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叙事、虚构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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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情感的逻辑:当代艺术哲学中的“虚构悖论”研究(4)

如果不是我们进入到某个虚构世界中去,那么能把虚构性角色拉到现实世界中来,作为我们的情感反应对象吗?安娜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物,她从未存在于、将来也不可能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思想理论家提供的情感反应对象的候选者,就是卡罗尔、拉马克所称的“思想内容”,而电影理论家穆尔维·史密斯更直接地称之为一种“想象”,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表征。卡罗尔和拉马克将分析哲学奠基人弗雷格使用过的“思想”一词进行了改造。卡罗尔说:“信念和思想都具有命题性内容。但是对于思想,这种内容只是在没有承诺它为真的情况下被‘想到’(entertain)的,而具有一个信念就是承诺那个命题的真。”

这里假定的“思想内容”、“真值”和“信念”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严格说来,一种思想内容,哪怕它是在一个命题性描述语言之下被识别的,也不能够作为“真”和“假”来理解。一个判断或断定可以包含同样的命题性内容,并因此具有真值,但作为某个思想却可以既不包含判断也不包含断定。由于这个原因,表达式“A想到P”就并不包含“A相信P”。这种信念不必出现,源自于虚构的“思想内容”并不是必须被相信。因此拉马克说:“我们可以被关于某些东西的思想吓住,而不用相信有任何相应于思想内容的东西存在。我们必须相信的至多不过是那个思想是可怕的。而这种信念与我们对虚构的其他信念之间不会产生任何悖论。”

一些理论家指出,“思想理论”的贡献在于割断了“情感和信念之间有必然联系的假定”。的确,我们欣赏虚构作品,主要不是为了做出真和假的判断。但是,想象性心理活动如何能够说明我们对这个虚构作品的反应?是什么决定了我应该同情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是害怕她或钦佩她?作为被引入的情感反应对象,这种“思想内容”或者“想象”可以是任意的、无规则的。如果审美情感中认识性规则的限制被完全取消,我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恐惧”、“妒忌”甚至“仇恨”安娜。前面已经说过,这有悖于认识论立场的分析美学的根本精神。思想理论家提出的方案是,我们的思想内容不是任意产生的,而是由作品中的虚构性句子(或者“表述”)的含义决定的。虚构性句子的用法不同于断定,正如思想内容不同于信念。拉马克认为,说“奥赛罗杀死了苔丝蒙德娜”,这个句子不是在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做出断定,而是“一个更大的句子的缩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赛罗杀死了苔丝蒙德娜。”而“奥赛罗”、“苔丝蒙德娜”也不是真正的名称,它们没有指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对象。在这里,拉马克再次诉诸弗雷格,认为这两个角色名称仅仅指称它们的“含义”,即它在故事中的指称对象的“显现方式”(mode of presentation)。也就是说,虚构性角色的名称的含义将由虚构作品中的描述给出。例如,“苔丝蒙德娜”这个名称的含义,是由如下摹状语给出的: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中一个名叫苔丝蒙德娜的人,她弄丢了自己的手帕,她天真地向卡斯欧倾诉,她被那个爱妒忌的丈夫杀死……诸如此类。

因此可以说,思想理论家的方案是把虚构性角色带入我们的世界中来。但是这个虚构性角色不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想象性存在物而进入的,而是作为一系列具有常规性含义的摹状语的复合物而进入的。“在虚构世界中,它们作为人而存在;而在真实世界中,它们仅仅作为摹状语的含义而存在。”

问题是,“思想内容”与虚构性句子的命题内容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卡罗尔认为在我们的思想内容与虚构性句子和描述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因果性的、基于内容的联系。也就是说,文本中句子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内容。在同一意义上,拉马克说:“我的结论十分简单:当我们对虚构性角色产生情感反应时,我们是在对心理表象或者思想内容做出反应,而这些思想内容是可以通过从虚构性句子的命题内容中恰当地推出的摹状语来确定的。”因此,思想内容可以产生真正的情感。

总体说来,思想理论家的工作是在“认识论转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而他们要去解释的是一种具有相对客观性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尽管他们未必严格地使用了弗雷格的“思想”一词,却继承了弗雷格要用“思想”在绝对主观领域和实在世界之间划出“第三域”的精神。“思想既不作为表象属于我的内心世界,也不属于外在世界,即感官上可感觉的事物的世界。”“思想不完全是非现实的,但是它的现实性与事物的现实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通过思考者的活动而产生的,没有思考者的活动,它就没有作用。”但是,思想理论家把“思想”改造成作为文本和观众的情感反应之间的中介的心理实体,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它可能无法解释作品的感性特征直接引起的情感反应。例如在看恐怖片时由一个面目恐怖的怪物引起的害怕,很可能是一种直接的视觉刺激造成的情感反应,其中并不需要关于这个怪物的“思想”的介入。并且,思想理论仍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拉德弗德那个刁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同情”安娜·卡列尼娜,一方面又决不愿意改变她在作品中的命运?并且,这导致“思想理论”在处理另一个涉及情感的问题——“悲剧引起快感的问题”时,也有很大困难。

回答拉德弗德提问的三条路径,现在显然还不能确定哪一条最有希望。但我的确认为思想理论家选择的是一条更切实的道路。“幻觉论”把问题归结于一个被动的、消极的,至少是天真无知的观众;“假装理论”安全地消除了我们犯错的可能性,却吝于断定任何事实,以至于在“语境”中取消了一切;“思想理论”选择了从正面去解释和揭示使得我们对一个虚构性文本产生真实情感的心理机制和原则。此外,坚持艺术引起的情感独立于存在信念,在我看来是合理的,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认识论立场——除了联系实在的“存在信念”,也许我们还能找到别的规定审美情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