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类型电视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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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历史剧(3)

(二)历史化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电视叙事体中人物和情节是不可分割、水乳交融的,“我们不能问何者更为重要,是结构还是人物,因为结构即是人物,人物即是结构”。为观众熟悉的电视剧人物,对电视剧日常审美属性的体现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一部电视剧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情节比人物塑造更加重要,但是故事结构和人物真相是从两个视点看到的同一现象。人物从他们的面具后面所作出的选择既塑造了他们的本性又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在此,不妨把人物也分为核心人物和附属人物,或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既然历史正说剧在情节上以历史内在矛盾性形成事件核心,在附属事件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那么核心人物与附属人物的设计相应的也要符合以上历史事件的叙事逻辑。在梳理正说剧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时,要由历史的内在矛盾冲突性为主导因素,构成形象鲜明、血肉丰满的历史化人物群像,而不是把人物置于简单的二元结构式的矛盾对立体系中,并随意以编导自己的主观意念、审美取向形成意念化、欲望化或风格化的人物。“谨守史范,不妄添一角,不乱拉陪客”。《一代廉吏于成龙》最为突出的成就在于塑造了于成龙这一体现历史性和人民性的清官形象,“于成龙形象的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清正廉洁,治政有方)、表现形式的复杂(几起几落、情感丰富)和情致的始终如一性得到了较为和谐的统一,其人格魅力足以征服人心”。于成龙形象的丰满是在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矛盾冲突中完成的。他40多岁时方才出任广西罗城知县,上任伊始便面临盗匪猖獗、民族矛盾等问题,他心系民生疾苦,力排众议,终于妥善解决棘手问题,并得到上司赏识。其后在黄州缉盗、武汉除恶、修桥守城、福州清理刑狱等重大事件中,他不畏权贵、政绩卓著。除了主要人物,跟随主人一生奔波操劳的仆人朝卿、同僚好友张朝珍、康王等人的群像塑造,也很好地配合了主人公性格和品质的展现。“从本质上而言,是主人公创造了其他人物。其他所有人物之所以能在故事中出现,首先是因为他们与主人公的关系以及他们每一个人在帮助刻画主人公复杂性格维方面所起的作用。”

对《成吉思汗》来说,也是把成吉思汗的性格塑造放置在历史的矛盾冲突中来完成,既表现他作为一代英雄的光辉业绩,也没有刻意抹去他在征伐战争中的残忍和杀戮,剧中出现的众多次要人物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主人公形象,从而刻画出立体的真实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所具有的可贵精神在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复兴浪潮中依然不可或缺。像于成龙这样的廉吏,在反腐倡廉、革新吏治的今天依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因为“写出人物的真实,就是写出历史的教训”。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治人物,并以一种严肃的创作精神,以一种唯物主义的辩证历史观,在荧屏上力图艺术化地真实再现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心路历程,不是为了钩沉过往岁月和回味历史的沧桑,而是为了启迪现在、走向未来。

二、历史亚正说剧:以虚构的戏剧冲突性重构历史

历史亚正说剧以虚构的戏剧冲突性重构历史叙事,真实的历史矛盾往往被置换为虚构的戏剧冲突,历史时空主要是作为戏剧展开的背景而存在。叙事上不局限于“真人真事”,而以较强戏剧虚构性的“真人假事”、“假人真事”为主体内容,试图在历史与艺术的双重阅读视域中,突出历史剧作为“剧”的艺术属性和对历史的寓言化、审美化和当代化解读。历史亚正说剧一方面拥有正史的骨架,却又不同于正说剧崇尚史实的严谨作风,在叙事文本内加入大量野史和虚构内容,常常在主要人物和核心事件上有意识地存在重大虚构,有时甚至出于审美表达的需要,不惜大幅度地修改甚至违背历史记载。历史亚正说剧由于不像正说剧那样接受史实的严格规约,因而在审美表达和叙事推进上拥有较大的自由想象空间,既有历史事件的展示,又强化了戏剧冲突,这就给历史剧创作带来了强烈的艺术观赏性和创作自由度。此类作品创作颇丰,如《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王朝》、《太平天国》、《天下粮仓》、《大明宫词》、《走向共和》、《汉武大帝》、《嘉庆皇帝》、《传奇皇帝朱元璋》、《大敦煌》、《大明王朝1566》、《越王勾践》、《母仪天下》、《台湾1895》、《大秦帝国》、新《三国》等剧。

(一)以虚构的戏剧冲突性形成事件核心

电视剧的叙事“具备这三条要素:连续性、因果性、虚构性”。其中“虚构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独特要素。对于和历史事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古装历史剧,一些专家特别是历史学者往往对不符史实的虚构部分大加挞伐,把很多历史剧斥为“戏说”甚至“胡说”、“歪说”、“乱说”,有时难免把一些合理合情的艺术虚构也一并否定。上述情形的出现除却精英话语有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外,与主导话语对“现实主义”的大力提倡也不无关系。当然这也与我国虚构性叙事文学的晚熟有着深刻渊源。“中国叙事文学可以追溯到《尚书》,至少可以说大盛于《左传》,但是如果我们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虚构性叙事文体(亦即英文中的fiction)之上,则今天看得到的中国最古的小说大概是六朝志怪。”

正是在叙事形态上对于虚构性的强调,使历史亚正说剧呈现出与正说剧大为不同的审美景观。它不再小心翼翼、谨守史范,而是大刀阔斧地根据需要裁剪各种史实,大胆想象,量体裁衣,以戏剧化的“体”来穿戴历史的“衣”,正如胡适所言,把历史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叙事策略上,历史亚正说剧不同于正说剧主要依靠历史自身的内在矛盾冲突性作为叙事动力,而是在历史宏大叙事的外衣下,在二元化戏剧对立结构中,虚构出强烈的戏剧冲突形成叙事动力,推动叙事进展。在虚构性叙事体中,冲突具有特殊意义,它既是被描写的对象,又是表现生活的特殊手段,直接关系到主题思想的确立、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组织安排。历史亚正说剧首先在历史大框架的基础上设置一些对立统一性的矛盾,然后大量融入言情、动作、悬疑等戏剧化冲突元素,通过这些元素的积聚和发展、碰撞以期“出戏”、“出彩”,并进一步对历史事实加以改写、变形,刻意渲染历史叙事中的故事情境和气氛,最终形成戏剧化而非历史化、虚构性而非真实性的叙事主体,以此构建事件核心。

如《武则天》中,以武则天一生经历为线索,剧中涉及媚娘得宠、削发为尼、泰山封禅、垂帘听政、建立大周等史实,意图展现中国历史上这一个奇女子,但是镜头却更多地对准了宫闱情事、家族恩怨、权力斗争等虚构性较强的戏剧事件,并围绕这些冲突的设置和解决建构叙事的核心情节,对于女皇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间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绩和政治理想,则挖掘不深,表现不足。《雍正王朝》,围绕“夺嫡”和“治国”结构全剧,以反腐倡廉、推行改革等与当前主导话语相契合的主题思想作为叙事主线,剧中除穿插清查国库亏空案、废太子风波、雍正即位、平定葛尔丹、处死年羹尧等历史事件外,极力铺陈胤禛江南赈灾、延请邬思道、科考舞弊案、逼宫之变等戏剧情境,太子与春华、老十三和张五哥妹妹、老十四与乔引娣、邬思道与年秋月、雍正与年秋月、雍正与乔引娣等复杂交叉的多角情感戏更是被反复渲染,加上整部电视剧权谋文化的展示,戏剧冲突与悬念设置环环相扣,在当年获得极高的收视率。

《康熙王朝》是继《雍正王朝》之后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另一部清史剧,同是展现康乾盛世时代。该剧以带有明显主导意识形态性的国家统一理念贯穿全剧,融入除鳌拜、平三藩、灭葛尔丹、收复台湾等历史事件,为增加视觉上的观赏性,提高收视率,还不厌其烦地大肆渲染虚构的感情戏,康熙、伍次有与苏麻喇姑的三角恋,康熙与容妃、蓝齐儿的伦理亲情戏,李光地、葛尔丹与蓝齐儿的情感纠葛,太子与红玉的偷情,这些虚构的情感冲突经常占据电视剧的情节中心,此外加上朱三太子事变、周培公献图、起用姚启圣、施琅归顺、郑经自杀等被大量改动扭曲的历史,共同营构了这场视觉盛宴。导演陈家林自己也承认《康熙王朝》70%的剧情都是编的。由第五代电影导演吴子牛操刀的《天下粮仓》,本身内容便与当时风生水起的国家粮食系统改革话题有着主题上的相关,虽然在影像美感的强化、历史意境的营造上有很多出彩之处,但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依然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在叙事展开上有时刻意制造悬念,情节过于求奇求变,急切的现实影射性有时候也伤害了艺术作品的审美表达。

如果说以上作品更多注重外在冲突的话,那么《大明宫词》对于内在冲突的强化,则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剧创作之林中的一朵奇葩,该剧在人物语言上具有浓郁的莎士比亚化风格,使得作品拥有一种直抵心灵的极富感染力的诗化品格。电视剧改编自孙自筠的小说《太平公主》,与《武则天》不同的是,太平成为此剧主角,在叙事主题和美学风格上大异其趣。历史事件已经完全成为附庸,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过渡期那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被影像呈现为一场权力与爱情、青春与欲望之间绵延不尽的人性冲突,被权力异化的爱情,被欲望吞噬的青春,纠缠不休,在大明宫繁华艳丽的背后,却满目疮痍,尽是凄凉。《汉武大帝》,以汉匈对峙为主线组织剧情,希图再现2000年前这位盛世之君的历史活动,虽然片头打上“根据《史记》、《汉书》改编”的字样,实则对史实进行了多处改写以营造戏剧冲突。

《走向共和》为吸引观众,在对外宣传时宣称可以代替历史教科书,实际上也只是在守旧与进步的对立框架中,希图以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历史观来阐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核心事件上多有虚构并美化李鸿章和袁世凯之处,甚至编排孙中山和李鸿章共进晚餐、宣扬共和的场景。2010年度吵得沸沸扬扬近百集的新《三国》,虽然宣传上强调以陈寿《三国志》等历史典籍为依托,意图以曹魏历史为中心,再现群雄逐鹿、沧桑巨变的三国历史,然而荧屏上的情形却是:新《三国》并没有真正突破通俗历史演义和评书说唱文学的一般模式,不过是综合了《三国志》、《晋书》等历史记载和《三国演义》等文学叙事杂糅而成的一部有关三国争斗的新演义史。以曹操的政治、征伐活动为主线,重点塑造了曹操形象,淡化了曹操以往那种乱世枭雄的奸贼形象,颇为曹操拨乱反正,剧中重点展现的故事如“曹操献刀刺董”、“陈宫义释曹操”、“曹操误杀吕伯奢全家”、“王允使美人连环计”、“吕布戏貂蝉”等等几乎全为评书演义的照搬,历史典籍并无记载。

其他历史亚正说剧作品,无不是依靠各种虚构出来的戏剧化冲突,来营造一波三折缠绵悱恻的情感戏、扣人心弦悬念迭生的断案戏、金戈铁马火舞黄沙的动作戏,以及暗藏杀机明争暗斗的权谋戏等。在这些作品中,真实的历史事件往往被虚化、遮蔽或被置换为一系列假定的戏剧冲突,而历史事件不过是镶嵌在这些所谓“历史正剧”所营构的视觉盛宴中的几块甜点而已。可以说,亚正说剧是在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双重默许下,大众文化消费历史的极好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