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2003年，西方媒体对中国“非典”事件的报道，则与“挑战者”号爆炸时的处理完全不同。各大媒体主要对中国处理“非典”的做法进行批评，强调“非典”在中国的蔓延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有学者比较分析说，当艾滋病在美国诞生并从美国向世界传播的情况下，媒体往往是从卫生、健康的角度进行报道，而中国出现“非典”后，西方媒体则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解读。在“非典”事件报道中，西方主流媒体表现出的“一致的阐释”是非常明显的，其传播意图和倾向也在这种“不约而同的互文性”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即使是对同一国际危机事件的报道，中西媒体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表现出如上所说的差异。有学者比较了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报道，发现了一些明显的不同。比如《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注重报道劣质的校舍建筑问题，发表的照片中，已成废墟的校舍与依然矗立的宾馆高楼形成视觉上的鲜明对比。而在国内，这类报道在新闻媒体上则很少见到，对此的揭露或批判性的言论几乎没有。涉及灾区学校的报道，国内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有关学生灾后心理健康方面的，而“范跑跑”的议题则一度非常热闹，网上网下，铺天盖地进行着公开讨论。很显然，中西媒体面对同一个危机事件时所作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使在危机事件中同一个材料和问题的处理上也完全不同，大家都在“自说自话”，正好符合了迈克尔·里杰斯特所提出的“3T”原则之一：Tell it your 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的阐释是复杂的，而在“互文性”的基础之上的阐释就显得更加让人捉摸不透。海德格尔说过，理解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不可能具有所谓的客观有效性；理解也不仅是主观的，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决定它的所谓“前理解”；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在先的理解，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可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用这段话来概括我们这一段讨论的主旨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国际危机传播的文本，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其在多个层面的不同属性，对文本自身的特点以及文本之间的关系多作比对观察，对国际危机事件本身以及各个传播主体的倾向才能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三、国际危机传播中的阐释要件
当我们了解到国际危机传播的阐释行为会在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其文本也因而具备不同的属性并产生不同的意义之后，来了解国际危机传播在阐释过程中的主要控制因素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阐释学的核心是‘理解’问题，它通过作者、文本和读者的意义关系的研究，考察解释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弄清历史传统对理解的影响，区分说与听以及写与读这两种对话模式，探讨作者心态对原文意义的涉入，释明理解原文意义以及读者自我理解的关系。”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解释学可以看做是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其对“文本”意义解释的范围大致包括：对文本作者、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读者接受文本等的理解和说明。“任何解释活动，至少涉及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阐释学者们指出的这些阐释要件对国际危机传播而言同样也是适用的。
我们前文已经谈过，国际危机事件是“被言说”的，也就是说，人们只能通过“文本”来了解一个事件。这个“了解”包括读取文本中的客观信息、揣摩故事中的作者意图以及文本之间透露出来的关系含义，这一切实际上就是对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在这种“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中，文本、作者、读者及其之间的关系是主要的控制性因素。
我们回头看看马拉松之战中通信兵菲力比第斯最后呼喊的那句简单的口号“我们胜利了”。在文本发生意义的过程中，每一个要素是在与隐含要素的对应中显示其含义的，在这里就体现为：“我们”与“他们”相对应，“胜利”与“失败”相对应。用符号学者索绪尔的“聚合”概念来看，“我们”和“胜利”这两个词之所以产生意义，就是建立在与“他们”和“失败”两个词的对立上面的。也就是说，如果只看文本中透露的客观信息，“我们胜利了”与“他们失败了”没有什么差别，都能让人知道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果，但为什么菲利比第斯一定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呢？从叙述人称的角度来看，“我们”为第一人称，“他们”为第三人称；“我们”主观，“他们”客观。菲利比第斯在叙述上选择的是“主观”的角度，这是由他作为文本作者的立场决定的，因为他是雅典军队的代表。同时，作为文本的收听者——雅典城中焦急等待决战消息的人们，与文本作者的立场也完全一致，这些人们首先关注的也是“我们”的情况如何。因此，“我们胜利了”这句生命最后时刻的呼喊，不仅透露了客观的信息，还表达了叙述者的立场和情绪，同时也满足了听者的需求。尽管这句最后的呼喊产生时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但其文本的内容是由文本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作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尽管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已经包含了国际危机传播在“理解”与“阐释”过程中的基本要件。
当然，在现代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由于文本的传递是通过大众传媒间接实现的，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国际危机传播文本中的阐释要件也就呈现出比“我们胜利了”要复杂得多的面貌，“理解”和“阐释”这些文本的难度也就更大。虽然国际新闻传播业界以公正、客观、平衡作为基本的原则，但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这些原则都要接受“利益”的直接考验。阅读者要清楚了解媒体的意图，就必须对国际危机传播文本中的阐释要件进行仔细分析。
以BBC在香港回归中国时的报道为例。BBC在国际新闻传播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大多数时候以“客观”、“公正”、“平衡”的面目示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对中国而言是举国欢庆的“好事”，但对于英国来讲，却是其作为殖民帝国的终结，是“日不落帝国”的落幕，是其国际形象的一次“危机”。一向“客观”、“公正”的BBC作为英国的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时所采取的方式就非常值得琢磨。
以下是BBC在彭定康离港时所做的电视现场报道：
这则报道表面上看符合客观、公正、平衡的原则，文本的制作者在其中好像并没有过分地表达其立场和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稍稍对之作些阐释，就会发现其中大有文章。报道开始时，用彭定康表情的“落寞”引出英国国旗的“下落”，将英国总督权力的终结“表情化”、“具象化”，并形成贯穿整个报道的基本“情绪定式”。中国孩子面部特写同样是一个隐含深义的“表情”，需要细心体会。这个面部特写的“意义”被解释为“将以中国公民身份成长的一代看着烟花，迷惘着”。烟花绽放时可以有很多的表情供拍摄者选择，就是这个孩子的表情也有多个瞬间可以选取，但拍摄者却独独选择了这个可以解释为“迷惘”的表情。显然，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有什么“迷惘”，而是要表达文本制作者的意图：英国社会对香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发展前途的疑惑和迷惘。但是，在“公正、平衡”的“报道”中，这种“迷惘”就被“恰如其分”地“解释”成了孩子面部表情的意义。由于面部表情是非语言符号，在意义上具有开放性，因此，在一放即过的电视新闻中，这种意义被确定为“迷惘”，就很难让人意识到其中作者意图的存在。另外，让孩子迷惘的对象——“彻夜的烟花”在这里也不具备举国欢庆的含义，而被看做是“对英国的奖赏”，其中隐含的意义还包括烟花落幕之后让人“迷惘”的前景。
可以看出，这则现场报道中，尽管所有的要素都来自于现场并直接呈现在观众眼前，但作为文本来看，其中要透露出的意图和意义却是文本的创作者精心选择、着意为之的。无论这则报道的目标观众是英国国民还是国际社会，其中欲说还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图都在我们对其阐释要件——文本、创作者、读者及其之间关系的分析中显现了出来。
不过，在了解这则报道的“意义”和“意图”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BBC记者所做的报道是非常高明而巧妙的。貌似客观、公正、平衡，但却把自己的立场、想表达的意图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于无形之中呈现得非常充分，如果不经过仔细体会，普通观众在电视一播即过的声画文本中很难察觉这些深层次的内容，却已经于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影响。
与BBC在危机传播中这种圆熟的技巧和巧妙的处理相比，我们的很多媒体在很多重大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中还显得过于直接，太急于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不懂得尊重媒体操作的基本规律和相应技巧，不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因而往往自以为是，自行其是，自说自话，最终导致传播效果上的弱化和接受心理上的逆反。其实中国文化非常强调“善假于物”，强调“借力打力”，强调“文而化之”，这种传统还需要当今的传媒人好好体会和传承，在面对国际危机事件时才能从容应对、方寸不乱，而不是唯西方媒体的传播观念和手法马首是瞻，一味地认为先进的东西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
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文本、作者、读者及其之间的关系这几个要件对国际危机传播中的“理解”和“阐释”过程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面对牵涉复杂的国际危机事件时，传播主体就不能单从一个方面去应对和传播，而应该综合考虑这些要件的关系并采取相应的策略；而读者（包括新闻从业人员在内）对一个国际危机传播文本的解读同样需要更为细致和深入，如果不能“解读”出文本中隐含的意义偏颇、利益倾向、政治意图与意识形态，那么也就没有真正“读懂”这些新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理解文本并不主要意味着回溯到过去的生活，而是在当前参与到文本所说的东西中去。这其实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也许是完全不为读者所知的）——而是参加到文本与我们所作的交往之中的问题。”
第二节 国际危机传播中的过度阐释
在上一节，我们了解到国际危机传播与阐释理论的诸多关联，同时也对国际危机传播中的阐释要素进行了探讨。在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当人们通过文本对国际危机事件进行了解和解释时，国际危机事件本身及其得以传布的文本都是阐释行为的重要对象。在阐释行为的不同层面，文本表现出不同的属性，产生不同的意义。而人们要真正深入了解国际危机事件及其文本的意义，就必须对文本、作者、读者及其之间关系等阐释要件进行仔细揣摩和分析。
应该说，当我们掌握了国际危机传播中阐释行为与过程的基本规律，对国际危机事件和文本的理解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深入的层面。但是，国际危机传播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国际危机传播牵连广泛，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各方的利益、情感、文化等多种要素都牵涉其中，因此，对国际危机事件及传播文本的理解都不可能处于一种不受干扰的纯粹状态。在国际危机事件进入传播过程的时候，传播行为将会发生一种必然的“偏向”：要么是对事件做了“过度”报道，要么就是对事件和传播文本进行了“过度”的理解与阐释。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过度”报道与“过度”阐释是国际危机传播的常态，适度、公正、平衡的报道与阐释反而显得弥足珍贵。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国际危机传播的认识才能真正拨云见日，得到较为清晰和清醒的认识。
那么，“过度”的报道与阐释在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如何能够得以矫正和修复呢？这些问题是国际危机传播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节中将要讨论的内容。
一、过度报道与次生危机
2009年，“肆虐”的H1N1流感病毒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重点。而关于这次国际危机事件的媒体报道也引起了传播学者的普遍关注。不过，这不是因为媒体对这次国际危机事件的报道是多么值得效仿的传播案例，相反，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各国对H1N1流感病毒的报道都呈现出“过度”的症状。
有学者在批评关于H1N1流感病毒的报道时说：“今天的全球正面临自美国‘9·11’事件、炭疽病、SARS以来的最大恐慌。随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甲型H1N1流感（猪流感）像一架无法驾驭的过山车，在世界各地到处转悠。媒体报道到了哪里，那里的人们就会尖叫一声：‘不好了，猪来了！’然而，与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的肆虐相比，媒体对这次流感的报道，同样呈现出爆炸式的过度倾向。”
中国媒体在这次国际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同样也引起了研究者的质疑。有学者对国内H1N1流感的报道量进行了研究，据统计，在2009年5月1日至3日的报道中，《人民日报》总发稿138篇，其中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相关新闻有15篇，占三日内《人民日报》总发稿数的10.87％；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甲型H1N1流感爆发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新闻的头版头条都与疫情有关，标题更是耸人听闻，如《专家称若大规模爆发全球将导致20亿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栏目的头条新闻均与甲型H1N1流感有关，且时长1日为15分钟，2日、3日的报道均超过了20分钟，而《新闻纵横》栏目的全长仅有6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