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纪
一
学术的精进，同政治的昌明、国防的稳固、经济的繁荣、民生的安乐一样，都是历朝盛世的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观察，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共振，既相互协调，又相互促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满足了上述条件的社会形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大约就可以称之为太平盛世了。
然而上述标志盛世的诸般条件中，学术一条却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我们不难从历史上找出社会动荡而学术繁荣的特例，如春秋战国；但是，这种独立性却又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你不可能从历史上找出一个学术委顿而社会进步的实例来。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因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诸多社会因素扭结而成的复杂结构，其复杂的程度往往超出当时的人们所能把握的地步，所以，其往往不可预测和难以掌控，稍不留意，便如脱缰的野马，不知所之。相比之下，作为纯粹人类思维活动的学术实践，却不太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可以独步于所住社会的节律之外。孔丘先生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一辈子东奔西突，四处碰壁，穷困潦倒，遭人白眼，惶惶然如丧家之狗，却创建了绵延两千五百年而不衰的儒家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活动既受制于经济基础，又可以超越于经济基础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如果可以将学术活动视为一种生产的话，那么，这种生产至少不能和物质产品生产之间画上等号，因为精神毕竟不能等同于物质。理论上说，任何物质产品都可以明码标价，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论斤售卖吗？由此，衡量一个时代学术生产是精进了，还是委顿了，其标准应该不在学术产品产出的数量，而在学术产品的质量。将学术生产的衡量标准GDP化，以论文或项目的数量和行政级别来换算学术生产的优劣，并由此出发去奖惩学术生产者，不知是学术体制的进步还是悲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也好，老子也好，落到这样的学术体制之中，只怕是连个讲师也未必能混得上。
学术的繁荣不在于论文的数量和项目的级别，而于在学术本身的精进，在于为人类发现新的、有用的知识，以帮助人类去认识未知世界。有价值的学术活动，在于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最终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围绕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地打转，不是拿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不是挥舞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同一“问题”做反复的学术操练而最终推演出相同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一样。
当其他诸般社会条件都齐齐地昭告盛世降临，而学术反倒萎靡不振的时候，就只能从那个时代从事学术工作的群体精神及其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中去寻找原因了。毫无疑问，首先是学术的价值观、发展观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领域也存在一个尽快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没有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发展如果不能持续，发展有何意义？一个民族学术的委顿是民族创造力的委顿，是民族想象力和推导力的委顿，说到底，是民族心力的委顿。心力的委顿必然导向心的死亡。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其危险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时值金秋，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在陆续公布了。可以肯定的是，今年又没咱们中国人的份儿——化学奖得主之一的钱永健虽是钱学森的堂侄，但人家是美国籍，不能算数的。你可以说它的和平奖、文学奖含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之文化上的种种隔阂，咱不必去想；你也可以说经济学奖受华尔街“金融黑帮”所左右，咱也不必一顾，但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及医学奖呢？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就得承认其所有自然科学奖项的评选是令人服气的。至少那并非欧美白色人种的一统天下，印度、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得奖的大有人在。再看看东邻的日本，时不时总能看见他们榜上有名，今年，又有下川修获化学奖，小林诚、益川敏英获物理学奖。同是黄种人，同样以汉字为主要书写符号，为什么他们能，咱们就不能？难道日本人真的比咱们聪明许多吗？如果不认这个输，那又怎么解释，我堂堂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洋洋十三亿众的人口、整整三十年的太平盛世，为什么就跟诺贝尔奖无缘呢？
是的，我们毫不掩饰内心对于包括诺贝尔在内的一切学术荣誉的向往。但是，一切学术荣誉，以及跟随其后的各种现实利益，都不应该通过学术之外的途径去获得。学术活动是需要操守和底线的。倘使为了荣誉和利益而丢弃学术的操守和底线，那就和为了利润而不惜往婴儿奶粉里添加三聚氰氨的奸商没有了区别，为人类所不齿，当然也绝对不会获得真正的学术荣誉，即使一时骗得了桂冠，早晚也会遭到历史老人的褫夺，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近日读到熊丙奇先生的网上高论：“羡慕诺奖还不如先改造学术盐碱地”，大以为然。如果你的耕作方式本身是掠夺式的，本身就在促使土地加速盐碱化、荒漠化，怎能指望它回报你一片麦浪滚滚闪金光、风吹两岸稻花香？所以，当务之急，莫过于重新整治学术的土壤。不过，“改土造田”一类的“宏大叙事”该由“食肉者”谋之，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是不大插得上手的。咱应该做的，只能是宁静以心、淡泊以志，凭着一颗学术良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像这套小小的丛书所做的那样。
二
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当代电影研究书系》第一批出版的学术专著总共六种。由于作者学术背景、学术旨趣、学术方法的不同，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其所运用的写作方式，甚至行文的风格等，也都大异其趣。没有体制的引导，没有权力的规制，也没有利益的驱动，为求知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无拘无束，体现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可以说，这是一种原生态学术活动的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诚其所谓欤？
黎萌博士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叙事、虚构与认知》，可以说是汉语界第一部在分析哲学和认知科学视野下探讨电影问题的论著。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该书论证的严谨程度，远远超出国内电影学者多年来一贯的行文做派，其对逻辑推理的强调、对概念分析和客观性的注重，本身就贯彻和体现着“分析的”学术风格，与目前国内流行的电影理论风格迥然不同。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西方电影理论”概念。过去人们以为，所谓“当代电影理论”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在符号学、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等影响下的电影研究。而作者在对历史的追溯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事实上，西方电影理论有两个传统。我们所熟知的只是欧陆传统下的电影理论，而在欧洲大陆之外的英美电影学术圈中，影响更深远、且在目前更具有生命力的，是另一个传统——分析哲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下的电影研究同样产生在70年代初，此后又与认知科学结盟，强有力地推动了各个层次的电影研究的发展。并且，这一传统对欧陆电影研究的反思和批评，对电影理论自身任务的思考，都促进了电影研究更健康地发展。问题意识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此前人们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引介，大多停留于介绍新的方法论和术语，但电影的基本问题却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如作者所言，本书关注的是问题，而不是方法。作者以问题为脉络，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探讨了经典电影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当代研究中延续和深化。总起来说，该书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资源，是本套丛书中思辨色彩最重的一种。
与前书相反，同是黎萌的《看得见的世界：电影中的哲学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写法，可谓别开生面，同时又凸显着作者一贯的问题意识。借用电影作品来操练某种理论方法的“文本读解”是很常见的，例如用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方法从影片中“阐释”出种种晦涩的深层意义。《看得见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旨趣。它不是时髦的理论方法的演练，而是借助《大话西游》等有趣的电影作品，来讨论六个传统的、重要的哲学问题。因此，这本书不是把电影作品阐释得更加晦涩难懂，而是使知识论、伦理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概念通过电影而变得亲切可感。就像该书的标题那样，电影及其阐释原本就应该是“看得见的”，从而也应该是有趣的，甚至是好玩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