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论：三种方法与两种思维
杨：在您的许多著作中，不论是整体的理论构架，还是具体的观点，乃至话语表达方式，经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或者说充满了鲜明的创新品质。您的理论创新最大的动力和来源在哪里？
胡：如果说我的电视研究还有一些新意，我想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充满活力的、动态的中国电视实践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能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尽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独特路径，是衡量他学术理论价值和贡献的非常重要的尺度。这不仅对于实践性很强的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是重要的，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同样是重要的。
杨：您的电视美学研究、影视文化研究、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之所以取得很高的学术理论成就，我想这跟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是分不开的。我感兴趣的是，您是怎样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又是怎样去解决问题的？
胡：多年来，我的理论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种方法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是常用常新的。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看，电视研究既不能是简单的实践描述，也不能是玄学式的纯理论概念。当前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格局，大概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两大类，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之间的冲突和对峙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往往执著于纯学理的规律性研究，容易排斥实务研究；而应用研究关注动态的操作，容易出现就事论事、急功近利的弊端，常常有意无意地排斥一般电视规律。我认为，两方各有其功能和价值，不能简单地用一方标准去要求、规范另一方，应当体现出学理性概括与实践性应用之间的高度结合。
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来看，电视研究既不能对历史做简单的材料堆砌，也不能脱离历史做抽象的逻辑概括，恰如有学者所说，“历史是展开了的逻辑，而逻辑是浓缩了的历史”。在这一方面，中国电视研究目前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做历史的梳理和描述过程中，欠缺对规律性的逻辑演绎；在对电视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架中又容易脱离对具体的历史发展轨迹的把握和观照。
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来看，电视研究既不能发简单的宏大叙事式的空论，也不能经验主义地就事论事。高举高打的空论往往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而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操作性描述又容易流于琐细、琐碎。我赞赏从微观的“点”切入，延伸到宏观的“面”，或从宏观的“面”入手，牵连到微观的“点”，“点”与“面”的有机结合会使电视研究充满张力。
杨：三种方法的道理并不艰深，但是如何落实到特定的研究对象，恐怕离不开特定思维方式的支撑，我发现您的电视理论研究有两种突出的思维特点，这就是辩证思维和中介思维。我想，恰恰是这两种思维的娴熟灵活的运用，使您的研究常常另辟蹊径，而且游刃有余。
胡：辩证思维和中介思维这两种方式是并行不悖的，辩证思维强调的是对一个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的思考与分析，而中介思维强调的是在一个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中去寻找、探求兼容并包、切实可行的中间路线或现实路径。辩证思维、中介思维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和武器。
在我的研究中，经常使用辩证思维对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展开思考分析，这体现在我的理论建构、具体的观点和话语方式上。比如在宏观层面涉及到全球化与本土化、继承与创新，以及电视与政治、市场、文化、技术等关系；在中观层面涉及到纪实与表现、日常化与陌生化、传播与艺术等关系；在微观层面涉及到点与面、轻与重、深与浅、相关性与悬念性、可视性与必视性等关系。
中介思维是我理论创新的另一种重要方法。从理论建构来看，电视美学就是介于电视艺术和电视传播两大部类的中介学科；影视文化研究则以社会文化系统和休闲文化系统为两极，重新观照处于中间的艺术文化系统；观念研究处于学理研究和实务应用之间，传播艺术则是在传播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之间开辟的新的学科领域。
杨：我的理解，相对于体系的创新，目前方法论的思维创新更迫切，中介论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
胡：中国电视理论创新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实践的战略战术问题，推动中国电视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成熟。它包含了：第一，对中国电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理论阐释；第二，对中国电视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作出理论判断和预测；第三，对新的电视学科进行开掘、发现和完善；第四，更新电视理念，建立新的电视学术话语规范。
杨：您的三种方法、两种思维一方面成就了您在电视理论研究方面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同时也成就了您主持了多年的《现代传播》，有专家就曾说过，《现代传播》堪称您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胡：十年来，《现代传播》取得了许多成就，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新闻传播、广播电视研究的名刊。刊物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但刊物的风格与特质的确与我的思路与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从1997年底开始主持《现代传播》工作，首先我将问题意识带入刊物，当然是广播电视学术理论性的问题，我期待《现代传播》拥有理论问题的命名权，成为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平台。在刊物的内容选择标准上，我推崇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字。同时，我把辩证思维和中介思维也带入刊物的定位和思路。刊物并不轻易挑起和卷入比较极端的争论，而倡导平和、中和的学术态度、学风文风。以定位为例，我选择的是介于业界与学界、实践应用与学理探究之间的一种角色和特色。这样就使得《现代传播》逐渐成为一个沟通学界和业界的高端理论学术平台。
杨：2004年以来，每年第一期的《现代传播》都会推出一个年度电视对话，这在业界和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您组织年度电视对话的出发点是什么？
胡：年度电视对话的设计与组织，一方面是刊物自身理论创新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电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得到及时梳理和回答。从2004年的《会诊中国电视》、《2005：中国电视关键词》、《2006：中国电视对话录》，到2007年的《中国电视忧思录》，每年邀请电视业界的前沿人物与我对话，就年度中国电视现实实践中面临的最受关注的问题，包括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并力求从中提炼概括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理念、思路与方法。几年下来，我很欣慰的是，年度电视对话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普遍关注、认可和欢迎。
结语
在以“本土化、中国特色”这两个关键词去检索胡教授20年的治学之路和学术积累的过程中，在循着“中国特色与理论创新”轨迹，去寻找一位电视学者富有创造性与独特性的理论阐释过程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电视本土化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电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中国电视实践与电视理论研究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性命题。
作为“电视理论名家系列访谈”的最后一站，对胡教授的访谈标志着自2005年1月启动的学术之旅顺利抵达了目的地。当然，这远不是终点。回望来时路，在中国电视的本土化道路上，几代电视学人贡献出了他们的智慧。15位理论名家以其蕴藉丰厚的理论建树，宽阔多维的研究视角，丰富、充实着年轻的广播电视艺术学，推动着充满活力的中国电视迈向更理性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的努力，积聚成坚实的理论根基，支撑着中国的电视实践与理论研究锻造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