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结合：小与大、日常与特别、观察者与被观察者
《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这部系列片从创作上看实现了三个结合：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结合，日常栏目与特别节目的结合，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结合。
其一，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结合。应当说，片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该片大气之处偏偏在于没有就小说小，而是将这些小人物置放于更为宏大的时代发展潮流中。该片一方面拍摄记录了众多打工妹小人物的生活情形，另一方面又花费很大精力搜寻与整合体现大时代特点的纪录片、影视剧的影像资料。这就把小人物、大时代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与那些以小见小的节目相比拥有了一份大气，与那些宏大叙事类节目相比则更显得细腻而生动。
其二，日常栏目与特别节目的结合。《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这部系列片是《半边天》栏目精心策划和打造的，该片的巧妙之处还在于没有离开作为日常栏目的《半边天》长期积累非常熟悉的题材领域，并且将《半边天》十多年来的日常积累有机地整合到这一特别节目当中，该系列片涉及的相当多的人物和故事，恰恰是十多年来《半边天》曾经出现、已经采访和拍摄过的人物和故事。如果只拘泥于栏目本身，这些曾经在栏目中出现过的人物故事或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如果离开栏目多年的积累而单独制作这一特别节目，很难想象在素材积累和成本投入上能否做成如此规模的大片。正是有了日常栏目和特别节目的有机结合，才使得过去的旧素材获得新生，又使得特别节目获得了扎实的素材支持，实现了素材增殖。
其三，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结合。《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这部系列片打破了以往纪录片常规的记录方式，将作为观察者的著名主持人张越推到了前台，观察者不再隐蔽于后，而是与被观察者在同一平台上同步被记录，观察者张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被观察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直接产生呼应和互动。由于同为女性而获得了情感和体验上的相互认同；由于被观察者与观察者放置于被同步记录的平台上，使得二者在角色和状态上更为平等；正是由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结合，而使得该片气韵更为流畅，说服力和感染力更为强化。
四个特点：人文气质、女性视角、民生内容、志传样态
《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这部系列片有四个突出特点：其一是浓郁的人文气质，全片无论是创意还是构思都紧紧围绕一个“人”字来展开，每一集都有一两个核心人物，这不仅是结构上的特点，更显现出主创者对于所记录的每一个主人公、每一个打工妹生存状态与情感心路历程及命运变迁的深切关注与同情，主创者尊重每一位主人公，这种尊重渗透在各个环节，我们可以从片中主人公放松而真诚的表达中，体会到该片这种浓浓的人文气质。
其二是独特的女性视角。基于《半边天》多年的积累，《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依然延续和伸展着独特的女性视角。如果说男性视角更多关注于宏大、理性和结果，那么女性视角则似乎更倾心于细节、感性和过程，尤其是片中那些交心的对话，那些时常被人忽略的场景和角落，那些看似琐碎絮叨的细节的交代和呈现，以及众多相当感性的表述。正是这独特的女性视角在珍珠般的细节、场景和表述中可以给我们更为深切的种种感受和理解。
其三是深厚的民生内容。该片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从30年打工妹群体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中，更多聚焦于与打工妹相关的民生类，诸如收入、养老、子女教育、居住、医疗保险以及维权等话题。这些恰恰是当今社会最受关注的时代性话题。深厚的民生内容的聚焦使该片没有走向另类，而是呈现出更强的主流色彩。
其四是别致的志传样态。该片没有采取常规的编年史形式，而是按照主题化的策划，在主题化策划的同时架构了以核心人物为主线的志传样态，这一形式的采用有利于主创者人文关怀的寄托，有利于独特女性视角的细腻发挥。以打工妹典型人物的性情、生活与心路历程的展示与发现为主要记录内容，尽管同样具有影像史意义，但与编年体样态相比显得更加自由而灵动，可以不受编年体样态相对拘泥而严谨的表述的束缚。
《繁花——打工妹三十年实录》这部系列片做得认真，做得投入，主创者无疑秉持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多年关注女性、关注弱势群体一贯态度的基础上，精心筹划，默默耕耘，为我们呈现出了这样一部纪录30年打工妹生活的宝贵影像，体现出真实的力量、真诚的力量。其创作追求、理念与方法给我们电视节目创作的启示值得我们长久回味。
（本文发表于《电视研究》2009年第6期）
《中国记忆》三思
自2006以来，每年五六月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都以“中国记忆”为题推出大型直播节目。今年5月18日和6月13日期间，央视科教频道再次以空前的规模，强力推出大型直播节目《中国记忆——国际博物馆日》、《2009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国记忆》大型直播节目的推出有着怎样的意义，有着怎样的特点，其未来发展又有怎样的空间，本文将就此做一分析。
一、《中国记忆》推出的意义
《中国记忆》推出四年来，不断探索新的内容与形式。在当前中国电视面临种种压力的情形下，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在笔者看来，《中国记忆》大型直播节目的推出至少有以下突出的意义。
1.社会意义。近几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得到了政府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尤其是可用以开发的产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旅游观光价值等更是得到各级政府和市场的格外青睐。一方面，我们看到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彰显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尊重文化遗产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打着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号把文化遗产当做摇钱树过度开发的现象也相当普遍。《中国记忆》这一大型直播节目的推出，对于科学、正确文化遗产观念的普及，对于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遗产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
2.文化意义。文化遗产本身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含量，不仅是民族文化传承延续的标志，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标志。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在百年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更多地秉持了一种批判的态度，不管是以反传统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乃至以建设和发展的名义，文化遗产都客观上面临着被忽略、冷落乃至扫除的境遇。这给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乃至破坏。《中国记忆》大型直播节目的推出，呼唤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文化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从这一视角上看，该节目是极具建设性的，是功德无量的。
3.媒介意义。近年来，中国电视在快速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为行业和社会所诟病的问题，如过度重视收视率，过度追求娱乐化，节目内容的文化含量不足，大量快餐式的内容充斥荧屏，等等。《中国记忆》大型直播节目的推出，以高度的文化责任、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含量，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也为中国电视荧屏增加了一道厚重而亮丽的风景，为电视如何实现既叫座又叫好提供了新的经验。
二、《中国记忆》的节目特点
《中国记忆》大型直播节目尽管推出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在电视节目生产和传播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专题节目的时效性。电视专题类节目一般制作周期较长，而时效性相对较弱。经过策划、制作的若干环节，播出时很难与观众的当下关注相契合。如何克服专题节目时效性不强这一劣势，《中国记忆》大胆尝试以直播的方式予以呈现，从而大大提高了专题节目的时效性。
笔者认为，电视媒体与其他各种媒体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播。广播尽管在传播的即时性等方面可以与电视同步，但是它毕竟是单一性的，没有影像，没有很强的现场感，因此影响力远远不够；网络尽管在传播速度和互动性方面有很大潜力，但其非线性状态使其缺乏一种凝聚，不能跟特定时间、地点吻合。所以，电视直播是电视媒体的杀手锏，是与其他各种媒体竞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所在。但是过去我们传统的专题类节目并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我们缺乏这样的能力。新闻节目、特别节目直播大家都很习以为常，但是文化类的专题节目去做直播，这还是一种新的探索。《中国记忆》应该说开了文化专题节目直播的先河，且越来越成熟，尤其是今年的直播更是突破了单点直播的限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十几个直播点，充分发挥了电视的媒体优势，把专题节目静态的内容激活，以鲜活的时效性彰显了电视媒体的优势。
2.纪录品质的文化性。90年代以来，主流纪录片流行的创作手段和方式是纪实。这种潮流对中国纪录片的整体，乃至对整个中国电视的语言方式、思想方式、观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贡献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对发挥电视媒体“三贴近”的重要功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纪实主义的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尤其是DV得到普及以后，我们时常会面对太多的纪实影像。而像网络海量的信息一样，这些影像似乎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有文化的、有味道的、有价值的、有独特信息的却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纪实水平高了，文化含量低了。《中国记忆》采取的是纪实的直播方式，但它所记录的对象、记录的内容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丰富的、有意味的，而且是有相当文化含量的，在保持纪录品质的同时，以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品质呈现了很强的文化性。
3.文化内容的传播性。文化遗产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一是小众性。文化遗产一般而言是跟少数的历史专家、文化遗产的研究者连在一起的；同时又被藏在博物馆、图书馆、研究院里，基本上和大众是绝缘的。二是神秘性。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文化遗产是很神圣、很重要的，普通大众因而很难分享它的精髓，或者说领略它的风采。
正因为文化遗产有以上的特性，所以一些文化遗产是需要慎重保护、需要珍藏的，而不宜于做大众文化传播。但是文化遗产中相当多的文化性的内容，其实是应该通过媒介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和领略的。这是满足观众好奇心理的需求，也是保护文化遗产呼吁社会重视文化遗产的需要。《中国记忆》抓住了这一点，让更多的人通过大规模的电视直播来领略和享受文化遗产的风采，这也为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提供了新的探索。
4.媒介资源的整合性。今年，《中国记忆》在节目层面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自觉地对各种媒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首先是整合过去已有的节目资源。如果没有日常节目的积累，要在直播里传播那么大的信息量是不可能的。其次是频道内不同栏目的整合。这次直播把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七八个栏目资源整合到一起，包括主持人、编导、摄像等资源。再次是各电视媒体之间的资源整合。本次直播除了央视以外，十几个电视台一起联动，还有网络新媒体的介入。应该说，今天是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电视的独家优势已经不在，传统的电视媒体人已经开始高度重视新媒体的价值。
《中国记忆》是央视打造的一个节目品牌，不论是从节目层面、栏目层面、频道层面，还是电视媒体层面，以及电视媒体和其他媒体层面都做了很好的资源整合。《中国记忆》同时又打造了一个文化品牌，在整个文化界、文化领域我们有一个电视的直播行动，这本身就给文化领域填充了一个很新鲜的事件。对于媒介来说，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遗产内容，又增加了一个电视的媒介事件，还做了电视文化专题节目直播的原创。这一定会引发社会的关注、政府的关注和专业领域的关注。
三、对《中国记忆》可持续性发展的几点建议
《中国记忆》是文化与传媒的互动双赢，为电视生产与传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行动”，如果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尚有很多需要改进、需要继续探索之处。笔者对此有如下一些建议：
1.继续挖掘使用已有素材。我们看到，在本次直播中，国际视野的内容、与国际相关的影像素材还不多见。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融入世界其他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十分必要，今后我们应当更多地搜寻和呈现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像素材；同时，我们自己积累的相关影像素材也应更大规模地吸纳和呈现。例如说到大运河的时候，我们有《话说运河》这种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老片子，如果把这些曾经给亿万观众留下深刻记忆的内容融入到节目中，应该是亲切而有吸引力的。
2.直播点活动设计的个性化。本次直播设计的直播点之多是空前的，表面上看也有区域性差异，但从实质上看个性化不足，尤其在各直播点行动的设计上有雷同之感。京杭大运河绵延上千里，从大运河的最南端杭州开始，沿大运河顺流而上，坐落着扬州、洛阳、济宁、沧州、天津、北京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景观、人文习俗，如果直播点能够根据这些设计出与众不同而又与运河文化紧密相连的个性化内容，就会避免节目的雷同化倾向，使整个节目呈现出丰富多彩、充满个性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