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信仰与“无神论”
据维基百科显示，世界上大概2.3-2.5亿的基督教徒大致分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韩等地区。今天的美国，每十个人就有九个人信仰上帝。宗教影响着美国的方方面面，就连总统就职，也要手按圣经进行宣誓。而中国奉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当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宗教将会消失。《BBC无神简史》中也描述了西方对中国无神论的认知，“在西方国家，‘无神论’一般都是指‘一种没有神的理论’，而在中国大陆，一般无神论其实只是不可知者，在西方人来讲，不可知论者只是‘没有宗教信仰’”。虽然中国政府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西方媒体眼中，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是与中国主流的“无神论”格格不入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得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总是很难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总是在自以为是地误读。
（三）新闻背后的国家意识透视
中国新疆地处亚洲腹地——中亚地区，中亚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并且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基于此，冷战后中亚地区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利益角逐的新枢纽，美国也一直在此渗透自己的力量。《纽约时报》在报道“7·5”事件时刻意为“疆独”分裂势力辩护，其实也是美国意志的体现。乔姆斯就曾指出，国家与媒体是紧密结合的，无论是否过度，新闻媒体实际上反映的是掌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的观点。
（四）报纸的内在需求和属性
前文提到，《纽约时报》是迄今为止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最多的报业传媒，而纵观普利策获奖作品，“揭丑”似乎成了“主旋律”，这与一直以来西方传播学者拉斯威尔、赖特、施拉姆等提出的环境监视这一大众传媒负载的社会传播功能相符合，意识形态上也与美国人大多信仰的基督教一脉相承（基督教提倡原罪说）。所以，长久以来《纽约时报》形成了自发性地揭丑的风格，在“7·5”事件中，《纽约时报》也热衷于从负面来考量整个事件，对中国政府肆意指责，妄加评论。
《纽约时报》在美国素有“左派旗舰”之称，代表了美国左翼文化，一般来说，左翼和右翼是民主政体下的两个派别，是民主政治的概念。在哲学观、历史观上，左翼一般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信奉“小民史观”，其政治主张是偏向下层人民、草根阶层的。在这样的历史观影响下，“左派”的《纽约时报》决定了它将目光放在“小民”身上。在报道中，像“witness”、“Adam Grode，an English teacher”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信息源提供了种种负面消息和一系列模糊的信息，进一步方便了《纽约时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三、纽约时报与中国政府对待危机的不同方式
“7·5”事件属于突发的危机事件，且在第一时间激起国内外公众和舆论的大力关注，中国政府和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在吸取西藏“3·14”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中国政府和媒体在处理此次危机事件中比上一次更显周全和成熟。
斯蒂文·芬克在1986年提出了危机传播四段论模式。第一个阶段是危机潜在期。这个阶段是危机处理最容易的时期，但是却最不易为人所知。第二个阶段为危机突发期。这是四个阶段中时间最短，但是感觉最长的阶段，而且它对人们的心理造成最严重的冲击。第三个阶段为危机蔓延期。这是四个阶段中时间较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危机管理得力，将会大大缩短这一时间。第四个阶段是危机解决恢复阶段。芬克的这种危机阶段分析理论的特点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循环往复的危机全过程。
对照芬克的危机传播四段论的模式，分析中国政府和媒体在处理“7·5”事件的得失，将有助于我们总结危机事件中的经验教训。
（一）危机潜在期
广东“6·26”韶关事件是“7·5”事件的直接导火索。这起维汉群殴案件，虽然当地政府迅速控制并处理善后，但事件前后，“疆独”分子借助QQ群、手机短信等新型传播媒介散布谣言。而韶关事件的始作俑者、6月16日在网上散布玩具厂维族男子强奸汉族女子之虚假信息的嫌疑人，直至6月28日才被警方查获并逮捕。当地政府和警方面对流言的四处散布，没有在第一时间澄清。
《纽约时报》在7月6日的报道中也援引了新华社的关于警方拘捕散布谣言的嫌疑人的消息，但并未对此详加评论，而是直接放在了群殴事件之后，作为政府的处理结果来报道，这样会使读者对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产生怀疑。
现代公关学先驱艾维·李（Ivy Lee）就强调“讲实情，现在就讲”。而广东“6·26”韶关事件的处理无疑存在滞后性，给西方媒体以可乘之机。
（二）危机突发期
“7·5”事件之后，《纽约时报》几乎是在第一时间由驻京记者爱德华·黄（Edward Wong）发布此消息，7月6日，各大西方通讯社记者已赶赴现场，开始以乌鲁木齐为电头发出图文报道。
但中国政府和新疆自治区政府吸取西藏“3·14”事件的教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布欢迎中外记者来疆采访，并在事件发生地附近的海德酒店设立了国际新闻中心。国务办新闻办公室也邀请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这一点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赞扬。《纽约时报》在7月6日的报道《中国政府采取新政策控制信息传播》（In Latest Upheaval，China Applies New Strategies to Control Flow of Information）也给予了充分说明，尽管标题依旧是语带偏颇。中国另一对外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却在第一时间选择性沉默，只是简明的常规报道，虽然在事后也有跟踪报道，但对于时效性要求较高的新闻来说，却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三）危机蔓延期
“7·5”事件之后，各家外媒都对新疆打砸抢烧事件展开了持续的报道，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外媒，都存在着移花接木、肆意歪曲事实真像等不负责任的报道。这期间，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凤凰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不仅一一对其进行反驳，指出外媒新闻造假之处，同时主动出击，与外媒抢新闻。
（四）危机解决恢复阶段
《纽约时报》从7月6日开始对新疆“7·5”事件进行报道，不仅对中国政府对待暴乱的政策和态度进行跟踪式报道，还将“7·5”事件延续至关于新疆的每篇报道之中。
学者爱德加·莫林曾说：“真实不是要赢取的圣杯；它是一只飞梭，永不停息地穿行在观者与被观者、叙事技巧与现实事件之间。”这句话形象地说明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媒体对中国抱有偏见的报道，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因此，在突发危机面前，只有政府、媒体和公众相互信任，相互配合，谣言才能止住。
“7·5”事件虽然发生在乌鲁木齐，却引发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纽约时报》将中国西部发生的暴力犯罪事件演化成“少数民族的起义”，不仅混淆了视听，纵容了热比娅等“疆独”分子的暴力犯罪，也凸显出危机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我们针对不同事件、不同环境采取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
附录四路透社对美韩联合军演报道的内容分析
一、研究概述
1.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对象（美韩联合军演）的参与方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主体，这就使事件本身具有国际性质，而在发展过程中，美韩联合军演给当事国以及周边地区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其发展为具有国际危机性质的事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路透社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分析国际危机事件的报道特色和传播特色。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路透社英文版为样本来源，选取2010年5月至2010年8月四个月间路透社对“美韩联合军演”本文主要指7月25日到28日的“不屈的意志”军演和8月16日到26日的“乙支自由卫士”军演。的所有报道进行分析。在以South Korean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outh Korean military exercise、South Korean joint exercise、joint naval exercise、US-South Korean exercise、South Korea-US drill、South Korean joint military drill、South Korean exercises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后，排除同类项和无效项，共获得59篇有效样本。
本文主要从报道的基本情况、文字报道和图片报道三个角度对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报道的基本情况分析包括文章日期、文章长度、发稿地；文字报道分析包括报道类型、写作手法、主要涉及信息、信息来源、对信源的引用程度、信源呈现的态度立场、涉及的第三方力量、第三方的态度立场、报道的态度立场、冷战思维考察、关联的事件等；图片报道分析包括图片来源、画面主体、画面主题、特殊群体等方面。为减少误差，保证内容分析的客观性，二次编码被用来检验此次研究的信度，结果显示本次研究的信度为0.86，满足有效信度的范围。编码后的资料使用SPSS16.0进行分析。下面是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报道的基本情况分析
本文首先从报道的发布日期、文章长度和发稿地对路透社的报道进行基本的分析，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到路透社在对美韩联合军演进行报道时所表现出的力度、广度和关注度。
（一）发布情况分析：报道量集中，波动幅度大
从报道发布的时间来看，路透社对军演的报道在7月达到高峰，到8月有所减少，在5月和6月报道量较小。从事态的进展来看，美韩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与朝鲜的关系急剧降温。在2010年5月的时候，双方第一次对外公布要进行联合军演的消息，因此，5月份对联合军演的6篇报道都只是简单提及，并没有以过多的篇幅进行报道；到了6月份，随着军演计划的推进和军演日期的不断调整，路透社的相关报道数量也有所上升，军演也更多地被放在朝韩关系、朝美关系，甚至中美关系的国际背景下进行报道；7月，随着军演日期的确定和临近，内容和形式都更加丰富的报道增多，报道在本月达到高峰，报道涉及的主题也广泛扩展；因为美韩联合军演是由一系列军演组成，不仅有临时增加的7月“不屈意志”联合军演，还有8月美韩年度的“乙支自由卫士”军演，以及随后几个月的军演，因此，在8月仍保持较高的报道量；8月的军演是常规军演，与7月相比新闻价值稍逊，所以在报道量上也略有下降。
（二）发稿地分析：涉及区域广泛，第三方表现突出
在59篇报道中，共出现了11个不同的发稿地，路透社对美韩联合军演的报道呈现出稿件来源的多样性。首尔、北京和华盛顿是发稿量最多的地区，共占总量的70％左右。韩国和美国是事件的直接参与方，来自这两地的稿件最多，其中韩国在地理上与事件更接近，因此从首尔发出的稿件比华盛顿多。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没有直接参与事件的第三方，北京的发稿量占据第二位，这也说明在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中，第三方往往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新加坡、越南、菲律宾、俄罗斯、朝鲜等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参与到事件的报道中，这是因为像“联合军演”这样的危机事件涉及了多种国际力量的博弈和较量。
（三）篇幅分析：以中篇报道为主
在59篇样本中，报道篇幅以中篇为主。有近一半的报道采用300-600字的中等篇幅，中篇报道构成了消息和通讯的主要部分，唯一的一篇深度分析也是采用中等篇幅；中短篇和中长篇的总量基本相当，其中100-300字的报道全部为消息，600-900字的报道有10篇通讯，事件特写和人物特写各1篇；低于100字的报道和高于900字的报道都较少，前者都为消息，后者都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