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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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微观经济学(1)

萨缪·鲍尔斯

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

Microeconomics:Behavior,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①

①[美]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著江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一、作者简介

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1939— ),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以“主流批判者”的身份为美国经济学界所认识。主要著作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Understanding Capitalism:Competition,Command,and Change,合著,2005)《微观经济理论的疑点和问题》(Notes and Problems in Microeconomic Theory,合著,1980)等。

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借鉴了演化经济学中的新发展,涉及博弈论、经济制度理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的其他最新研究成果,被一些学者誉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二、本书精要

本书被誉为是“以教科书形式组织起来的集大成式著作”。该书运用文化、权力、非对称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以及规范准则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和解释了许多常见的经济问题。作者认为,制度取决于个体的偏好。但这个过程是互动的,即制度反过来会影响个体的偏好,制度通过群体规范等形式来塑造个体的偏好,这就表现出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决定。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个体偏好和制度是共生演化的,个人和集体是相互作用的。从历史视角看,组群的兴衰和制度的创新、变异、传承和僵化等息息相关,而后者又和组群成员的偏好的演变息息相关。通过建立在随机演化博弈模型基础上的一系列定量分析,作者试图更深入地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

作者运用了博弈论、经济制度理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的其他最新研究成果,并特别指出,在各种误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中,伪个人主义把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理解成本体论意义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孤立的个体,这种理解是相当错误的。

三、论著内容

1.关于一般性社会交往问题

作者首先介绍了制度和社会交往结构的演化理论。比如不仅产权,而且其他经济制度——例如货币和市场——被认为是以某种方式演化的,并将其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正如哈耶克(1945)所言:“价格体系只是人们在意外发现但并未理解的情况下学会使用的诸多[制度]形式中的一种。”当代的履约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研究何种形式的契约、产权和其他社会规则能够实现一些合意的,但未被任一参与者所考虑的总体社会目标,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明确界定的产权和竞争的市场能够支持帕累托有效的竞争均衡。但是,在博弈论的视角下,将博弈和制度结合起来,演化和行为博弈论通过放松共同知识和共同理性假定,能够代之以具有实证支持的、关于现实中人们如何交往的假说。但是,将博弈论作为经济制度和行为分析的基础,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它的视角过于狭窄,因为社会与单次博弈不同,不可能被完美地模型化。要想通过博弈充分地理解社会,就必须考虑博弈的重复性。一方面每个人都会参加各种不同的社会交往,另一方面某一个博弈的结构能够使参与人获得教训,并指示文化演化的方向,因为这一结构不但影响参与人在随后的各期如何行动,而且影响他在其他所涉及的博弈中如何行动。

其次介绍了偏好与行为。作者认为,重新表述经济学行为基础的目标不应该是用某种新的社会人来代替经济人,而是寻找一个能解释异质性的框架。因为异质性造成了结果的差异,同时通过简单的平均又不能捕捉到异质性的效应,并且看似微小的制度差异也会造成很大的结果差异。除了个人之间的异质性以外,个人自身的多面性也需要给予解释,因为一个人的经验往往会使他的行为理由发生持久性的改变,这意味着在长期中经历不同社会交往的种群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2.关于资本主义制度

作者认为,在恰当的条件下,个人自发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将实现社会的合意结果,增强使人的行动实现社会结果的能力是制定政策和宪政的重要目标。如对于穷人的再分配可能通过私人交易的价格来实现,也就是说,当穷人和更高收入者交易时,通过强制实施以有利于穷人的非均衡价格来实现。如果一个公平的政府要在改变商品的交换价格和干预初始资产的再分配之间选择,基于效率的理由,后者有时候可能会更好。尤其是当信贷、教育、保险、信息等重要交易中,市场缺失和契约不完备导致穷人的资源匮乏时就更是如此。同时作者认为由于很难提供完备契约的完美替代品,所以来自于契约不完全性的市场失灵是普遍的,人们尝试各种方式来对付由此引起的激励问题和谈判失灵问题,从而比较完整地解释了制度的多样性。

在早期关于劳动市场的理论研究中,基于努力和劳动交易其他方面的不完备契约模型,主流经济学解释了在竞争性均衡中如何出现非自愿失业,从而缩小了标准理论和经验观察之间的裂痕。比如研究了信任和其他社会偏好、互惠动机等所具有重要的作用,强调仅仅把不完备契约引进瓦尔拉斯框架是不够的。本书提出的新劳动市场模型有三个值得重视的结论:第一,如果技术不同,监督劳动努力的难度也不同,那么技术的选择将会受到劳动纪律问题的性质的影响,从而劳动纪律环境将影响备择技术的获利性;第二,由于雇佣关系往往持续很长时间,其工作单位就是一个文化环境,雇员的偏好和信念在其中会发生演化;第三,工资的公平规范、工作伦理和其他社会偏好不是外生的,而是在现有工资、工作努力程度和工作条件的影响及工作单位以外的影响之下演化的。

在竞争性均衡下,对于财富足以保证为最小规模的项目贷款融资,但不足以为更大项目自我融资的借款人,更富有者将能够为规模更大和质量更低的项目融资;而且,如果富有的和不那么富有的借款人的项目规模和质量一样,那么前者将支付更低的利率。如果财富差异足够悬殊,富人资产的微小缩水将不会阻碍他们进入任何技术上可行的契约,而穷人得到的额外资产却能够为他们开启契约机会,从而,财富再分配可以成为减轻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激励问题的手段。作者认为,更为平均的分配可能更加有效,因为穷人根本无法进入有效的契约,但是,如果某一特定的资产生产效率更高,但是其相关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掌握在富人手中,那么通过自愿交易实现这一转移很少会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过程趋于有效的资源配置。

在专业化和范围经济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必然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繁多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是在不完全契约的支配下进行的,结果取决于谁在交易中拥有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理论中,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一般都分配给那些向企业提供资本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代表,而不是分配给那些在企业中工作的人。作者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研究发现:一方面,一个阶级的成员不仅仅在财富水平上相近,他们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拥有权力,权力的行使在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中心地位表明,阶级的概念不仅仅能够启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考,更能启发经济学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3.关于制度和偏好的共生演化

一些形式的社会安排——比如市场、政府、一夫一妻制、私有财产、神异崇拜、社会分类以及必要品在非亲属间的分配等——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在具有明显的差异的环境中独立出现和延续下来的。而其他一些安排仅在短暂的时期内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它们一般仅有有限的生态上的作用。因此,作者首先介绍了制度演化和个体演化,通过将达尔文和马克思在进化方面的见解和制度变迁过程联系起来,发现偏好和制度共生演化,他们各自影响着对方的发展,规则和社会交往结构一起影响了偏好的演化。与直觉相反,遵循习俗范式刻画了快速的文化变迁和对个体来说代价较高的规范的长期存在,可以被纳入到信任博弈所面临的类型的策略互补中,以解释各种社会性的低效行为和习俗能够持续存在的现象;在内生偏好中,任何一个社会中物品和劳务的生产与分配都是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它们支配着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或者为了生计需要做的事,它们也影响着文化传播过程自身。经济制度将交往的特征施加到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们身上,影响着他们的交往、交往的方式、相互的关系以及所期望的回报,这些分配规则和文化传播过程影响着人们更新其行为的方式,影响着其人格、习惯、品味、价值和信念等。

在对集体行为和制度创新的研究中,作者认为对组群规模差异和集体行为的考分析表明,标准的随机演化博弈理论模型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扩展。第一,非最优反应并不是碰巧发生的,而是有意识的行为;第二,非最优反应博弈发生的比例相当大;第三,非最优反应博弈采取的是集体行动的形式,而不是互补关联的异常个体的行为;第四,个体群与子群的规模不同,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富人的数量。同时,作者对制度和偏好的共生演化做了介绍,认为有利于组群活动的特定的人类机能和特质可以与那些执行资源共享和社会分隔的普通人类制度共同演化,当群组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遵守规则时,惩罚违规者所花费的成本极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组群间冲突的、相对薄弱的组群选择压力足以维持高频率的利他主义惩罚者,并维持高水平的合作。作者还认为,通过引入局部交往,以及引入遵循习俗者倾向,具备这些倾向的成员的特异表现和局部交往的互相关系的存在,将会极大地加快历史变迁的步伐。但是,在缺乏例如资源分配和分隔等组内制度的情况下,个体有利于组群的行为特点的演化条件是非常严格的。

四、简要评述

本书是一部富有创新性的现代微观经济理论著作,作者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倍加关注的主题: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和贫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以及市场、企业和其他制度的结构与个体偏好的共生演化等。本书从一些经验之谜或者史料开始,并通过模型进行阐释,它展示了新微观经济学对传统的价格和市场模型的超越,试图对人类社会行为提供更准确的和具有政策含义的刻画。

从方法论角度看,作者运用了博弈论、经济制度理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的其他最新研究成果。在制度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假定认为存在着一个“制度市场”,市场上存在着制度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双方在理性基础上交易,最后达成某种“制度均衡”。但是制度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旧的制度均衡为什么会被新的制度均衡所替代,作者不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而且涉及了文化、权力、非对称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以及规范准则等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带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类行为,不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而是在经过自然与环境双重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人类心智中的。作者借助博弈论表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隐喻、马克思关于制度发生在参与人背后的说法、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有其内在的联系。从制度到演化,基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的演化,另一方面是制度的演化。个体演化集中体现在偏好的演化上,而制度的演化尽管是一个谜,两者都体现在偏好的变化上。由此,鲍尔斯提出了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因,即基于制度与偏好的共生演化。

扩展性阅读文献

[1]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江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叶航.重构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评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J].财经,2007,(1).

[3]杨玉生.马克思、瓦尔拉斯和新霍布斯主义生产过程模型比较——萨缪尔·鲍尔斯经济理论观点评介[J].当代经济研究,2006 (11).

[4]Samuel Bowles.Endogenous Preferences: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6(1998):75-111.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