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经济学研究方法演化的历史考察
（一）社会经济学方法的简要回顾
社会经济学，作为一门介于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或融会学科，必然有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轨迹，并且，其研究方法的演进和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回顾社会经济学产生的历史环境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政治经济学时代（18世纪后期——19世纪后期）
在这段时期，制度分析、哲学反映、直接经济分析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有过简单的融合。根据小穆勒的观点，“一个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社会现象之间的彼此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中，任何事物是不可能被真正单独理解的。”
2.经济学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1880——1910年）
这是“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过度时期。在这一期间经济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基本分离，并且经济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格言是“一个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的人很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3.社会科学领域内相互的无知和扭曲（1920——1960年）
在这个时期中产生了现代经济学。此时，宣扬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间不存在联系的观点已成常规，经济学家们对各学科间的兴趣被其他社会科学的无知所取代，非经济学家们相继远离经济学。所有这些，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扭曲的影响。
4.经济学帝国主义时代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企图重划学科界限的挑战（1970——）
首先，“经济学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在当今的主流经济学领域和与此相对应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内正潜行着两种趋势：一方面，经济学更进一步的向内心旋转；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正被用来分析大量传统上仅由社会科学处理的议题。这种代表了重划社会科学界限企图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当代越来越被最初对它持怀疑和敌意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接受。
其次，“社会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挑战，社会经济学被赋予新的意义。“社会经济学”是韦伯最初用德语创构的。那就是在最初的研究方法论战中，社会科学综合概括首次提出的“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艾特琼尼所称的“社会经济学”属于最近的一些时期，它不仅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激进侵害的反映，而且被认为是经济学在对包括所有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分析时无能的一种反映。
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代表着经济学历史变革的一些重要特征：就经济学而言，即是，在世纪之交首次试图重划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并结束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孤立状态。但是，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将会发动新的方法论之争或新形式论战。这种新论战很可能变得与最初的方法论之争一样对社会科学带来同样的破坏性，并且其波及范围有可能更为广大。社会经济学将承担起代表着对这种威胁的一种积极的、合理的反映。
（二）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和社会经济学的正式出现
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伴随着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的一场迅速失去控制的争论而产生的。1883年，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批评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把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方法，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它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了“精密科学和精密规律”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门格尔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补充。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1883）发表了反驳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批评门格尔为获得“精密规律”而假定以“经济人”和“利己心”为出发点。“这是完全不知道社会，钻进象牙塔内的一种朴素的想法”。门格尔和施穆勒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停止了他们激烈的争论，但他们的信徒却把这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方法论之争直接导致了经济学的两极分化，并使两极化的学者们保持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中。最终以施穆勒所代表的历史分析方法失去权威性为告终，历史学完全被挤出了经济学领域。并且，经济学对历史学的敌意也扩展到社会学，导致经济学家对社会学抱有怀疑态度。同样，注重历史分析法的社会学也对注重抽象理论的经济学报有怀疑思想。
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和由此而分化出的两大对立阵营以及“经济学的两种科学”，令韦伯感到深为惊骇。作为一种解脱方式，韦伯提议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并试图寻求有效方式来完成这种综合，其当时所使用的术语就是“社会经济学”。该术语本身是在19世纪90年代被引进德国学术论文中的，韦伯把它作为当时就已过时的“政治经济学”术语的替代品。
对韦伯来说，社会经济学既具有理论派系（intellectual side）也具有实用派系。社会经济学的理论派系在他的方法论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表述，特别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韦伯认为社会经济学是文化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要利用“经济理论”而且也要利用“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历史学”。实际上，韦伯是围绕着经济学的真正进步必须只能同时运用历史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这个角度展开的。换句话说，两种分析方法的综合是很有必要的。在实践中，韦伯也试图以“社会经济学”来调和方法论之争中对立两方的矛盾。因此，韦伯以调解员的姿态既进入施穆勒的阵营也进入门格尔的阵营，有时他赞扬这一方，有时他又赞扬另一方，试图化解对立两方在一些不同方面的私人仇怨，并试图通过利用任何制度资源（institutional resources）来完成这一目的。
（三）社会科学间相互的无知与曲解
方法论论战结束之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家实际上对其他社会科学都失去了兴趣，这使得他们回避经济学问题。挪威的社会学家赫尼斯（G.Hernes）对所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导时代”，做出了以下几个简单的假设：（1）企业、家庭等等这些主体是一元的或“黑匣子”；（2）这些主体是理性的，企业在获得最大利润，家庭在获得最大效用方面具有一致的偏好；（3）主体对他们的环境具有完全的信息，他们对所有可能的替代品也都完全了解；（4）主体没有任何计算成本，他们能够及时的得到最佳替代品或替代品组合；（5）他们之间能自由的交易；（6）消费决定生产，他们需求的任何变化都会自动体现在价格机制中；（7）经济学是有关生产和消费，以及稀缺资源如何达到社会的最优配置；（8）理想的最优化是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并且当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相互决定的种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稳定下来或解决之后才能达到这种均衡。这一时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除了主体进行偶然的交换外没有其他的联系。这意味着大多数社会纽带和网络被忽略了，经济也被看作是基本独立于社会的其他部分。
所有这些导致了经济学的扭曲，它忽略了太多的社会范围，它也导致了其他科学的扭曲，比如社会学就完全忽略了经济学的存在。因此，在这个时期我们得到了一系列假的独立社会科学，他们完全扭曲了彼此间的折射印象。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个别的主体，而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的则是集体的主体。经济人的原动行为是具有排他性的理性计算，而社会人的初始行为是非理性的感觉及传统。因此，经济人仅存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而社会人则存在于市场外的任何地方。
（四 ）强化社会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与其相关科学的界限更加模糊，经济学帝国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即使我们承认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大部分结束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间人为分离的价值，但也很明显他们就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抱有独特的幻想，为了所有实际的目的，这种幻想成为又一次界限的终止。
因此，要代替经济学帝国主义需要能够引导今天的社会科学形势像经济学研究可能作到的那样复兴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其一，需用多种方法探索经济问题；其二，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界限需要打破；其三，人类行为和文化的复杂性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
韦伯在世纪之交称为社会经济学的科学符合这三个条件，并且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社会经济学也确实如此。从艾特琼尼在很久以前发表的社会经济学的纲领文件里就明确表述了这点：“为复杂的体制制定政策，”在这里社会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政策科学的一种类型；在“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学”中提出了主要的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的大体轮廓。
在所有这些著作中强调了不仅一种而是多种方法需要用来成功解决经济问题。像医药学或政策科学一样，在社会经济学中人们需要用“各种基本资源的研究成果”。例如包括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大量的社会学。利用各种科学的原因是简单的，那就是大多数经济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不存在一门单独的科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人们应实际一些，使用第二种最好的解决办法，并视具体情况依赖不同的科学。
第一个条件——在经济学中使用多种方法——也暗含着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界限应保持开放。人们为了获得各种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有能力跨越界限进行自由交换。也有观点称，社会学的界限应模糊一点，因为如果划分太过分明，就会容易以专横的态度把问题分开为不同的科学领域。
最后是复杂性的需要。像韦伯所指出的，社会经济学是文化科学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意味着文化和历史的复杂性是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文化”在这应当按照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含义被首先理解——在围绕经济的相互作用的人们之间产生并传递。在这里，像艾特琼尼在《道义的范围》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也是人类价值观的问题：社会行为总是围绕着价值和伦理的各种形式以不同的方式构成。
总之，可以说现在正进行着集中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劳动分工的重新定义。这个过程象征结束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间缺乏交流的唯一时机。它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但这也是与经济理论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和穆勒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今天有很好的机会引导事情向积极的方向发展。然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此不代表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从根本上试图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上强一种新的单独的思维模式。而社会经济学应该设法拓宽研究的视野。
二、社会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探析
（一）历史分析是社会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石
虽然社会经济学肇始于美国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主要代表的制度学派，但德国历史学派无疑为美国制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乃至社会经济学方法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及方法论渊源。只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传统即便在日益引人注目的新社会经济学那里，仍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德国历史学派尽管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地位并不显赫，但它在近代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却有着异常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F. List），还是罗雪尔（W.G.F. Roscher）和其集大成者施穆勒，均异常突出历史分析方法在研究经济制度上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将发展的、历史的观点作为思想的主流。罗雪尔认为，“对过去各文化阶段的研究，完全具有同观察现代经济关系一样的重要性”。施穆勒认为对国民经济及其进步的分析应当“根据时间和空间以把握尺度和历史顺序来进行”，历史—经验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中更为复杂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唯有以历史考察为依据才有可能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