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
这种意识在《激荡》中体现得非常突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梳理30年的发展成就以及经济改革发展对社会的各种深层次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仅仅梳理成就显然是不充分的，回顾过去就是为了展望未来，梳理成就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发展。所以，《激荡》的编导们并不想把它纯粹制作成为一部经济改革的影像史，更多地还要把它做成成功的、生动的、让青年一代可以接受并且喜欢的电视作品抑或是电视产品。
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它可以只对历史本身负责，而不用专门为其读者、为其观众负责；但是作为电视产品，观众的收视需求显然是必须要重视的。尤其观众作为改革开放的亲身体验者和深刻观察者，反而对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电视作品有着非常高的期待。并且，来自于观众的收视需求是非常广泛而又多层次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与“文革”期间出生的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记忆是不一样的，而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与所谓的八零后、九零后对于电视作品的审美需求又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显然《激荡》不能仅仅着眼于某一人群的收视需求，这其中对于缺乏历史感和责任意识的年轻观众，《激荡》显然做出了很大努力。这一点体现在《激荡》有着非常明确的观众意识，比如片头、片尾曲所采用的情歌，以及片子当中对叙事、节奏、音乐的把握无疑都是为了照顾各个阶层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收视口味，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与张国涛合作，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2期）
在“贴近”上下大工夫
《任长霞》和《圣水湖畔》既“叫好”又“叫座”，成为中国电视荧屏上引人注目的亮点。
任长霞这一人物之所以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任长霞》这一电视剧之所以得到观众的热情呼应，是与她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以民为本、公正执法”的崇高精神分不开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百姓相当关注和期盼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大量出现，公安干警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相当长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社会治安状态充满忧虑，他们迫切需要像任长霞这样的既有献身精神，又能解决问题，让他们感到安全、安心、安定的公安干部。任长霞这个人物，特别是《任长霞》这部电视剧艺术地表现了这种精神和这种能力，真正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安定、安全、安宁的现实的生活需求和深层的精神需求。同样，《圣水湖畔》把镜头对准了农村、农业和农民，抓住了与9亿农民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的是如何尊重和维护农民利益、如何保护耕地、如何科学致富等较为严肃的话题，扣准了时代的脉搏。它通过电视手段原生态地表现了农民自己最真实的生活境况、生存状态，说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表达了他们强烈的内心意愿。
这两部电视剧的成功深刻地说明，现实题材电视剧，尤其是农民题材的电视剧，只有反映广大群众最关注的、与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精神心理需求相一致的生活内容，只有在“贴近”的深度和力度上下大工夫，才能真正赢得观众。
另外，强化“可视性”是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成就的基本保障。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种美学追求，最终必须通过生动感人的荧屏形象呈现出来。通俗地说，成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还必须“好看”，必须通过电视屏幕艺术“载体”的选择与设计创造屏幕魅力、感染力，从而获得“可视性”。
（本文与顾亚奇合作，发表于《人民日报》2005年5月28日第7版）
电视低俗化三题
近年来，电视低俗化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从内容生产到经营推广，都遭遇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争议与批评。然而到底什么是低俗化？造成低俗化的原因何在？怎样解决低俗化问题？却常常似是而非，并不明了，从理念认知到现实实践，都亟待予以梳理和探究。
一、对电视低俗化的认识
关于电视低俗化，国内外有不少业界和学界人士做过不同的表述。在我看来，应从两个维度来予以界定：世界公认的普适性维度，中国国情前提下的普遍性维度。从第一个维度来看，有违人类生命尊严，尤其是有违人类伦理基本规范，突破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思想表达和现实行为，都在低俗化的范围之内。其在电视上公开播出，就构成了电视低俗化。从第二个维度来看，对于低俗化的判定，除了与第一个维度相一致的内容，还与中国特定国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等条件相关，有违或有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基本伦理道德要求的思想表达和现实行为，都在低俗化范围之内。其在电视上公开播出，就构成了电视低俗化。
具体而言，纵览世界各国电视低俗化的情形，为大家所公认的电视低俗化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涉性内容，二是暴力内容。如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出现的接近性骚扰的污言秽语和各种行为；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凶杀、血腥、斗殴等场景。同时，在一些美容、美体、内衣广告和媒体活动的宣传上，尽管未必直接表现色情内容，但有的也包含了某些性暗示等内容。在一些法制节目、民生新闻节目中，虽无直接的凶杀暴力场景，但有的包含着恐怖、惊恐等接近暴力的内容。上述内容应当是全世界普遍认同的电视节目低俗化的内容。
对正处在改革开放转型期的中国来说，除了上述涉性、暴力等低俗化表现，还包括了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种种思想、言语和行为，如宣扬拜金主义、盲目追星、网恋等不健康、不积极，乃至颓废消极的思想与行为，这也可以被视为低俗化。
二、电视低俗化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电视低俗化到底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造成电视低俗化的原因、背景到底是什么？我想这里可以从五个方面来予以探究。
1.政治层面。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被作为国家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渠道，担当着喉舌的角色。长期以来，宣传、教化已经成为中国电视自觉担当的第一职能。这一角色和职能本身无可厚非，但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另一种声音也在电视领域逐渐放大，如“社会公器”、“第四势力”种种关于电视角色职能的表述，意在强调电视作为传媒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从传媒自身的发展需求来看，这一点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以喉舌的名义过分要求电视做机械式的、传声筒式的宣传，不讲究传播艺术，有可能出现僵化的、死板的、毫无生气和活力的内容，其结果往往是遭到观众的排斥与不信任。过度强调宣传教化带来的结果常常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娱乐过度。为了讨百姓观众之好，可能一步从“喉舌”走到“观众是上帝”的过度娱乐化路线。而过度强调电视媒体的独立性与专业立场则容易脱离国家意识形态诉求，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这两种极端的结果都有可能导致电视低俗化。
2.市场层面。中国电视近十年来沿着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不断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电视自身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向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产业、企业部门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切向钱看，唯市场、唯收视率等的片面追求。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我们的电视频道、栏目、节目的数量过多过大。而总体市场份额多年来并没有获得增长，只有承载电视内容的电视频道、栏目、节目不断扩张，这就造成了电视内部的激烈竞争，造成了宣传管理要求与电视市场要求的严重冲突。结果必然使电视向着低成本、低投入、快餐化的方向转移，这是导致电视低俗化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3.文化层面。电视媒体是当代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平台，因此能否处理好文化发展当中的几对关系尤为重要，处理好就会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处理不当就会出现低俗化问题。所谓文化发展中的三个关系：第一是处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老百姓有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有当代文化的需要。从电视中获取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成本低、收效大，电视历史剧的热播和《百家讲坛》的走红就充分证明了这点。但究竟在电视荧屏上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包括内容、形态、形式、样式等的比重呢？处理得好就会造就和谐的状态，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某种偏执，如传统文化比例过重、过大，有可能造成观众对当代文化缺少认同的问题，而传统文化比重过低又会造成观众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缺少认知、认同的问题。第二是国内文化与国外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文化格局和文化版图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的电视文化格局与电视文化版图当然应以中国文化为主导，但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也是必不可缺的，过度地封闭排斥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就会使我们的文化发展缺少动力和活力，而一味地以西方所谓的先进的理念与模式来标榜，过度地引进、移植，乃至克隆，同样会造成食洋不化、迷失主体的结果，甚至会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文化侵略的牺牲品。第三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关系，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会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因此在文化上也必然会有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分野。所谓先进文化必定是与特定时代、特定国度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相符合、相吻合的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而落后文化则是与此相背离的那些文化内容与文化传播。总之，在文化层面，电视媒体在上述三重关系——传统与当代、国内与国外、先进与落后——处理恰当、到位，便能推动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处理不当，过于厚古薄今将会失去时代性，过于厚今薄古将会失去历史的纵深度，自我封闭将会失去活力与动力，食洋不化将会失去民族文化的根脉，落后文化价值蔓延不利于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失去先进文化的引领。
4.艺术层面。电视是传播媒介，也是当代重要的艺术品种。之所以许多人并不认同电视是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电视内容生产量太大、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因此，提高电视的艺术性尤其是加大电视精品的生产力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就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创优。电视内容生产量过大难免会使低成本、低水平的产品批量出现，也就难免走向低俗化，而创新和创优有时为了吸引观众、刺激观众的视觉感官，也往往会伴随着低俗化的产生。简而言之，大批量的低成本的生产和为了寻求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新鲜刺激所进行的创新、创优，如果把握不好都会出现低俗化问题。在这里，如何把艺术精品的生产、艺术的创新创优和百姓的普遍认同有机结合起来，以避免低俗化出现，“度”的把握至关重要。
5.社会层面。电视是否低俗化与社会当下的整体伦理规范和道德尺度有密切关系。由于社会的伦理与道德标准既有恒定的、不变的部分，也有与时俱进的变化，因此，一个时期被认为是低俗化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期就会成为日常化的可以容忍的存在。判断是否低俗化，重要的是应以当下人们普遍的伦理道德、标准尺度为依据。突破了这一标准尺度的底线，便会被社会认作低俗。而体现这种社会评价的重要渠道来自于各个媒体的评价。如传统的平面媒体对电视低俗化的判断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网络的社会批评也是判断电视低俗化的重要媒体依据。
从以上五个层面来看，电视媒体的姿态、选择与表现如何成为是否低俗化，或有低俗化倾向的最重要的原因与背景，也是我们解决电视低俗化问题必须考虑的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