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应用巨灾风险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筹集巨灾准备金
巨灾风险证券化是农业巨灾风险重要的市场化分散机制，是资本市场上保险风险与证券有机融合而形成一种创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巨灾风险证券，通过市场机制来分散巨灾风险，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有机嫁接，借助资本市场，在全社会范围内，在所有投资者中，分散和转移农业巨灾风险。巨灾风险债券主要有巨灾期权、巨灾债券、巨灾互换、应急准备等工具。
农业保险面临农业灾害损失的规模与保险资本总量缺口的矛盾以及保险准备金积累的平滑增长与灾害损失赔偿支付突变性的矛盾。通过风险证券化将农业风险与资本市场进行有机结合，在资本市场上以证券方式筹集资金来分散和化解农业灾害损失，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资本市场资金规模庞大，如果将资本市场资金引入到农业保险，既扩大了风险的分散范围，又大大增强了保险基金的来源渠道，无疑对推动农业保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巨灾风险证券化需要发达、成熟的金融市场、灵活有效的监督管理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保障，而目前我国不成熟的金融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成为成为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制约。但发展巨灾债券只需要一定发展水平的资本市场，较好的监督管理，一定数量的机构投资者，有关的服务机构等，这些条件在短期内我国可以具备。因此发展农业保险巨灾债券不失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第二节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趋势
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理论分析目的在于不仅能对农业保险制度的过去和现在作出合理的解释，还能对农业保险制度未来的演化趋势作出科学的、富有前瞻性的预见。理论与实际总是存在距离的，理论不可能完全与实际相一致，但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现实，能预见未来。
制度演化是一个前后相联、相互关联的动态历史过程，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也是如此，有其产生、发展、变迁的一个过程，同时中国农业保险制度也在不断探索、改革和持续地演化发展。本文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不仅希望能系统、深入地了解和认知中国农业保险制度产生、发展、变迁的演化机理，回答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发展的，哪些因素在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化，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动力是什么，中国农业保险制度产生→停滞→全面试办→停办→恢复发展这样的曲折演变历程背后的根本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是什么，以及制度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主体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进程的，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有何特殊规律等一系列事关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前面系统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探析现存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及其变化对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未来的演化将产生何种影响，从而对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未来的演化方向、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合理的、前瞻性的预测和分析。
8.2.1多向性是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一种趋势
中国农业保险制度以何种方式实施变迁，以何种路径向哪个方向演化，是存在多重结果、多种可能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产品与要素市场、市场结构、技术等在迅速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信息的快速传递，加速了创新（组织、技术、制度、产品等多个层面）速度和步伐。来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的变化，将不断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出现新的获利机会，从而产生制度供求和制度创新的空间。如果组织创立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以发生制度创新。至于农业保险制度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实现制度不断替和演化，则主要受制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偏好结构和目标函数。
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和制度变革的方向，必然是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对外开放。作为分散化的决策机制，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将使保险公司、农民等市场微观主体必然拥有更多的发展自主权，以及实现这种自主权相应的政治、经济、技术、信息等资源。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必然带来社会的多元化（如多个权力中心、多个创新中心），削弱政府的控制力，导致政府权威度的扩散。同时也能有效地遏制和约束政府为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对保险公司、农民等市场微观主体的过度干预和控制。市场化改革不仅赋予了保险公司、农民等市场微观主体参与市场交易、分工与合作、缔结合约、建立各种经济关系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资源控制权，也增强了微观主体与政府谈判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不仅增强了保险公司、农民及其合作组织等市场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也赋予了他们创新主体（甚至是创新中心）的地位和角色。因此，政府、保险公司、农民等不同主体、不同利益集权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他们之间权力分配结构、偏好特征和目标函数的变化，进而对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过程、变迁的方式、演化的路径产生深刻的影响。
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多元化，不仅体现在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也体现在创新中心的多元化。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一定程度上可能仍然是最主要的权力核心）和唯一的创新中心，保险公司、农民、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等相关利益集团，可能会发展成新的创新中心，从制度变迁与演化第二行动集团转变为第一行动集团。由于这些主体的异质性，必然带来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制度变迁方式的多样性、制度演化路径的多向性。在制度变迁方式上，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型、需求诱致型与供给诱导型、理性建构型与自发演化型等多种方式并存，也可能在某一特定演化时段，某一种变迁与演化方式占主导地位，还可能是某两种或几种方式交错；在演化路径上，农业保险制度可能会沿着高绩效路径持续演化（制度进化），也可能锁定于低效甚至无效的路径上（制度锁定）。
所以，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化方向是多向性的，演化结果是多重性的。具体会沿着哪条路径演化，向何种方向演化既取决于初始条件（制度环境）的约束，又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化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又充满历史的偶然性。因为，农业保险制度演化路径高度敏感于初始条件（制度环境），一旦制度变迁启动，并选择了某一特定的轨道，在正反馈机制和收益报酬递增的作用下，这一特定路径将不断被强化，农业保险制度将沿着这一特定的轨道持续演化，除非受到外部偶然因素的强烈冲击，否则这一路径很难被其他路径所替代，即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如果将初始条件视为因，那么制度演化所选择特定路径就是果。而作为因的初始条件是过去人们的决策所形成的制度，过去的决策形成当前的制度，而当前的制度又决定了未来新制度的形态。所以路径依赖效应使得农业保险制度演化具有前后关联、相互依存的连贯性、延续性和历史必然性。但在受到外部偶然因素的强烈冲击，农业保险制度系统将发生震荡（如保险公司、农民、政府的创新成本收益发生巨大改变，共享信念发展巨变等，导致制度主体的策略和行为决策发生重大调整），农业保险制度可能会从原来的轨道拐入新的轨道演化。所以，偶然因素的存在，导致农业保险制度演化路径和演化方向存在不确定性。
8.2.2制度环境对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影响不断强化
前面在分析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和观点：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化路径、演化方向高度敏感于初始条件的约束，这个初始条件就是人们过去的决策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外部约束，是影响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未来演化路径、演化方向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制度环境将发生继续剧烈的变化，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影响将不断强化。
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是一种嵌入式演化。作为一种嵌入式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化必然受到中国特定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复杂关系决定了制度环境与中国农业保险制度之间是同步共震、协同演化的。过去70多年的演进历程中，制度环境与中国农业保险制度之间就呈现出协同演化的态势，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制度安排制约、影响着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化轨迹、演化路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影响着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方向，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特征影响着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的特征（如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国家全面控制的保险公司单一产权结构和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保险公司多元化产权结构和竞争性市场结构等）。未来是否也会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呢，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如此，未来中国的制度环境将不断变革，变革频率将更频繁、变革强度将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