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危机的媒介生产过程
国际危机的媒介生产，是受到社会结构、媒介组织、业者观念以及危机本身影响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化信息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会因为不同的媒介形态、不同的流程工序产生不同的生产性特征。比如，电视与网络媒体对于同一国际危机的报道模式、操作习惯有所不同；或者，一家报社的前线记者与后方的编辑，对同一国际危机的理解与处理方式也会不同。
在以下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将根据几个典型案例，试图归纳国际危机生产的若干过程性特征。
（一）危机现场的进入与采访
对于费时耗力的国际危机传播活动而言，媒介组织一旦决定参与其中，就必须在事先审慎布局：如何进入以及进入之后如何采访。先以凤凰卫视的伊拉克战争报道（2003年）为例，做一简要阐述。
首先，凤凰卫视在伊拉克外围制造了一个“信息包围圈”：在开战之前，凤凰卫视资讯台的业者“讨论了从外围所有国家进入伊拉克的可能性，并且把可能上前线的记者队伍进行位置排列，包括每个记者所持有的护照类别，以及哪些国家可能对香港护照免签证放行，哪些国家给中国护照发签证最便捷”。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在2003年2月15日随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团进入巴格达；2月27日，郑浩进入巴格达；3月6日，驻华盛顿记者隗静、摄影萧燕抵达科威特城，成为可以采访美军导弹部队的唯一中文电视记者；3月7日，驻美国西部记者沈玫绮飞往多哈，那里是美军中央战区司令部……然后，就是3月22日，“战地玫瑰”闾丘露薇在“一个杀机四伏的黑夜，因车祸脖子上扎着绷带的她绕过一个个弹坑，从约伊边境向巴格达进发。她关了手机和卫星电话，把这些通信工具用胶布绑在小腿上，独自闯进了巴格达并迅速发回有关报道”。
那么，在进入之后，又该如何采访？相关行程的危险性、报道中的“光荣故事”以及与采访对象如何斗智斗勇等内容，我们在许多新闻稿件中可以读到（这本身也是媒介组织在国际危机报道传播中的一种话语策略）。此处，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看国际危机生产中的成本问题，因为这是非常基础，但被提及不多的一个关键问题。还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一位香港记者在她的采访手记里写道：这不但是一场昂贵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昂贵的采访。现伊拉克政府向每一位记者收取的费用，是每天125美元，没有什么服务，只提供一个翻译员，但翻译员一般会向记者要求额外的工资，每天40美元，另租车也是40美元，酒店75美元，再加上其他开支，一位记者在巴格达采访的费用，一天非要300美元不可。我和其他记者计算过，伊拉克政府今次在外国记者身上所赚取的，每天高达过百万美元。
（二）危机如何被“深描”
在进入危机现场并获得采访机会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在文本中（包括影像与文字）对其进行“深描”。事实上，在进行危机报道的“深描”时，媒介业者往往忍不住要用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技巧，但有时必须要抵制住这种冲动。这里有一个生动的案例：有一位美国记者，曾被一家费城的报社派去报道宾州多诺拉矿难（1948年）。在那里，数百名矿工被活埋，大部分已死去，幸存者也正面临矿下瓦斯毒气的死亡威胁。当资方宣布已经挖出200具尸体时，哭泣着的亲属包围了矿场。这位记者看到了死亡和悲痛的场景，他在发回报社的新闻导语里写道：“今夜，上帝坐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灾难现场……”当这几个词刚从费城的新闻编辑室的电报机里传出来的时候，一位主编大叫“停下！”然后他交给电报主编一则电文，让他回复那位在多诺拉的记者：“别去管什么灾难了——采访上帝去。”
上述案例可能有一些戏谑的意味，但很生动地告诉我们：“深描”危机事件不能加入太多的感情色彩与想象力。不过，另一方面，面对危机的发生，在相关报道中还必须注意人情味，关注危机中的人们（参与者、目击者、受害者等）。那么，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有如下几条建议：第一，要求目击者“从总体上”重构整个事件，要求他们对事件现场进行描述，这样可以刺激他们的回忆；第二，告诉目击者们，不要因为自己觉得某些细节不重要，就犹豫是不是该把它说出来，要报道所有的一切；第三，让目击者们以不同方式回忆事件：“你已经把整个事件从头开始对我讲了一遍了，现在，让我们从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开始再来一遍，或是从最后开始倒着来一遍”；第四，让目击者转换角度思考，“试着从现场其他人的角度来思考这起事件”。
事实上，关于如何做好国际危机的“深描”，二战期间知名战地记者默罗“这里是伦敦”的报道就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范例。1938年3月12日，默罗在德军进占维也纳的同时，向美国听众广播了他的第一篇战争报道：我是爱德华·默罗，此刻正从维也纳报道。现在是凌晨2点30分，希特勒本人还未到市内。看来，没有人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到这儿。但是绝大多数人预料他会在明早10点之后的某一时刻到达……我是几小时前乘飞机从华沙取道柏林来这儿的。从飞机上鸟瞰维也纳，我发现她跟从前没有两样。但是维也纳确实有所变化……人们在这里把武器举得要比柏林高一些，而且，人们说起“嗨，希特勒”这样的字眼时声音也要高一些。
（三）纪录片及影视剧集的后续影响力
在一般的国际危机报道（采写编评等）之外，在即时性、现场性乃至体验感、预测感要求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各类媒介组织、业者对于国际危机的另一种生产路径，即相关题材纪录片与影视剧集的制作与传播。
虽然关于国际危机的纪录片、影视剧生产往往滞后于事件本身，但由于其中体现出冷静之后的思辨以及折射出生产主体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却能够令其更具社会传播力与影响力。在此以纪录片《华氏9/11》与电影《拆弹部队》为例，做一简要阐述。
《华氏9/11》是美国纪录片导演摩尔2004年的作品，该片表现了在伊拉克战争（2003年）中美国人与伊拉克人的真实状况，其中特别关注与战争相关的平凡人，比如战火中的伊拉克民众、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美国平凡母亲、厌恶伊拉克战争的美军大兵等。这部片子虽然是在伊拉克战争这一国际危机之后一年才公映，但其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让美国、伊拉克乃至全球更多的观众以另一种视角反思：危机何以出现？以何延续？事实上，摩尔拍摄这部拿到上亿票房的纪录片（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就是“希望能对美国总统大选造成影响，把布什从白宫赶出去”。而为了拍好这部片子，摩尔雇佣大量摄影师、记者，在伊拉克采访了大量的美国政府官员、美国军人以及伊拉克普通民众。
《拆弹部队》是美国电影导演毕格罗2008年的作品。不过这部获得奥斯卡奖的作品之所以能使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反思深入人心，最关键的在于本片的编剧鲍尔曾是一位新闻记者。在做记者时，他就对美军中的“拆弹部队”做过精彩的跟踪报道。按他自己的话说，“《拆弹部队》将是第一部以一种极为精确的方法还原美国军人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真实经历的电影作品，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展示出在CNN中看不到的一些新闻片段……《拆弹部队》是整个新闻业集体努力的成果，里面的故事确实源于冲突，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冲突并没有得出结论，仍然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