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创意与责任:中国电视的本土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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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责任与角色(4)

二、职业化、专业化:电视传媒社会角色的重要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电视开始了全面探索独立的传媒特征和艺术特征的大发展阶段。电视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和历史机遇,电视传媒人在这一阶段不辱使命,以“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的指导思想,逐渐摆脱了模仿报纸、广播、纪录电影、戏剧、电影故事片等传媒样式和艺术样式的幼稚阶段,逐渐找到了属于电视突出特点的传媒与艺术样态,并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生产与传播的独特内容与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出了一批具有经典意义的电视专题节目,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一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电视剧,如《红楼梦》、《四世同堂》、《秋白之死》、《新星》等;一批具有原创意义的电视文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更是迈出了创新的步伐,推出了一批纪实体的纪录片,如《望长城》、《让历史告诉未来》、《毛泽东》、《邓小平》、《香港沧桑》等;一批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品牌电视栏目,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时说》、《新闻调查》、《艺术人生》等;一批观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大赛,如“青年歌手大奖赛”、“主持人大赛”等,还有一批大型直播节目,如“香港回归”、“三峡截流”等,当然更有一大批各种类型题材的电视剧等。电视传媒人在这一阶段以其探索创新的勇气以及高昂的激情,干预社会现实,服务人民群众,创造出了中国电视独特的传媒样式、艺术样式与荧屏风貌,为观众贡献了丰富多彩的电视“作品”。这些使得电视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大众传媒,也使得社会对电视有了全新的认知,电视传媒人职业化、专业化的角色形象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电视主持人、制片人、策划人、制作人以及诸多的电视传媒艺术的工种和制作环节,也为观众耳熟能详。中国电视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创新,令其他传媒样式和艺术样式刮目相看,其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也使得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的专业化程度大大提升。电视传媒人的职业化、专业化角色既得到了社会敬重,也吸引了大量年轻的或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们,带着追求职业、专业理想、梦想的强烈愿望,加盟到电视传媒中来。

三、参与者、互动者:电视传媒人角色的又一次重要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电视整体上进入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探索阶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电视传媒受收视率和市场份额的评价标准牵引,不断地尝试小投入大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电视“产品”生产与传播的路径,一批快餐式的产品被生产出来。这一阶段,电视传媒人角色已不再是令人仰视的“宣传者”、“教育者”和受人尊敬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的职业化、专业化电视人士,而是以“参与者”、“体验者”的角色,来拉动观众的参与与体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注意力经济”因此成为当时时尚的新名词。在各类选秀和竞技活动中、在各类民生新闻中,电视传媒人的角色不再那么神圣,也不再那么神秘。有时,为了高收视率,甚至不惜付出突破宣传纪律和社会伦理规则底线的代价。对于电视“低俗化”的批评,也恰恰印证了此一时期社会与观众对电视的某种态度和评价。同时,由于电视艺术与技术的门槛逐渐下降(如DV已成为大众的日常消费品,数字化技术使电视生产变得更加简易和便捷),再加上电视传媒教育的大发展,使得电视传媒从业者队伍迅速膨胀,这也使得电视传媒内外竞争空前加剧,电视传媒从业者生存压力空前加大,急功近利的状况导致了不少电视传媒取向“泛娱乐化”,乃至“低俗化”。“纸馅包子”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当前中国第一大众传媒,电视的宣传教化功能和专业的技术、艺术品质,在大的方向上从来没有被降低过要求,电视传媒从业者相应的角色从整体上也还是令人尊敬的,只是近些年,在空前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电视传媒人的生存状况和心态出现了种种不适应、不平衡的情形。

面对新的时代,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面对观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电视传媒人如何调整状态和心态,在“宣传品”、“作品”、“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的实践中,科学地去把握,智慧地去创造,以健康良好的形象,不断维护和提升电视传媒的影响力、公信力和美誉度,这是摆在中国电视传媒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完成这一使命任重而道远。

(本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1期)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与责任

毫无疑问,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人群之一,不仅对电视媒体本身有重要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同样不可小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伴随着中国电视节目一起成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中国电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大融合的语境下,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担当怎样的责任?本文将对此做一探析。

一、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当今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群之一

借助大众传媒的影响,电视节目主持人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尤其是在当前网络等新媒体迅速崛起的情形下,电视节目主持人更是受到全社会的格外关注。如《新闻联播》主播罗京病逝的消息一经传出便成为各大网站争相报道的头条,关于罗京的病历、家庭以及后事安排等都被一一曝光。但他们的言行举止稍有不慎也会成为被热炒的话题,如央视《晚间新闻》的“化妆门”事件、央视早间新闻栏目《朝闻天下》的“哈欠门”事件等。至于为他们挑错字、别字,曝光他们“走穴”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尽管有些是出于炒作的目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不仅仅是一个媒体工作者,而且还是备受关注的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公众性人物。

由此可见,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不同于普通人,而是集社会角色、媒介角色及个人角色于一体的特殊角色,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人群之一。这就必然要求主持人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特定社会、特定媒体所赋予的特殊责任。选择了主持人这一职业,不仅仅意味着出名、赚钱,也不仅仅意味着伴随鲜花和掌声、财富和荣耀,更意味着选择了媒体和社会必然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二、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与历史贡献

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电视在内容生产上大体经历了“宣传品”、“作品”、“产品”三个阶段,与此相应的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征。

第一,在电视内容生产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主持人扮演的是“宣传员”的角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与播音员几乎是同一概念,其主要任务就是完成意识形态的宣传。这一阶段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与播音员一样,总体上呈现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时代风貌与特征。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也很好地发挥了“宣传员”的宣传鼓动、激励鼓舞人民群众的使命。这个阶段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总体的特质是相同或相近的,而较少呈现出个性特质。

第二,在电视内容生产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主持人与此相呼应,呈现出个性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他们对于节目、栏目甚至是频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工种”,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主持人类型,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富有个性的主持人不断走进观众的视野,以赵忠祥、宋世雄、倪萍等为代表。赵忠祥在《动物世界》中富于个性的表达,让动物世界成了一个充满着喜怒哀乐,富于情感、富于人性、富于趣味的世界;宋世雄在体育赛事转播(直播)节目中激情澎湃的解说,成为那个时期电视体育节目中独特的风景;倪萍在综艺节目中与观众的真情交流与家常化的语言表达,使她成为万千家庭的邻家大姐……这个阶段,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语态、姿态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高调、生硬走向朴实、柔和;从居高临下走向人性化、个性化和日常化。

到了90年代,《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群体的横空出世,推出了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敬一丹等一批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包括《实话实说》的崔永元在内,他们以各具特色的风采造就了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空前影响,在中国电视成长为当代第一大众传媒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在电视内容生产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中国电视整体步入了市场化的快车道;电视节目主持人也相对应地进入了市场化阶段,成为推动中国电视产业化的标志性符号。尤其是在民生新闻、综艺节目、谈话节目和各类专栏节目中,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同时也成为了极具市场号召力的主持人。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他们成为媒体和社会竞相争夺的稀缺资源。因而,这些主持人的个人身价也随之不断攀升。“2006年8月,在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2006年度《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上,来自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的10位最具品牌价值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榜上有名。李咏、王小丫和窦文涛分别以5亿、3.4亿和3.2亿的品牌价值占据前三甲。”

在中国电视内容生产从以“宣传品”为主导到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再到以“产品”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电视节目主持人也与此相呼应地在各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从“宣传员”到个性化,再到市场化的不同风貌与特征。

三、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责任和使命

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不断走向全球化,媒介不断走向融合的背景下,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理应担当以下责任与使命。

1.文化责任: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不仅是全球华人为之骄傲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全人类为之骄傲的重要文化资源。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将其发扬光大,覆盖全球,使世界共享中华文化的魅力,获取中华文化的智慧的滋养,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个节目的标识和灵魂,他们的文化涵养、文化积淀、文化素质决定着一个节目的文化水准和文化影响力。“主持人文化影响力既是一种权力,是电视权力的‘软化’表现;又是一种效果,是电视文化经由主持人作用于受众的传播效果。”

在2008年奥运会报道当中,面对不同国家的参赛选手,我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平等、平和与平衡的姿态来进行创造性的处理。既报道那些欧美体育强国运动员的风采,也不忽略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尤其是那些体育弱国的运动健儿们……彰显了我们的大国风范。

在其他重大国际报道中,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也能够以真诚、友好、和平的姿态呈现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雍容饱满的风采与气度,有力地提升了电视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电视节目主持人借助其特殊的地位,在提升文化影响力方面将大有作为。

2.社会责任: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

电视节目主持人拥有独特的社会资源,面对社会与群体的种种冲突、矛盾和问题,理应借助电视媒体这一社会公器积极主动地去给予关注、关怀和关切。尤其是在关乎社会公益的各种活动和场合中,电视节目主持人所秉持的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行动以及自身的社会行为,都将有效地沟通、交流、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在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构中扮演积极、正面、健康的形象。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因民族、宗教、受教育程度、性别、收入状况、职业状况等的差异造成了社会群体的日益分化,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群落,彼此间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在沟通社会各阶层、各群落的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建构积极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作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公信力和号召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更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媒介责任:提升中国媒体的传播力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发展与提升离不开所依托的电视媒体的发展与提升。如何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来推动电视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的提升,关乎中国传媒的前途与命运。

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处于地震灾区最前沿的四川电视台女主播宁远,连续三天三夜坚守岗位、流泪播报,央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赵普在播报抗震救灾新闻时潸然泪下,东方卫视主持人骆新念起接收到的短信时,几度悲痛失声……大灾面前,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以高度职业的精神,负责任的态度,连续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公开透明、全面及时、富有人性化的报道,赢得了国际评论界和世界观众的广泛好评,也为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中国电视媒体良好形象的树立乃至良好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树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奥运报道是对中国电视媒体的一次集体演练,可喜的是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这次报道中,尽职尽责,经受住了考验,创造了优异的成绩,为提升中国传媒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作出了积极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电视观众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同时,也做出了新的探索,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报道特色,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感、仪式感、人文感和哲理感上。这次演练使我们获得一种启示:沿着国际化的路子继续拓展,将使我们的电视在技术层面、艺术层面和信息传播层面,获得更高和更大的成绩。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中国电视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在经济全球化、媒介不断融合的今天,作为中国电视媒体走向世界的生力军,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依然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提高中国传媒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方面担当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本文与周建新合作,发表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8日,转载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