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若尔·罗兰
转型与经济学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①
①[比]热若尔·罗兰（gérard Roland）著张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一、作者简介
热若尔·罗兰（Gérard Roland）曾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主要致力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试图将经济分析工具用于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并对以应用性理论为开端的转轨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新思想加以提炼，被公认为是该领域的一个重要人物。
主要论著有：《Political Economy of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2008），《Corruption，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2009）、《转轨与经济学》（Transition and Economics，2000）等。
二、本书精要
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转型过程涉及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29个国家近16.5亿的人口，是20世纪最重大的经济事件之一。此前相当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展开竞争关系，以至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遇到许多重大的挑战。但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却很不完善。
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是一部转型经济学的综述性著作，他把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与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结合，阐明对转型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之处的理解。该书对不确定性与政治约束、资源配置的变化，以及政府和企业的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做了深入而规范的分析。全书贯穿着对转型的两大观点（华盛顿共识与演进—制度观点）以及相应的两种转型方法（大爆炸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比较，对转型以来的理论与实证论争加以结。本书也探讨了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的转型经验，对中国的转型历程给予了较为充分的直接分析。
三、论著内容
1.关于“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由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根据提出的政策主张曾广为传播，人们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理论，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价格自由化、私有化与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即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发挥良好作用。私有化意味着给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宏观经济稳定化就是宏观上价格水平的稳定，使得价格体系能够对不同商品稀缺性的调剂起到良好的作用。华盛顿共识对于转型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一旦引进市场改革，效率立刻就可以得到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大爆炸式的转型意味着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
华盛顿共识背后的理论支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一般均衡理论（阿罗—德布鲁）。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推导出的政策，就是大爆炸式的自由化，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第二，货币理论（弗里德曼）。根据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过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推导出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第三，比较经济体制（科尔奈）。科尔奈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的互补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他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经济体制不像超市，不能保证得到计划与市场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从市场和计划各自选取最好的东西和方式，拼凑起来装入一个篮子里。强调经济体制整体互补性，导出大爆炸式激进改革的路径。第四，公众选择理论（布坎南）。布坎南认为政府有如一个巨大的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
但是，转型过程却出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结果，许多对转型教训与经验的研究表明华盛顿共识的失败，结果导致了演进—制度学派观点的发展和强化，使人们思考的重点发生了转移。转型不仅是自由化、私有化与稳定化，还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转型的路径也不是唯一的，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来区别分析，也可以以渐进方式来推动。
2.关于演进—制度学派
演进—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于：（1）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其方法论体现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发展；（2）经济学的演进方法的理论；（3）哲学上的怀疑论。对转型国家经济运行的不同观察表明了产量变化的巨大差别，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俄罗斯经济持续低迷和中欧“U形”的产出变化的对比中，一些经济学家仅仅将之归结为不完善的政策。本书认为，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政策是内生的，并且依赖于政治约束。因此不考虑现存的政治约束而抱怨改革的不完善，不免有些空洞。其次，华盛顿共识所支持的一些政策，导致若干领域出现重大的意外和没有预期到的结果。例如自由化之后产量的显著下降、大规模私有化之后的资产侵吞、黑手党的发展、前苏联国家隐形经济规模的巨大增加以及俄罗斯大型企业对纳税的抵制。这些重大的意外结果使经济学界形成一个日益增长的共识，即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和所谓转型的“三位一体”（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是误入歧途的药方。尽管不能否认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的作用，但没有适当的制度基础，这些政策是不能达到其目标的。
演进—制度观的出现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作者指出，转型的过程和结果表明演进—制度理论可以对转型过程有指导作用，但是理论与复杂的实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研究者们正在从华盛顿共识转向演进—制度观，但是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定论。比如转型过程中公有制的作用，不同制度对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的影响，“双轨制”的必要性，陷入低效率锁定状态的制度动态的可能性等，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演进博弈模型；在经验研究方面，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对软预算约束的直接测量等。
3.关于转型经济学的新理论
通过对华盛顿共识和演进—制度学派的深入分析，作者总结了各国经济转型中的出现各种问题，例如，东欧的反对经济转型的声音、补偿改革受损者的艰难和国有企业的渐进式改革等，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并且指出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aggregate uncertainty）。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与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的对比，华盛顿共识强调改革将带来确定的效率的改进，它包含对社会工程的强烈信念。而新理论则强调转型经济走向并将收敛于之中的市场经济模型并不清晰。更重要的是，即使转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说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告诉我们，中欧和东欧经济转型的结果将会更接近于联邦德国奇迹还是魏玛共和国，更别说接不接近南斯拉夫了。”因此，转型结果存在着巨大的总和不确定性，迄今为止的转型经验并没有减少人们所感到的不确定性，例如波兰已经顺利地复苏，但是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的前景并不明朗。总和不确定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转型这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包含了无数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可以说，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面对总和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
第二个元素是改革的互补性。华盛顿共识一般来说拒绝任何局部改革。其基本思路是，任何局部改革都会为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寻租的机会，进一步的改革会对这些人造成威胁。因此，局部改革创造了反对进一步改革的利益集团，而整体改革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对局部改革的看法不这么悲观。在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情况下，改革的顺序是重要的。尽管一些局部改革确实可能导致改革过程的停滞甚至不必要的倒退，以局部改革作为起点却可能产生一个动力效应推动进一步的改革。这特别适用于改革的互补性很强的情况。尽管互补性是重要的，但只要可以用改革的顺序来产生继续改革的动势，互补性就不是压倒一切的论据。
第三个元素是政治约束。包括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作者把事前的政治约束定义为阻碍改革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而把事后的政治约束定义为决策已经制定并在看到结果以后的反作用和逆转约束。事前约束意味着对改革方案必须进行妥协，必须制定对受损者补偿的方案，或者意味着激进改革方案必须一拖再拖。与事前约束相联系的就是改革的是否可接受。事后约束则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因此，在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中，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也就是说改革的可接受性，与事后的政治约束，也就是说改革的不可逆转性之间谋求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早期逆转的期权值（option value of early reverse）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等。即当人们接受改革并在得知改革结果后，也即在不确定性解除后，选择一个返回现状的逆转或者是选择继续改革。与大爆炸式改革策略相比，渐进式改革多了一个选择。在大爆炸下，人们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接受全面改革的结果。因此，当结果不好时逆转的成本很高，而渐进改革则可以在初始局部改革后预期全面改革前景足够坏时选择逆转。大爆炸的高逆转成本从事后政治约束的角度看是一个优点，因为它降低了已进行改革的逆转的可能性。从事前政治约束的角度看，高逆转成本可能与维持现状相比不具吸引力，甚至是不可接受的。而渐进改革在局部不确定决策后，多了一个早期逆转选择，它可能易于开始。另外，如果渐进改革的顺序正确，也即第一项改革不仅能够产生大多数人的收益，而且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关于未来改革的信息，大多数人就会有动力来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的互补性在这种动力效应下不再像华盛顿共识强调的那样绝对重要。
4.关于转型经济学的经验
第一，市场需要制度基础来保护产权，这种制度基础涉及法制、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第二，利益集团是重要的。改革的利益支持集团与转型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改革总是需要获得某些利益集团的支持。改革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产生利益集团，并使这些利益集团获利，进而由他们推动改革，然后又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产生新的改革推动力的良性循环过程。第三，制度变迁的演进方法是建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以及经济与政治变化的动态基础之上的。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一个国家非常成功的制度，并不一定在另外一个国家也能获得成功。当然，对于外国很成功的制度，我们应该借鉴，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经验，因此，应当把改革建立在自己的国情上。第四，研究转型经济应该把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包括激励理论、合同理论等，与某个国家具体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结构相结合。
四、简要评述
《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与企业》是关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一个前沿性总结。作者不仅对各个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事件和意外、经验和教训、失败和成功之处进行剖析，分析埋藏在经济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而且探讨了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全面受阻的缘由和演进—制度学派对转型现实的事后契合和事实上的不完善，比较了爆炸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优劣处及优劣背后的原因。综合来说，作者在对经济转型的实践和理论方面进行基础性及探索性分析后，提出了新的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扩展性阅读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M].周立群，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景维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转型经济学前沿专题[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3]郭连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