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论述生态问题时有一个共识，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他们都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生态文明能否真正建成，取决于能否完成这场思想革命。毫无疑问，这一点对我们的启发也非同小可。
他们都致力于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认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目前的整个文化系统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下，自然的生态系统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目前世界上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程度也是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堕落的程度成正比的。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他们呼吁进行生态视角的思想文化审视。在他们看来，这种审视不但要揭示当今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不但要剖析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是如何助长甚至引发生态危机的，而且要创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他们反复论证提升全体地球人的生态意识是建立生态文明的关键所在。他们常常这样向他人也向自己询问道：面对如此严重的生态灾难，我们怎么能够不深入地反思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他们深信，只要世界上多数人其良知和使命感还没有完全丧失，并重新被焕发出来，那么一定会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生态保护大潮。他们尽管没有直接参与生态治理的实践，但却为挖掘乃至铲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和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了贡献。下面我们同样述评几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
阿格尔提出，消除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消除异化消费，实现人的需求的革命。他明确地指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72页。在他看来，如何解决使人们“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这种现象，这是问题关键之所在，于是提出了一种“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作为社会变革模式，以取代植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中的社会变革模式。他说：“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的危机动态是由我们称之为‘期望破碎了的辩证法’引起的，这种辩证法是消费者突然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和可能重新调整对于幸福含义理解的过程。”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72页。他所说的“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包含着下述不可分割的四个过程：其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类可以期望得到永无止境的商品的消费中获得其合法性，这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刺激人们对商品的没完没了的消费的期望的基础上的；其二，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人们本以为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局面不可能持久下去，这样就使当代资本主义在工业繁荣和物质丰裕的时期竟出现了供应危机，这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必然转化为供应危机；其三，人们已习惯于把自己期望的那份物质丰裕看做是异化劳动的补偿，当供应危机来临之时，他们的期望破碎了，开始时对资本主义可以无限满足人的物质欲求这一点丧失信心，继而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于是他们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其四，正是在这期望破碎的过程中，在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的过程中，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后果，这就是摧毁了许多陈腐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新的期望和满足这些期望的方式，正是在那些期望被破碎了的人的身上焕发出了新的期望。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处于悲观之中。阿格尔认为，正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使人们从这种悲观中解脱了出来。他说：“正是在我们称为‘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强大的动力。”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23页。生态危机摧毁了许多原有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使许多人对未来感到手足无措。一些人以为人类马上会放弃现代化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这将似乎像是世界的末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这种误解，因为他在促使人们摧毁原有的需求观念和期望时，会使人们确立起新的需求观念和期望，帮助人们经历一场需求的革命和期望的革命。而一当人们实现了这场革命，确立起新的需求观念和期望之时，乐观、向上的气氛将会重新回到人间，而解决生态危机需要人们的这种乐观、向上的新的精神状态。
莱易斯指出，在如何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及摆脱的途径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陷阱：一是一些政府官员所设下的陷阱。官方决策机构反复通过宣扬这样的论调来安抚人心：“环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代价问题”“环境质量是诸种商品中吸引人的一种”，只要生产的成本上去了，只要人们经受一个涨价的过程，环境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人们完全可以用金钱去购买到好的环境。莱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中有两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在起作用：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序言”。参见中译本《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他强调，“把环境问题归属于经济核算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倘若相信它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序言”。参见中译本《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二是一些思想家所设下的陷阱。一些思想家喋喋不休地宣扬，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强调科学和技术是可以诅咒的对象，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生态危机和一切灾害的根源。莱易斯激烈地批评了这些思想家把科学和控制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莱易斯指出，这些思想家“在关于科学对世界的控制是一项实用事业的观点中的错误，是没有对人的目标和目的范围进行分析。只说明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应用是发生在一种操作的结构内还是很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它是操作的？”莱易斯：《自然的控制》，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莱易斯的意思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撇开了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单纯在操作的层面上来论述科学的对自然的控制，没有真正揭示出科学在控制自然的过程中相互冲突的诸种成分，这样就无法以索解“追求控制的真正的历史动因”。那么，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究竟是什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莱易斯明确地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在他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与日俱增的环境问题。控制自然的观念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作为一种虚假意识，它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指示器”“它可以用来掩盖真正的矛盾”。只有深入理解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本性及其功能，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他认为，正是在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支配下，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如此的狂妄自大，把自然当做“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在他看来，人类必须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统治自然的观念，跳出自我中心这个界限，努力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以这样的思考来约束自己的生活和发展。
福斯特号召开展一场将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在他看来，倘若不迅速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以取代当前人们对待环境的不道德甚至非道德的恶劣行径，那么人类应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完全无望的。他认为，目前人类对环境的那种不道德的观念和不道德的行为都是与一种他称之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相关的。所谓“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由处于社会顶端的资本的拥有者和处于低层的为维护生计而劳作的工人这两极构成。这两部分人都是这脚踏轮上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依赖能源密集型技术，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快速地被消耗以及向自然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也就是说，它必然与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不协调的。福斯特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与一定的伦理观念相一致，没有相应的伦理观念这种生产方式是不可能维持的。他列举出种种与“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阻碍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伦理观念：首先是将土地视为商品的伦理观念。这种将土地视为商品的伦理观念必然地滋生出控制自然的观念，即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为了反对这种将土地视为商品的伦理观念，应当确立将土地看做是属于我们的共同体的新的“土地伦理”观念，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怀着敬爱的心情使用土地，把是否能增进大地的“完整、稳定和美”作为判断我们的行为的标准。其次是“金钱至上”的伦理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社会就是一个富人统治的社会。富人统治的社会必然会以金钱多少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呼吁社会金字塔顶部的个人以及公司法人的道德发现来防止环境恶化，只能是痴心妄想。只有让这些富人不是处于金钱至上的观念的支配下，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了比金钱还更珍贵的东西时，他们才有可能做出保护环境的善举。第三是个人利益在整体利益之上的伦理观念。“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推崇的是个人的利益。个人为了一己之私可以不择手段，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小团体的私利也可以为所欲为。从私利出发，不要说代际平等，就是代内平等也必然抛到九霄云外。实际上，只有整个人种、整个世界能够良性生存，才有我们每个个人的立足之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是完全正确的。最后是通过竞争来出人头地的伦理观念。物竞天择已成了人们处理日常事务的天然法则。在这样的法则的支配下，现代社会成了一个以竞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这样的价值观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疯狂的掠夺。由竞争至上的导向，单向支配关系必然是社会关系的主体，而单向支配关系必然带来等级制，即带来高等级者对低等级者的控制、奴役。实际上现在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共生。共生不但对人类社会，而且对整个生物圈的持续稳定都至关重要。正因为福斯特深刻地看到了人们正是在所有这些伦理观念的指引下肆无忌惮地破坏着生态环境，所以他要求人们从思想观念入手解决生态问题。他这样说道，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中，“自然和社区的地位必然处于资本积累之上；平等和正义处于个人贪婪之上，而民主则处于市场之上”J.B.福斯特：《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以上的论述对我们是有震撼作用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写上了生态文明的内容，这不仅是我国发展战略层面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而且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相信通晓了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我们对此一定能有更深切的领悟。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除了要有各级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重视之外，更需要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而要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前提是他们必须要有强烈的生态意识，没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哪来积极的参与意识？我们中国有这样两个成语可以用来说明有没有生态意识将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积弱沉舟”，如果我们13亿中国人缺少生态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不太注意环境的保护，那么所付出的生态消耗将大得无以估量；二是“滴水成河”，如果我们13亿中国人都具有生态意识，都在这样的意识支配下注意环境保护，那么所累积起来的生态资源同样也是极天际地。“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常常把人的生态意识视为最大的生态资源，认为只要当今的地球人摆脱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羁绊，普遍确立起生态意识，那么就不会产生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且即使出现了人们也能从容地克服。确实，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人为的问题需要人来解决。而只有唤起人的生态意识，才有可能使人在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去解决环境问题，承担起拯救地球、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责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训。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在实施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是应当有一点“忧患意识”，我们首先忧患的就是当今中国人是不是真的都具有了必须迅速起来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强烈冲动。我们真切地看到，“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仍然是当今一些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主流期望，然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有限的生态容量怎么能填满这一巨大的欲壑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不忧患呢？我们还真切地看到，当今一些中国人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谋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将维护整体生态的责任推给了上帝，但上帝在哪里呢？西方思想家尼采不是早就喊出“上帝死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怎么能不忧患呢？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擂起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鼓，一场树立生态意识的思想革命必将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展开，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沉浸在怨天尤人、今愁古恨之中。随着建设生态文明的全面展开，随着“以生态导向和现代化”的全面实施，中国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天必将是蓝色的天，中国的水必然是清澈的水，中国的山必然是自然的山，中国人必然是健康的人。中国必将是“山青水清空气清，人美物美生活美”“不是桃源，胜似桃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