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悬念是目前在英美电影理论界和美学界备受关注的问题。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关于叙事性悬念的理论，是这一话题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引起了不少争论，却仍然显示出雄辩的力量和广泛的实用性。为了完整、系统地理解卡罗尔的电影悬念理论，本文从卡罗尔关于一般叙事的论述开始，再深入其对悬念的刻画。
一、叙事性联系
卡罗尔长期关注一个问题：作为一种“再现形式”（representation）的叙事，与其他再现形式——如逻辑推理、记录、编年史等等——之间，究竟有何实质性区别？根据他的理论，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再现的内容：被再现出来的诸事件和/或事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叙事性联系”（narrative connection）。卡罗尔把叙事性联系归结为：
（1）话语再现了至少两个事件和/或事态；
（2）这种再现在整体上是以一种“向前看”（looking-forward）的方式；
（3）这种再现涉及至少一个被统一起来的主题的历程（career）；
（4）在这个历程中，诸事件和/或事态之间的时间关系被清楚地组织起来；
（5）在这个历程中，事件序列中前面的事件至少是后面的事件和/或事态的因果上的必要条件（或是对它们的促进）。
卡罗尔关注的是，一条话语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叙事”。在他看来，叙事和叙事性联系是密切联系着的：“我不怀疑，当我们称更大规模的话语——例如历史或者小说——为叙事的时候，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拥有大量的叙事性联系，或者因为它们具有的叙事性联系特别突出，或者二者皆是。”
沿着莫顿·怀特的路径，卡罗尔区别了“记录”（annals）、“编年史”（chronicle）和他所说的“真正的叙事”。一条记录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对诸事件的罗列，它的组织原则仅仅是时间顺序。例如，“东罗马帝国在1453年覆灭；美国宪法在1789年通过；俄国在1905年战败。”但是，当一条记录与一个统一的主题相结合，就得到一条“编年史”。例如，“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年；拿破仑在1805年称帝；拿破仑在1815年于滑铁卢战败；随后波旁王朝复辟。”“编年史”具有清楚明了的时间结构，同时也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例如后一串话语所涉及的法国历史。
但是，卡罗尔相信，“编年史”中诸事件之间的紧密程度对于作为一条“真正的叙事”来说仍然是不够的：如果我说“我醒来；接着我穿衣服；然后我去上课”，我猜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不足以成为一条地道的叙事，尽管这里引述的事件可以成为一条叙事的构成成分。但是，为什么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呢？泛泛说来，因为它所提到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在卡罗尔看来，那种“足够紧密”的、足以把一条“编年史”转换成一条“真正的叙事”的联系，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那些原因在那个因果场（causal field）中对于那些结果是必要的（尽管可能不是充分的）。卡罗尔通过如下例子来说明对这种“叙事联系”的要求：不妨考虑一下这一假定性的叙事：“阿利斯塔克假设了日心说，从而为许多个世纪之后哥白尼的发现做好了准备。”这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日心说，并且它有时间顺序——阿利斯塔克假设了日心说，而哥白尼在几个世纪之后得出了同样的认识。此外，如果这是我们称之为关于预期（或者预示）的叙事的话，那么，第一个事件——阿利斯塔克的发现——是预期第二个事件——哥白尼之发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这是一条叙事的话，那么我们对叙事性联系所需要的就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具有因果性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阿利斯塔克的发现没有对哥白尼的发现造成什么影响，那么，我认为说这是一条叙事就十分勉强。这是一串有趣的事件。事实上，对于这个序列中的第二个事件的提及，回溯性地揭示了前面的事件的意义，而我们将会看到，回溯性的意义是叙事的常见特征。然而，当这些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它们似乎更像是巧合而不是叙事的顺序，至少，如果你承认叙事包含一个统一主题中的变化，并且在这个主题中的变化是因果过程的一个函数的话，就是如此。
卡罗尔承认，丹托曾经在《叙事与知识》中提及的那种“回溯性的意义”是叙事的一个典型特征，但又认为，这不应该被当做叙事的标志。因为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的话语“阿利斯塔克假设了日心说，几个世纪之后哥白尼再次发现了它”，提供了丹托所说的那种对回溯性意义的理解。“它暗示了阿利斯塔克的发现就是哥白尼的发现这一论点——但是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那样，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因为它缺少叙事性联系。”用卡罗尔的术语来说，阿利斯塔克和哥白尼的发现是一个“编年史”的成分，但不是一个叙事，因为它们仅仅是属于一个共同话题的前后相继的事件，但在因果关系上没有联系起来。因此他认为，前面的事件并不仅仅是作为后面的事件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必须是一个因果性的必要条件。
也许这种叙事性联系并不能充分地刻画叙事的特征。无须争论，叙事是独特的，不仅是由于它们所再现的东西，也是由于它们如何再现这些东西。但如下观点仍然可能是正确的：当说到叙事中被再现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因果关系是核心。
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早已有过类似的表述，只不过他把卡罗尔所说的“叙事”称之为“情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情节”正是使关于诸事件的描述联结起来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使得被描绘出来的事件“按照必然性或者偶然性”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并且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明显是因果关系上的：情节有单一和复多之别，因为情节所模仿的行动显然也是如此。所谓“单一的行动”是指……那种连续一体的、没有反转（peripeteia）和认辨（anagnorisis）角色的命运就能发生改变的行动。所谓“复多的行动”是指或由于反转或由于认辨，或由于两者而导致角色的命运发生改变的行动。反转和认辨应当出自情节的结构，使之成为业已发生的事件的必然或偶然的结果。事件是此先彼后地发生，还是此因彼果地发生，两者大相径庭。由此，亚里士多德批评了那些沿着非因果性的线索来结构一个情节的诗人：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主人公只有一个，就认定情节是单一的。许多乃至无数的事件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有些事件是不能归结为一个事件的；同样一个人有许多行动，而这些行动不能合并为一种行动。似乎曾经写过《赫拉克利德》和《特西德》以及其他类似作品的诗人都犯了错误。他们认为，赫拉克莱斯是唯一的个体，因此情节必然是单一的。而荷马正如在其他方面高人一筹，在这个问题上或出于天赋，或出于技艺，也了解得十分透彻。在创作《奥德赛》时，他并没有把主人公所经历的全部事件都一一写进诗中，例如在帕那尔索斯山上受伤，在募集军队时装疯卖傻，这两件事并无必然或偶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