵了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相信或不相信什么，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
然而，一些电影理论家试图用“局部幻觉”来解释“悬置怀疑”的思想：我们的观影经验可以解释为某种局部幻觉，而不是整体的幻觉。达德利·安德鲁（Dudley Andrew）用贡布里希关于绘画的幻觉主义观点来解释电影影像。贡布里希认为，在观看绘画时，我们依赖于局部的错误信念来理解绘画，他用“看做”（seeing-as）这一模型来刻画观者心理状态的特征。“seeing-as”是维特根斯坦在解释兔鸭图这类有歧义的图案时使用的词语：面对一张兔鸭图，我们可以一会儿把它看做一只鸭子，一会儿把它看做一只兔子。在面对一般绘画时，似乎也可以说，我们把传统的写实主义绘画看做平面的（作为一块画布），但它看起来又具有深度（作为一个自然空间的再现）——首先它是一个图画平面，然后它又被看做具有三维效果。实际上，看歧义图案的经验与看一般绘画和电影的经验似乎并不相像。我们并不是一会儿把图画看做平面的，一会儿又把它们看做三维的，在此之间往返，就像一会儿看见鸭子，一会儿看见兔子那样转换。在观众的视域中不存在这样的转换。对于歧义图案，我们必须先以一种方式来认出一个图案，然后以另一种与之相互排斥的方式认出另一个图案。而在看普通图画和影像的时候，我们认出它是一个图画，同时认出它是关于什么的图画。这两种辨认是同时发生的，而不像在看歧义图案时那样一前一后。
安德鲁把“seeing-as”解释模型运用到电影再现之中，用两种心理状态之间的“摇摆”（oscillation）来解释观影经验。然而这种“摇摆”，不是在二维与三维的空间认知之间的“摇摆”（贡布里希的论点），而是在“相信”与“怀疑”之间的“摇摆”（柯勒律治的论点）。这样一来，贡布里希的“摇摆”与柯勒律治的“自愿悬置怀疑”被结合在一起，用以解释电影观众的“局部幻觉”。安德鲁写道：很明显，在所有“seeing-as”的例子中最核心的“摇摆”（oscillation），变成了电影中的相信与怀疑之间的“振荡”（vacillation）。电影迷人是因为我们交替地把它看做真与非真，也就是说，既当做参与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经验世界，又滑落到电影自身那十分不同的银幕世界。只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注意行为，才能使我们只关注光、影、色彩，而不把它们作为它们表现的对象来感知。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只有同样强大的幻觉性的注意模式，才能自始至终地维持我们感知的东西与日常世界之间的相互转换，消除影像和所指之间的所有差异。电影似乎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作为“现实和影像”之间的互动而存在。对于一般电影经验和每一观影事例的电影经验，都可以根据那些现实的知觉提示和那些标志着抽象的力量和抽象的类型的提示之间的比率来分析。
安德鲁把不同视觉经验之间的“摇摆”，转换成了认知态度的“摇摆”：我们在“相信”与“怀疑”之间“摇摆”。但是，说观众先是相信诺曼和玛丽安就在我们面前，然后又怀疑，然后再相信，再怀疑，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肯定自己看到的东西之后，又否定自己看见的是真的，这样的不断“摇摆”只能带来混乱，而不能带来对电影作品的理解。悬置怀疑，哪怕是局部悬置怀疑，都很难解释我们对影像再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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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对我的质疑提出反驳，可以认为是在对电影艺术提出“愚蠢的问题”（silly questions）。的确，将观看电影的经验与日常经验一一对应是愚蠢的。就像我们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如果我们一定要追问那个粗鲁的奥赛罗为什么可以说出诗一般的语言，就是在对戏剧提出“愚蠢的问题”，因为艺术虚构有它自身的逻辑。然而，这恰恰是学术思考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日常经验的逻辑作为参照，我们永远无法解释艺术经验的逻辑。电影是虚构的，但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接受和赞同那些关于虚构的假定，认为片中的人物、情节“合情合理”，又在什么意义上指责影片“不合情理”？将电影类比为“梦”或者“镜子”，将我们的观影经验笼统视为“认同”，这些高深而玄妙的理论根本无助于回答上述问题。相反，“愚蠢的提问”反而可以打开一条让我们直接面对观影经验的道路。但这是一个比替代性研究困难得多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不是任何一种体系性的理论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