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电视创新对话
时间：2009年1月6日
地点：中国传媒大学
对话人：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
徐舫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今年是《现代传播》年度对话的第六个年头。2004年我跟刘春一起做的《会诊中国电视》算是一个开端，期间做的一系列年度对话在业界和学界都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今年我们又把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先生请回来，同时还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舫州先生。刘春先生身在一线，但对中国电视的发展有很深的理性思考；徐舫州教授身为知名电视学者，但对中国电视的前沿实践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体悟。本次对话一方面要对2008年中国电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的描述，另一方面还要对中国电视2009年新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预测，期待我们的对话能够为业界和学界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与素材。
2008年：“成就巨大，问题成灾”
机遇特别多，但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头
由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向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媒体转向
胡：2008年，中国的大事、喜事甚多，如奥运会、“神七”成功发射等，但是突发性事件特别是特大灾难也相当多，如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西藏“3·14”事件、“5·12”汶川大地震、三鹿“三聚氰氨”事件以及年底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等等。这对于国家来说有喜有悲，但对于媒体而言，却恰恰是大显身手的极佳时机。到底2008年中国电视媒体的表现怎样，有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重要话题。
刘春（以下简称“刘”）：2008年，对于做媒体的尤其是做电视的人来说，感觉上是机遇特别多，但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年头。年底《南方周末》要评选年度的最佳栏目、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等，大家好像想不出什么来。总体上，我认为2008年的中国电视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大事不断。由于中央政府的决心，电视在“5·12”地震报道当中，以及奥运会、南方冰雪灾害的报道中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报道空间。在此过程中，央视形成的多个常规栏目打通的“大板块”直播模式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最近经济频道的《直击华尔街》报道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第二，栏目进入盘整期。整个2008年没有出现一种特别火暴的节目、栏目，并且成为学界或者业界所谈论的对象，比如2005～2006年的选秀类、2007年的情感类。可以说，2008年电视栏目创作进入了一个盘整期。对于情感类节目，我曾经在江西的一个会上说过，这种节目有很大的道德陷阱，涉及到传播道德的界限，比如虚构的问题、隐私权的问题等等。情感类节目大多类型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出轨、杀人或者抛妻等等；故事中有1/3的人物是虚构的，大部分民众在电视面前处于弱势位置，甚至丑态百出，这就涉及到被拍摄者人身权益、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但这种在2007年曾经非常火暴的节目类型到了2008年遇到了瓶颈，年底时广电总局已经开始着手整顿了。
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讲，2008年电视在所有媒体中声音是比较微弱的，集中表现为舆论监督栏目的全军覆没。如果不是2008年的那么多大事件支撑，电视会变得非常难看。在舆论监督方面，电视基本上是跟在网络、新媒体的后面，没有独家报道，没有特别深度、尖锐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焦点访谈》还有监督类的节目内容。2008年中央电视台在舆论监督方面被人记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对分众传媒垃圾短信的关注；一个是对百度排行榜的揭露。而我们熟悉的山西溃坝事件、河北毒奶粉事件、山西记者封口费、贵州瓮安事件等，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博客或者其他新媒体捅出来的，并通过论坛发帖、“人肉搜索”达到调查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人肉搜索”成为网络展开舆论监督的一种新方式，最近深圳某海事局长和南京某区房产局长事件都是“人肉搜索”完成的。现在老百姓获取信息已经很少通过电视而是改为网络了，至少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通过互联网。除非一个事情惊动得比天还大，电视媒体好像才能获得一定的空间；在普通的日常事件和突发事件上，它的空间反倒比较小。
2006年、2007年我们还看到几部纪录片的活跃，《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森林之歌》等等，但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特别有分量的、具有历史深度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纪录片。从媒体竞争角度来讲，我们还比较得意，凤凰虽然是一个小台，投入不大，也没有特殊力量，但仍然针对改革开放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1998年以前的大事方面做得相对多一些。
具体节目方面，2008年还真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有两个节目可以提一下，但基本上也是模仿的产物：一个是湖南卫视在奥运期间推出的《智勇大闯关》，是群众性与竞技性相结合的一档节目；另外一个也是湖南卫视拍的《丑女无敌》。至于一些老牌节目，或者处于维持状态，或者出现了衰落的痕迹，包括《百家讲坛》、《走近科学》、《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还有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江苏卫视的《人间》，以及一些选秀类节目。
徐舫州（以下简称“徐”）：看来刘春还是比较悲观的，但我认为2008年还是有一些亮点的。2008年作为电视大年，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成就巨大，问题成灾”。
成就和亮点是这样的：第一，2008年电视开始出现一些向好的迹象。2008年，电视媒体在南方冰雪灾害、“5·12”地震等一系列报道中表现不错，尤其央视新闻频道的直播意识得到很大强化。直播期间我给新闻中心每星期写一篇专家述评，关注得比较多。在直播开始时，他们迅速建立新闻快速反应机制，到了12月份还成立了一个全国电视直播联盟。这种变化预示着电视由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向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媒体转向；由一个原来纯粹的政府立场到向公共立场和政府立场兼顾、两头都负责的转向。
第二，整个舆论环境好像比过去更加宽松一些，特别是电视主流媒体对于网络民意、民营媒体意见的吸纳，关于山寨文化、网络民意、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至少没有采取以往那种非常武断的禁止性方式。现在是双方进行博弈，最后达成妥协，这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传统媒体和非传统媒体的博弈、体制内媒体和体制外媒体的博弈，这成为2008年显现出的一个主要趋势。之所以出现以上一些亮点，是因为经过五六年所谓的“集团化”改革的大弯路之后，2008年电视开始走向正轨了。
刚才说到“问题成灾”，我认为首先是目前中国电视改革的难点一直没有破解，主要是资源配置方面的市场准入体制问题没有解决。资源配置模式、利益分配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由部门垄断、行政垄断造成的体制壁垒还没有打破。现在国家对电视机构的管理依然是政策管理，而不是法律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次，电视节目的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以前所有创新努力都在屡次尝试中遭遇挫折，搞得现在电视人都没有动力了。奥运过后，电视创新的动力就更不足了，再加上资源配置和体制方面的壁垒没有突破，内部的奖惩机制和创新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建立，谁也不知道创新动力来自何方。还有一个遗憾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特别节目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或者说与大家的期待相去较远。比如对30年间一些重大问题的故意回避，对2008年之后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展望的缺失，使得整体上缺乏深度，缺乏亮点。
胡：我非常赞同二位的上述观点，2008年对于中国电视是一个极佳的创新时机，奥运报道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电视的传播能力和实力，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为中国电视赢得了尊严和荣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国电视做了技术、艺术、传播各个层面的创新尝试，当然除了这些特殊性事件带来的特殊的机会，中国电视日常性的创新的确显得动力不足，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集中反映。
体制、机制改革的停滞不前导致媒体精神的丧失
制约中国电视创新的核心问题是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
把历史里面的蝇营狗苟讲得绘声绘色，这不是媒体人自己的精神追求
胡：刚才刘春和徐教授讲得都很尖锐，我的感觉是现在电视人更多地要居安思危。尽管表面上看起来2008年还比较风光，但这种风光的背后不是电视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电视把所拥有的媒介优势和事件本身的传播优势综合了起来。比如对于灾难性事件的大型直播，客观上这类事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传播影响力；另外还有奥运会的电视直播，央视依靠政策形成的政策垄断和资源优势，并最后转化为传播优势。
刘：这种垄断优势，当然与电视界同仁多年来的探索和努力分不开。2008年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亮色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取决于政府层面的开放，是政府力量的推动。其次还有着巨大的救援和通讯压力，冰雪灾害的宣传报道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12”地震报道，是温总理到了现场后感觉这个事情必须向全世界报道，甚至要向海外记者开放；奥运会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新形象，在报道上不需要许可。
徐：2008年还有一些亮点是值得探讨的，央视新闻频道原来是没有新闻评论节目的，而凤凰卫视就有五六档。央视显然压力比较大，2008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新闻频道推出了《新闻1+1》，经济频道也推出了《今日观察》，尽管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但这种尝试至少是可喜的。省级台中，一些选秀节目、娱乐节目也在妥协中做了一些尝试，如江西卫视的《红歌会》既承载主流的价值，又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进行表达，宣传效果和市场效果都还不错。2008年，电视节目的问题还体现在名牌栏目的昙花一现、后劲乏力上。这与缺少正常的媒介批评有关，2009年期待媒介批评能有所进步。
刘：对于这种状况，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是创新机制缺乏。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省级卫视都有着强有力的创新奖励机制，比凤凰卫视都要好很多，但从总体来看，央视和省级卫视还相对比较缺乏这方面的体制和机制。
第二方面与现在的电视考评体系有关。现在电视基本上以收视率为核心进行考评，这一机制导致电视特别容易急功近利，容易被捆绑得很死。因为任何创新都需要成本和时间，观众有一个接受过程，栏目也是需要进行精心培育的，但这种考评机制使得央视和地方电视台很难有从容的心态进行节目创新。
第三方面是我讲得最多的，制约中国电视创新的核心问题是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从上次对话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基本上没有看出中国电视有什么改革的迹象，中国电视的媒体意识、媒体精神真的是越来越衰落了。随着电视媒体精神的一点点丧失，号称“内容为王”的电视也就越来越缺乏人文关怀、社会视野、新闻意识、社会公信力。一个栏目没有内在精神气质，长久做下去肯定是不行的。这些意识的衰微对栏目的后续发展是会产生伤害的，某些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不是不好，但后边却越来越没有价值了，比如一些讲坛类的节目，我很早说过它不能变成评书，把历史里面的蝇营狗苟讲得绘声绘色，这不是媒体人自己的精神追求！
电视的地位正在衰落，不仅中国如此，国外更是如此。再有一个例子，美国现在也很糟糕，传统名牌电视节目收视人群老龄化非常厉害，比如《60分钟》，平均收视年龄是63岁。这次美国大选，奥巴马为什么当选？其中很重要的是利用了新媒体。当中国以后再遇到灾难事件，随着互联网视频网站的崛起和发展，电视是不是还能一枝独秀，我觉得就很难说了。
胡：中国电视确实需要辨别和把握让中国电视骄傲的原因和需要自身反省的理由。2008年用直播的形式保持了媒体的开放度，体现了中国电视的进步，这些我们还得要肯定它，但是这些表面的繁荣真的不能遮掩其自身深层次的问题。那么，2009年，中国电视还有什么可以预见的表现值得我们期待？
刘：2009年肯定是更不容乐观的。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而且“逢九大事多”，舆论宣传的口径肯定不会比2008年宽松。我做电视很多年，其中从事调查类节目12年，但从来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么大的压力。除了刚才提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还有最主要的也是最现实的就是2009年经济形势的走势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前几年讲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品牌的时候，当时中国就业形势还不错，经济发展快速，号召要实现从高耗能、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创造型、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但忽略了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业。现在就业最困难的几个群体，如大学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这些群体现在都变得非常敏感。一旦媒体有所冒进踏进雷区，地方部门很容易把一些“维稳”的责任推向媒体，2009年的关键词就是“维稳”，在“维稳”面前，媒体能干什么？当然是服从命令听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