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一度被人们称作为“盲流”，流动人口大多指代他们。之所以得此称谓，原因在于他们工作和行踪的不稳定性，一则随着农业生产季节的周期性变化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但这种现象正在减弱；二则农民工在城市区域内和城市之间不断流动。这种流动既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活力，但也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损耗。同时，这种频繁的流动也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加了社会运行和社会管理的成本。
一、流动：利益的驱动与保障的缺失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有超过1.2亿人口脱离土地，这部分人大多在城镇内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这种由农村向城镇的大规模流动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发生过。在城镇内部，农民工仍然不断转移，既有区域间流动，又有职业性的行业流动。那么，在如此频繁的流动背后，蕴涵着怎样的一种力量，促使他们如此活跃地在城市区域间、不同行业间转换呢？
（一）动力：经济利益最大化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流动的根本驱动力。城乡间巨大的经济收入差别促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多，农业基础差，多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进城之后，其工资性收入成为了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来源，这种利益驱动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镇体系内，各区域间、行业间同样存在着收入差别，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收入高，发达城市比次发达城市收入高，在行业间，高附加值行业比低附加值行业收入高，这种收入差别催生了农民工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动力，促成了农民工在区域间、行业间的频繁流动。
职业素质的提高催生了流动的自我需求。农民进城已有近30年的历史了，随着他们对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适应，职业能力、自身素质在不断提高，自我期望、职业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追求更高经济利益的同时，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轻松度等方面有了新的要求，自我保护、自我提高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意识推动着他们由低层次职业向高层次职业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正逐步改善农民工的职业结构，需要得到支持和保护。
（二）压力：就业保障的缺失
农民进城的首要目的是取得经济收入的增加，稳定的工作是保证经济收入能持续增加的基本条件。那么，对于流动与稳定，农民工又处于什么境地，持何态度呢？
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下，以农村户口身份出现在城市就业市场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城市的诸多福利，就业也无保障可言。对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正式的工作单位，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使失业，也享受着城市提供的失业保障。而农民工绝大多数都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生存于城市，都是各单位的编外人员，少部分人与就业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而大部分人则以临时工的身份从事着劳动强度大，但收入低的工作，单位福利对他们而言可望不可求。一旦被解除劳动关系就意味着彻底失业，且没有任何的失业保障。这种身份的排斥造成了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就业保障的缺失又增加了失业后的生存压力。于是，不断的职业流动成了农民工的无奈选择。
二、稳定：流动中的奢求
在本次调查中，就“你认为工作稳定好还是流动好”的问题，数据显示，农民工多数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556人回答稳定好，占78.9%，71人回答流动好，占10.1%，还有78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占11%。数据充分说明了大多数农民工希望自己工作稳定。而事实上，调查结果表明，183人工作较稳定，占总人数的26%，386人工作不稳定，占54.8%，还有136人对现状不确定，占19.3%。可见，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大多数农民工的愿望，而流动则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群体稳定意愿与现实状况的对比。工人群体中，占总数29.2%的人期望工作稳定，事实上，仅有占总数9.6%的人工作稳定，愿望实现率为32.9%。服务行业中，有占总数20.4%的人期望工作稳定，但仅有占总数7.5%的人工作稳定，实现率为36.8%。从这两个行业来看，农民工希望工作稳定的愿望实现率都很低，仅30%左右。
那么，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与什么有关呢？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为此，我们对其职业和培训历史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工作稳定性与是否经过培训呈正相关关系，即经过培训的农民工，其稳定性更高。由此推断，职业培训是影响工作稳定性的重要相关因素。职业分布与其工作的稳定性关系很小。所以，影响其工作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
三、适应：飘浮中的坚持
收益始终与风险并存。对中国农民工而言，在选择进城获取更高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职业不稳定的风险。对于失业和频繁变换工作的风险，农民工唯一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担，并在不断的变动中适应。调查显示，47.5%的农民工适应工作的变动，34.2%的人不适应，还有18.3%的人无法确定。显然，47.5%的适应率反映出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在很多不适应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
那么，他们的适应能力是否与其职业有关呢？可以看出，各行业的适应程度大致处于一个水平线，即不同行业间适应和不适应的比例大致接近。这说明，职业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的适应能力。而另一个因素，即文化水平却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农民工对工作变动的适应性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小学文化程度适应率41.8%，初中43.6%，高中60.1%，大专以上60.0%。这充分说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而言至关重要，既影响他们的职业分布，同时也明显影响着他们对工作变动的适应性。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也必将提高，可以推断他们对城市工作变动的适应也必将增强。
经过近30年的奋斗，一直飘浮于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农民工正在以他们独有的毅力和生存能力，以他们逐步增强的适应力扎根于城市。
这种飘浮中的坚持，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社会制度的缺失，而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历史英雄，他们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关心，让频繁的流动不再是他们的工作特性，让稳定不再是奢望，让适应变得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