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流意识与大众趣味的契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在坚守政治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不容置疑的同时，“一方面继续捍卫了国家权力体系的实践意志，继续进行着政治制度和道德原则的权威陈述；另一方面，它在新的文化现实，尤其是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商业化准则大举倡行的情势，也做出了某种策略性的让步，以便使自身能够适应日益发展的大众文化运动”。这种变化深刻地体现在主旋律文艺作品中，军事剧创作自然也不例外。新世纪诞生的军事剧在高扬英雄主义的同时，找到了主流意识与大众趣味的契合点，从而使得这些作品既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认可，也得到了普通大众的欢迎。这种契合主要体现在这些作品中英雄主义的伦理化和英雄人物的个性化上。
（一）英雄主义的伦理化
英雄主义伦理化就是在英雄主义叙事中将伦理情感作为一种叙事动机而加以强化，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中增加人伦情理的内容，改变那种纯粹的革命化、政治化的英雄主义表述，使英雄主义的表达更富有情感力量，也更富有“人情味”。应该说，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歌颂英雄的文本中，革命英雄被极端阶级化和政治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爱憎分明的革命斗士，这种形象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伦理、阶级的爱憎，即是“亲不亲，阶级分”。这种话语规范和表述方式在“文革”样板戏中达到了顶峰，由此塑造出来一批被称为“卡里斯玛式”卡里斯玛（Christmas）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卡里斯玛”一词所指的是具有一种不平凡禀赋的人：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的英雄人物，例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洪常青，《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以及《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阿庆嫂等等，都是阶级性大于人性的特殊道德楷模。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而是渗透着当时英雄叙事的潜在逻辑。革命家庭尚如此，而关于英雄人物的爱情，则更是稀有之物，即便是偶然出现“爱情戏”，“也必须用政治语言加以叙述、言说，使之成为同一阶级之间的革命化、政治化的‘自恋’。是阶级复仇的共同革命目标把男女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这种去人性化、去伦理化或者是以阶级伦理和政治伦理取代普遍的人伦情理的表述方式自新时期以来遭到了冷遇，但对于主导文化来说，塑造和歌颂英雄依然是凝聚民心团结民众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宣教的基本途径，因而让英雄走下神坛，走到民众中去，成为90年代以来我国主流影视作品特别是主旋律作品纷纷采取的叙事策略。例如主旋律电影《焦裕禄》、《孔繁森》、《中国人》、《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都加强了伦理化的表述。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伟人领袖还是普通一兵，都在英雄主义气血中增添了伦理温情。如《长征》中，毛泽东的伟人形象多了贴近普通人的俗常情理：受到排挤打击，他也会郁郁寡欢，也会愤懑不平；为了逗儿子开心，也会让他趴在背上“骑大马”；在生离死别的当口，他细心地留给儿子一点糖果。再如剧中两处细节：考虑到行军不便，贺子珍生下孩子后，便将孩子送给了老乡，毛泽东回来后说：“怎么着也该让我见孩子一面。”心情难受的毛泽东坐在门口划燃火柴，却没有点着烟，而是看着火苗沉思；贺子珍为保护伤员负伤后，毛泽东看望昏迷中的贺子珍，伤心地哭了，并说就是抬也要把贺子珍抬到目的地，并亲自抬着担架去做手术。如此，革命情、夫妻情、父子情交织在一起，充分表现了领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英雄主义伦理化在虚构较多的传奇类作品中也较为常见。对这些电视剧而言，伦理化恰恰起到了对传奇化进行有效补充的作用。因为若只有传奇化没有伦理化，则会使人物失去与观众心理上的贴近性。可以看到，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等剧中，这种伦理化的呈现已经不仅仅作为剧情和人物塑造的补充，而成为了塑造人物和推进剧情的关键。如《历史的天空》的姜大牙开始打算投奔国军，是想吃饱饭，当错投新四军时，其动机是因为见到了漂亮的女新四军战士东方闻英，这个带有灰色情理的“英雄成长历程”的表述，使得姜大牙的英雄之路不再是完全纯粹革命的，而是带有自己“小私利”的。对女性的爱慕成为姜大牙英雄行为的动力，换句话说，是爱的力量成全了一个革命英雄。这样的英雄主义似乎不怎么纯净，但是这样的描写，却符合作为一个蓝桥埠伙计出身的姜大牙的伦理观。进行革命和追求个人幸福并非水火不容，特别是当后者成为前者的动力时，才更具有说服力和普遍意义。当然，革命英雄毕竟不同于江湖好汉和个人集团，在这些电视剧中，对人情伦理的表现，始终和革命事业相连，当个人伦理与国家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重心依然会倾向后者，英雄由可亲变为了可敬。如《狼毒花》中，常发在认识梅子之前，经常把“睡女人”挂在嘴边，但是自从他喜欢上梅子后，就对梅子发誓，抗战胜利就娶她为妻。在一次鬼子“围剿”中，他俩不幸陷入绝境，受重伤的梅子不甘被捕受辱，恳求常发结束她的生命。鬼子步步紧逼，常发咬牙用刺刀捅死梅子，再发疯似的杀向鬼子……这一违背人伦但又符合人伦的残酷描写正体现出常发作为一个男人和作为一名革命军人的立体性。
伦理化的策略，在一些电视剧中还呈现为一种“家国同构”的模式。对于一些涉及历史时间较长，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的军事题材作品而言，运用“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有利于故事情节的顺利展开，并能通过一段时间跨度中的家庭关系折射社会和时代特征。同时，这种模式也有利于以人物为中心，在英雄人物的命运、情感变迁历程中呈现社会历史，达到“以人带史”的效果。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通过石光荣及其家庭在漫长岁月中的经历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历程，折射时代风雨；《历史的天空》从抗日战争一直演绎到“文革”结束，《亮剑》也从抗日战争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姜大牙和李云龙婚前的单身生活和婚后的家庭生活形成了对比，并在对比中体现出环境和时代的变迁以及两人的情感命运变化。
我国军事剧所呈现出的英雄主义伦理化的创作倾向已经成为此类作品深受观众喜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无论是平凡的人还是英雄伟人，都首先是一个伦理的人。“伦理精神是高耸于人类现实活动之上的一种道德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不断超越自我，走向完善和幸福。”
（二）英雄人物的个性化
长期以来，在我国军事文艺创作中，虽然诞生了一大批英雄，但却大都是没有缺陷的“高大全”，英雄在变得高大的同时也离普通人越来越远。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军事小说，还是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英雄也是人”的实践路线，使得高高在上的英雄终于回到了人间，就军事剧而言，一批反映南线战争的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汉家女》、《凯旋在子夜》等等，都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中贯注了更多的人性和人气。莱辛在谈到英雄人物塑造时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艺术理想：“表现有人气的英雄。”
言之，就是艺术家所描绘的英雄形象，首先应当是一个普通人。可以看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军事剧的主流，都是表现有人气的英雄。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英雄人物塑造又有了新的变化，英雄人物开始从有人气的英雄走向有个性的英雄。在新世纪的中国电视荧屏上，最能吸引眼球的便是一个个充满了个性色彩和人格魅力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既有共和国的缔造者，如罗荣桓、陈赓、许世友等，也有虚构的传奇英雄如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等，还有当代军人精英代表，如朱海鹏、龙凯锋、康凯等等，这些个性英雄构成新世纪中国军事剧最为亮眼的英雄人物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