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在新古典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技术是给定的，技术创新没有任何作用。技术创新带来的报酬递增，必然导致不完全竞争，市场社会主义试图用政府调节来解决市场的这种失灵，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信息和激励因素的约束，因而，在事实上不可能的。分散化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解决方式。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特别是分析了知识作为公共产品与一般商品的不同，指出知识的生产缺乏市场体系（包括缺乏同质性、存在不对称信息等），导致知识生产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及建立在知识生产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总之，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技术创新的，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不完全竞争和知识生产的特殊性质使得技术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五是斯蒂格利茨认为，科斯定理，即明晰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十分巨大。其最关键的失误是忽略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而在没有信息成本的情况下，不仅界定产权可以实现经济效率，中央集权控制也同样可以。同时在大型组织中，产权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不是所有者，这时就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提高经济效率，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以上五点缺陷，社会市场理论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同时作为社会市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也受到批评。
3.利用上述新的信息经济学的范式分析社会主义尝试中的错误并提出建议
斯蒂格利茨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其新古典理论基础后提出了信息经济学的范式，这种范式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更加注重信息问题在经济问题中的作用。利用这种范式对分析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很有帮助。
斯蒂格利茨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过度的集权。中央权力机关不具备驾驭整个经济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又坚持使用中央集权的方式配置资源，注定会失败。（2）没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社会主义有其激励机制，但是这种激励并没能作用于经济增长，导向是错误的。（3）不具备完善的会计核算和价格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不是由市场确定，这样导致利润率失去意义，也就不会有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4）缺乏竞争。中央集权式的垄断弱化了经济提供适当激励和选择的能力。（5）适应性差。社会主义经济缺乏适当的激励去鼓励创新活动，这样一来经济就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从而更趋落后甚至被淘汰。
针对以上问题，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些建议：（1）指出竞争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应当好裁判员角色。这里的竞争不仅仅是指价格竞争，还包括企业之间各个方面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可以使消费者的需求以最低的价格和最高的质量得到满足。但是恶意竞争是需要避免的，这时就要求政府建立并实施游戏规则以保护有利的竞争。（2）价格改革和制度改革。之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软预算约束的问题，硬化预算约束的第一步便是价格改革，私有化是进行价格改革的常规方法，但同时需要金融体制改革来配合。（3）维持经济稳定。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要随时关注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会引起众多危害，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4）创立新企业。在改变原有旧制度的同时要创立新制度和新企业。（5）促进平等。在转型的过程中要注意平等问题，虽然在转型初期肯定会出现不平等的情况，但是要注意控制。
四、简要评价
斯蒂格利茨以现代经济学的新理论为基础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击中了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要害，并批判了盲目崇拜私有化的倾向，指出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斯蒂格利茨通过批判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转型国家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政策建议。
但也应该注意，斯蒂格利茨批判的是新古典和以新古典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模式，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所有模式，兰格—勒纳—泰勒模式并不能代表市场社会主义的全部，从这一方面说，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很全面，更非定论。
扩展性阅读文献
[1]张宇.市场社会主义反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余文烈.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3]陶长琪.信息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美]乔治·阿克洛夫，[美]迈克尔·斯彭斯，[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曦）
邹至庄
中国经济转型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①
①[美]邹至庄（Gregory C.Chow）著曹祖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一、作者简介
邹至庄（Gregory C.Chow，1929— ），是世界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国际知名的计量经济学家、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1929年出生于广东，曾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随后于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等国际著名院校任教，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邹至庄在经济学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在计量经济学方面成果尤为显著，20世纪60年代，因创建著名的“邹氏检验”以及提出的动态经济学谱分析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享誉国际，奠定了其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泰斗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始，邹至庄教授开始聚焦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是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之一，曾先后出版《中国经济》（1985）、《中国经济转型》（2002）以及《认识中国》（2004）等一系列学术著作。
二、本书精要
本书由美国Blackwell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作者从历史回顾入手，综合运用历史—体制、理论—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数据和事例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难题，并对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因素、政治与非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中国的制度因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场包含农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银行金融部门、对外贸易、外国投资、法律教育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全方位改革。作者认为，通过富有实践精神的政府在国有企业、金融体制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积极改革，以及市场自身力量的推动作用，再加上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中国的改革虽尚未最终完成，但经济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前景光明。他认为，现存的经济体制和中国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将会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计算方法，他预测在2020年，中国的GDP将与美国持平。在对中国经济改革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阻碍经济改革的因素，如体制障碍和腐败，国有企业官僚主义行为等。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中国市场经济要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就必须把官僚的权力范围缩小，以最大的限度降低和避免腐败问题。因为腐败问题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影响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除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改革的积极政策外，他认为加入WTO成员国等也将有助于减少官僚作风。
三、论著内容
1.关于总体经济增长的论述
应用理论—定量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论述。在确定中国经济的总量函数框架后，建立了一个以索洛模型为基础的，包含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变量在内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运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而利用该模型来评估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重要性，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过定量分析认为，1978—1998年，中国GDP的指数化增长率为0.093，其中，资本的贡献占62%，劳动力的贡献为10%，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为28%，而到21世纪头10年，中国GDP的指数增长率则大约为0.075，“因为导致其从之前的0.093的增长率下降的唯一因素似乎是劳动力增长率的略微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可能发生的下降”，然后，分别以7.5%以及6.0%两个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来估算中国经济增长，最终得出了中国2020年的实际GNP将赶上美国的论断。
2.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描述
一般而言，宏观经济中有三种推动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力量，包括了生产技术水平状态、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等；第二种力量是影响短期变化的力量，如增长方式和人们的预期等；第三种力量则是政府政策，包括了中国经济制度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其中，不同于以往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他强调下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货币供给而非利率控制方式。
作者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对数量论一直推崇备至，在等式Mv=PY等式中，假定该等式中的v近似于不变，则若M的增长比例快于实际产出Y时，价格水平P将上升，因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货币供给，由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便是由货币供给加大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出现。作者认为，在1985年、1988年、1993年这三个时期中，由于货币供给的增长的速度过快（年增长率为50%左右），引起了通货膨胀的出现。然后，他进一步给出了解释通货膨胀率的动态估算方程。财政政策则主要包括在既定的政府收入下设定政府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因为政府收入是由税制结构和经济情况决定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总产出由政府设定国企产出目标来决定，财政政策不必刺激总需求。”而这种需要是在“计划经济淡出而市场风向渐强时才被用于决定总产出”。“中国经济官员相信，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可以使用凯恩斯提倡的财政刺激。”
3.关于消费支出的阐述
在关于消费支出发展趋势的研究中，作者指出，在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前，经济政策的重心一直是通过以牺牲消费为代价而增加实物资本构成的途径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而改革开放之后，更多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围绕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来实现。在此理论背景下，通过人均消费发展趋势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1978—1981年间的家庭消费支出的截面数据两个视角，对中国的消费支出状况分别进行讨论。
人均消费的发展趋势表明，从1957年至1978年，农民的人均消费指数的年增长率为0.0142，城市人口是0.0248，而所有家庭的人均消费指数年增长率则是0.0174；而这些增长率与1978—1996年的增长率相比则显得较为微小，在1978—1996年，农民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分别为0.0695和0.0624。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更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政策向农民征收重税以及鼓励妇女更多地参与到城市劳动力当中”的缘故，而并非实际工资的增长。对于1981—1998年间，利用中国农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的跨省数据作为变量对数的线性函数，研究农民家庭支出总人均水平和用于衣、食、住和杂项等多种形式支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对食品需求的总支出弹性最高的结论。
4.关于人口与人力资本的理论
作者对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的论述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把较大的人口数量和较高的人力资本列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认为“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富有天赋的人的集合体”。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放松独生子女政策而产生的更高的出生率不会降低实际GDP增长率的结论”，这样比较积极地评价人口数量大的经济作用，在目前的经济学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同时，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出“是经济力量而不是政府政策能更显著地降低出生率”这一结论。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再归结于政策的因素。尽管在一个非常的历史阶段，比较严厉的人口政策还是很有必要的，长远而言是经济力量而不是政府政策更能显著地降低出生率。
5.从中国经济改革得出的六个经济学命题
作者认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可以提供六个实质性的经济学命题：
第一，私人所有制并不一定产生管理效率，在中国有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这表明市场经济中的私人所有制并不一定具有管理效率。
第二，市场刺激手段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不充分，人力资本的高质量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市场体制让聪明能干的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并且为“看不见的手”或市场协调指导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工作，则是不充分的，所以，市场体制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