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打断研究
近年来对心理治疗话语中打断现象的会话分析研究者主要有O'Reilly（2006：549-566）。O'Reilly以22小时、4个家庭的会谈语料为对象，研究了机构性家庭治疗情景中儿童与父母以及治疗师的互动情况，尤其是儿童的打断话语现象。研究表明，进入治疗性谈话的家庭倾向于通过讲述一些微妙和敏感的话题来说出他们的烦恼。这种谈话的本质影响了儿童参与的方式。通过分析儿童的打断话语现象以及打断受到对待的方式，O'Reilly发现，当儿童打断谈话中的比较微妙的部分时，其打断行为并不受到关注，而且坚持打断只会遭致否定的回应；当话题不太敏感时，儿童的打断就会有成功的机会，也就是说，儿童就会有更多机会来控制谈话。很多打断企图都是儿童努力改变话题或者转移即将到来的谈话话题所致。儿童只有少量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机会仅限于当儿童的打断聚焦某一个话题，或者谈话的主要话题不太敏感和微妙的时候。
6.话语风格的研究
对心理治疗会谈的话语风格的会话分析研究主要有上述提到的Ferrara对比喻的研究，McMullen和Cardin对隐喻等比喻性语言的研究，Buttny对幽默的研究等等。
McMullen（1989：203-225）对心理治疗中的比喻性语言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比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McMullen得出如下结论：对心理治疗中的比喻性语言的仔细倾听可以给治疗师提供有关来访者所关注的问题、自我形象、人际关系、感知、思想以及情感经历，甚至可能是关于治疗师对来访者的看法；比喻性语言的“迸发”是心理治疗中的美好时刻的体现，治疗师要抓住这些时刻鼓励来访者讲述更多包含这种“迸发”出来的思想的内容；治疗师应该更多地关注来访者所使用的隐喻和其他修辞手段，而不是关注自己对这些手段的运用，因为来访者的隐喻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的诊断性和治疗性工具。通过进一步研究，McMullen（2008：397-411）指出，对心理治疗话语中的隐喻的研究要采用语境法（contextual approach）。如此一来，隐喻就被当作是实现特定目标的话语手段，对隐喻的分析也就不再是孤立的。
Buttny（2001：303-326）主要对心理治疗话语中的幽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心理治疗话语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重述来访者的讲述，而重述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幽默来夸大来访者的状况。幽默能构建一种戏谑的、与来访者相关的环境，使来访者解除阻抗心理，为做出对照性解释营造一种氛围。Buttny认为，幽默通常出现在以下几种序列环境中：反复的、严肃的治疗性解释不起作用时；会话参与者之间存在分歧或不一致时；治疗师寻求来访者拒绝给予的回应时；治疗师出于职业谨慎时。总之，治疗师的幽默是对某种交际困难的回应。通过分析来访者对治疗师的幽默的回应，Buttny认为，当治疗师使用幽默提供解释时，来访者既可以关注解释的幽默的方面，也可以关注其严肃的方面。一方面，来访者可以通过笑声或者进一步的幽默来表示对治疗师的幽默的欣赏，另一方面，来访者可以通过认可或否定的回应对治疗师的解释给予评价。
Cardin（2004）对专家心理治疗会谈中比喻性语言的使用及其对治疗关系和来访者经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语料来自56个治疗会谈的片段，每个2分钟。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比喻性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而且大部分的修辞手段在意义上属于比较僵化或者常用的类型，只有少部分的修辞手段在概念上为治疗师和来访者所共享。治疗师对共享的比喻性语言的使用是治疗师建立和维持治疗联盟的一种比较微妙和间接的方式。此外，Cardin的研究结果还包括治疗师所使用的比喻性语言的类型等。
综上所述，国外心理治疗话语的研究起步较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发展时期。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有关心理治疗话语研究的相关专著和研究论文数量众多。这与国外心理治疗发展的历史以及心理治疗“以言治病”的本质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二，继Labov和Fanshel之后，基于心理治疗会谈的真实语料的实证研究是主流。研究者从最初的对单次会谈或单次会谈的某个话语片段的研究转向多次会谈以及会谈首期、中期和后期的比较研究。而且，对语料的研究从最初的定性分析转向一定程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第三，心理治疗话语研究的角度比较多样化。既有心理学视角的研究，也有社会学和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因此，研究人员中既有心理学家、临床心理治疗工作者，也有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等。
第四，以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理论为背景，心理治疗话语研究逐渐出现了“话语学转向”，会话分析逐渐成为心理治疗话语研究的主流。运用话语分析法揭示心理治疗会谈的互动模式、问答结构、序列结构、话轮结构以及一些微观的话语现象，如言语反应模式、解述、打断、言语风格等，有助于了解心理治疗会谈实际发生的过程以及会谈参与者具体的言语行为，给心理治疗实践提供启示。而且，这种微观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也更真实、可靠。
第五，由于研究角度和研究背景的不同，心理治疗话语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因此其研究结果既具有普遍意义，也具有特殊意义。心理治疗话语研究既涉及对心理治疗话语技术和策略的研究，也涉及对心理治疗会谈中的角色、权力等的研究，还涉及对心理治疗会谈的互动过程和互动规律的研究，以及对会谈中的具体言语行为的研究。此外，研究者的语料来自某一种或某几种治疗理论背景下的治疗会谈，如叙事疗法、焦点解决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家庭系统疗法等。研究对象类型既涉及个人治疗，也涉及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因此可以说，国外心理治疗话语的研究具有多元化特征，其研究内容几乎涉及了心理治疗会谈的方方面面。
但是，国外心理治疗话语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国外心理治疗话语研究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是研究比较分散，系统性和深入性的研究不多。研究方法上虽然出现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转向，但是定性分析仍然是主流。因此，对一些宏观和微观问题的研究缺少定量分析，使得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而且，多数研究的语料来自单次会谈或者单次会谈的某一个话语片段，使得研究结论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撑。
第二，国外心理治疗话语研究比较重视对心理治疗会谈参与者的交际互动过程、互动模式、互动规律以及一些具体的话语行为和话语策略等方面的研究，但是对这些方面如何体现和影响治疗关系，继而影响治疗效果缺少系统的研究。
第三，对治疗师的话语研究较多，对来访者的话语研究较少。对问答结构的研究即是如此。问答是心理治疗会谈的主要互动模式。更多的研究者把重点放在治疗师的问话行为上，而忽视了对来访者的问话行为和答话行为的研究。此外，对于言语反应模式的研究亦是如此。研究者重视治疗师的各种言语反应模式，但是忽略了来访者的言语反应模式。
二、国内心理治疗话语研究
基于国情，心理咨询在中国起步较晚，比发达国家至少落后了半个世纪。早在1991年，钟友彬教授根据对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把我国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工作分为空白（1949年前），准备（1979年至1985年）和初步发展（1986年至1990年）3个阶段。据当时的统计，1990年（截至10月）的研究论文的篇数仅为20篇。到如今，心理咨询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蓬勃的发展。从1991年1月到2014年4月，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论文有5000余篇，其中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上有581篇，《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上有近365篇，《医学与哲学》上有146篇，《心理科学》上有101篇，《心理科学进展》上有54篇，《心理学探新》上有49篇，《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上有38篇，其他文章见于各级各类学报和其他公开出版刊物。因此，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我国心理咨询的研究已初具规模。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除了有关心理咨询方面的译著不断增加之外，由我国专家学者自己著述及编著的有关著作也陆续问世（据作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初已有近200部）。
在这些有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论文和论著中，涉及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话语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文数量极少，而且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相关著作只有20余部，其中多是编著，而且这些著作的内容都是以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为主，有关话语方面的讨论只是散见于这些著作的少部分章节之中。我们把国内为数不多的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话语的研究分两大类：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和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一）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心理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的会话技术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关于心理咨询会话技术方面的专著，因此对会话技术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著作的部分章节之中。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钱铭怡，1994），《心理咨询与治疗》（杨建勋，2000），《心理咨询与治疗》（修订版）（江光荣，2001），《心理咨询》（王玲、刘学兰，2005）、《心理咨询与治疗》（何蔚，王瑶，2005），《心理咨询原理》（杨宏飞，2006），《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许燕，2007）等等。这些著作中所讨论的会话技术主要包括：倾听的技巧（鼓励、说明、对来访者感情的反映和总结、沉默等），询问的技巧（开放式提问与封闭式提问、假设性提问、循环提问等），内容反应技巧（复述、释义、澄清、面质、总结等），会话参与技巧，会话干预技巧，克服阻抗的语言技巧等等。
关于会话技术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赵旭东（1999：246-247）、杨眉（1995：183-185）、郭智颖、张积家（2006：64-66）、王锦斌（2010：14-15）、贾晓明等（2012：1261-1266）。
赵旭东（1999：246-247）对心理治疗的操作性语言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心理治疗的临床操作性语言与语用学（pragmatics）有关，对言语行为和语境的研究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使会话朝意向性方向发展。遗憾的是，赵旭东虽然指出了心理治疗话语和语用学相关，但是其研究角度主要是心理学的。他认为，治疗流派的理论取向影响会话的内容和方式。此外，“个别化原则”在理论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中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说什么、怎么说，不仅取决于根据理论模式如何看待来访者呈现出来的问题，还要根据对象的其他特征而定。治疗性语言的情境性因素包括会谈的时间特性、会谈的空间特性、费用问题等。此外，他还指出，治疗师的语言运用有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要遵循理论，另一方面又要与求助者协调。
杨眉（1995：183-185）主要介绍了系统家庭治疗师的提问技术，其中包括循环提问（circular questioning）、差异性提问（difference-making questioning）、假设式提问（hypothesis questioning）等等。此外，杨眉认为，系统家庭治疗的提问还强调以下几点，其中有的特点与人本主义治疗观有相似之处：注重来访者的转诊背景；重视来访者及其家属对具体行为的赋义；对症状作“积极赋义”（positive evaluation）；共情取向的态度，资源取向（resource-orientation）的立场等。
郭智颖、张积家（2006：64-66）从双语者的语言存储、双语者的情感表征、语言对双语患者评定的影响、双语患者在心理治疗中的特殊表现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在双语患者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张志刚（2009：24-25）分析了心理咨询中常用的提问技术。具体包括：尽量不要连用封闭型提问；开放型提问中尽量避免用“为什么”；善于运用积极暗示的语言来提问；避免判断性提问，善用比较性提问。要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类型的提问。咨询师常用的提问类型有如下五类：例外型提问（exception question）；预想型提问（preconception question）；奇迹型提问（miracle question）；打分提问（scaling question）；转换型提问（different question）。
王锦斌（2010：14-15）分析了心理咨询会话的特点。主要包括：目的性、结构性、适应性、会话参与者的共识、提问和反问的应用、不同咨询流派特定的语言特点、非言语的运用、话轮转换、语用模糊现象等。
贾晓明等（2012：1261-1266）以4位在高校从事心理咨询的咨询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首次咨询录像进行文本分析，研究了心理治疗师在首次咨询中的言语反应类型。研究发现，咨询师在首次咨询中的言语反应类型按反应功能和效果分为设置性反应、倾听性反应、跟进性反应和影响性反应。4种反应类型共由25种子类别组成，不同咨询师在首次咨询中均用了4种反应类型。研究表明：持续使用倾听性反应有利于后续咨询的维持，影响性反应的过度使用导致首次咨询后来访者易脱落。
（二）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陆续有研究者关注心理治疗会话中的言语行为，以及会话参与者违背合作原则而产生的会话含意。钱铭怡教授（1994）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一书中指出，对来访者进行心理诊断时，必须对来访者的言语进行分析，“来访者的言语，即使是很简单的话语，往往也可以成为观察其认识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线索”。在治疗过程中，违背合作原则的对话经常发生，这是因为来访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有意无意这样做。因此，了解来访者违背合作原则而产生的会话含意，有助于咨询师分析治疗过程中的问题和阻力。
高一虹（1995：100-105）借鉴伯明翰学派会话分析模式，对以咨询师为中心和以来访者为中心的两种不同的电话咨询模式的会话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主要讨论了话轮分配，描述与分析话段（序列）的分与合，回合（对应）类别与话目（行为）类别，指示性话目（行为）的指示性程度等等。
高一虹、王海昉（1998：52-58）借鉴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对语言的纯理功能之一“人际功能”的描述，研究了汉语咨询话语中指示性语言的主要词汇、句式形式及大致相应的指示性程度，以及这些形式经组合之后的指示性程度变化。
高一虹、龙迪（2001：55-63）根据电话心理咨询的50个案例的导语部分的转写语料，借鉴韩礼德、哈桑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考察了电话心理咨询导语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发现，导语有以下几个基本成分：（1）打招呼/问候；（2）机构名称的询问与确认；（3）个人信息探查与介绍；（4）服务功能的询问与描述；（5）交流渠道检测与疏通；（6）来话过程的描述；（7）问题描述。其中（1）、（2）、（7）为必要项，其余为选择项。以上成分服务于一个宏观功能：来话者和咨询员双方关系的建立。具体成分的出现、重复、缺省、排列、顺序等，都反映并且建构着双方的关系，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该咨询是否能够进行、将如何进行。
谢萍（2003：43-46）以一次心理咨询的部分会谈所转写的语料为研究对象，利用会话活动类型这一框架对心理咨询会谈进行了动态语用研究，具体分析了会话活动参与者的交际目标，会话活动参与者遵守、违反或终止遵守会话合作准则的状况，会话活动参与者遵守或违反礼貌原则的情况，会话活动参与者会话的轮换和对话题的控制情况，会话活动参与者对语用参数操纵的情况，以及语用模糊与会话策略等等。
王丹（2007）以心理咨询网站的真实案例、公开的电视心理咨询节目以及心理咨询著作中的经典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如语言信息调节理论、关联理论等，结合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成果，归纳和总结了心理咨询问诊过程中咨询师的言语规律和策略。研究认为，心理咨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咨询目的，在这些阶段中咨询师也同样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亲近者、倾听者和说服者。角色不同，言语策略也不同。亲近者角色的言语策略包括：恰如其分的提问、交谈中的自我暴露、咨询中利用“我们”建立共情关系。倾听者角色的策略包括：澄清来访者所表达的信息、释义来访者所表达的信息、情感反映、总结、倾听过程中的“沉默”。说服者角色的言语策略主要包括隐喻的使用。
牛兰春（2007）以《大众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咨询手记》中的咨询案例为研究对象，以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理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为依据，探讨了心理咨询语言的特点，心理咨询语言的顺应性以及心理咨询语言中使用的语用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咨询师的语言与来访者的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相顺应，从而验证了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理论对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师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晏小萍（2008a：63-71）基于电视心理咨询语料，运用应用语言学谈话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话语结构中的话语权问题。研究指出，谈话参与者的话语权势在职业场景的谈话活动中有其预设的规律；谈话者在谈话活动中享有的话语权大小受到话语角色的制约；话语权在谈话中呈动态形式，其话语置控权和话语赋权行为可以通过话语结构布局和谈话人担当的话语角色得以实施。此外，晏小萍（Yan Xiaoping，2008b：469-491）以体裁框架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背景，对《心理访谈》电视脱口秀心理治疗话语的体裁进行了话语分析研究。研究指出，电视脱口秀心理治疗是一种不同的话语体裁，带有明显的解决情感问题以及促进公众心理健康的交际目的，而这些因素又对体裁结构产生了影响。根据语义转换和语用功能，晏小萍区分了电视脱口秀心理治疗的不同阶段，其中包括四个宏观阶段和九个微观阶段。宏观阶段包括：开始阶段、问题建构阶段、问题解决阶段和结束阶段。微观阶段包括：适应、诱发、辨别、确认、解释、干预、建议、再述、投射。而且，有些阶段在心理访谈过程中会重复出现，如解释、干预、建议等。对心理访谈语料中各个微观阶段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表明了电视脱口秀心理治疗话语所显示的不同体裁特征，即融合了脱口秀的体裁和心理治疗的体裁。在此研究基础上，晏小萍建构了电视脱口秀心理治疗的体裁结构。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心理咨询业发展的历史较短，但是国内研究者在心理治疗话语研究方面仍然做出了一些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话语的研究数量有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和语言学角度的研究的数量都明显高于90年代及更早期的研究数量。
第二，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不仅仅涉及心理学角度的话语技术（尤其是提问技术）的研究，而且涉及语言学角度的会话结构、言语行为、合作原则、话语权力、话语策略、话语体裁等方面的研究。
第三，国内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话语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从而为研究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话语开辟了新的视角。研究者也从最初的心理学工作者、临床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转向语言工作者、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等。
第四，研究对象也从最初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笔记逐步转向使用较为真实的语料。其中使用最多的语料是根据电视和电话心理咨询案例所转写的语料以及其他书刊中的案例。
但是，国内心理治疗话语研究仍然存在问题和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数量和内容上看，国内对心理治疗话语的研究存在严重不足，尤其是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比较欠缺。国内对其他机构话语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并有相关专著问世，如法庭话语（廖美珍，2003），新闻话语（赵虹，2011；黄敏，2012），电视访谈话语（代树兰，2009）等。国内对心理治疗话语的研究数量较少，研究方向比较零散，至今没有一部从语言学角度对心理咨询和治疗语言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的著作。
第二，国内的研究是重结果、轻过程的研究，是重策略（即会谈技术）、轻客观描述和解释性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着眼于心理咨询和治疗是否成功，咨询和治疗中应该运用怎样的会谈技巧，尤其是治疗师的提问和倾听技巧等等。对于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些因素在会谈过程中发生作用，如何发生作用，产生了怎样的交际效果和治疗效果，会话参与者实施了什么具体的言语行为等，尚没有研究者从实际语料出发进行描述和解释，多是从主观角度或根据临床经验提出策略性的指导。而对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的研究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对其了解，但更主要的是通过指出影响变化的关键因素来增强其有效性”（Llewelyn & Hardy，2001：1-21）。
第三，国内研究所涉及的绝大部分语料缺乏一定的真实性。如上所述，虽然研究者逐渐转向使用比较真实的语料，如电话咨询和电视脱口秀治疗中的语料，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语料仍然出自咨询师整理的咨询笔记或者书刊上的案例，因此所用语料基本上是比较书面的语言。而且，研究者在采用这些语料时，也略去了自然语言的很多重要特性，如话轮转换、话语重叠、话语打断、沉默等等。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研究者采用真实的临床心理治疗的语料进行研究。
第四，虽然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者提出了心理学研究的话语分析转向（杨莉萍，2007；薛灿灿，叶浩生，2011），主张心理学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研究，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没有开展任何实证研究。因而，迄今为止，国内语言学视角的心理治疗话语研究方面的成果仍然屈指可数。
第五，治疗关系是心理治疗的基础，国内尚没有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心理治疗中的会话活动（会话结构、会话参与者的话语行为等）如何反映和影响治疗关系，进而影响治疗效果的。国内对治疗关系的研究仅限于对一定理论背景下的治疗师如何运用话语技术与来访者建构一定的治疗关系。
第六，缺少从语言学角度的对心理咨询和治疗问答互动结构的研究。问答互动是心理咨询会谈中的主要互动结构，问答行为是心理咨询过程中的重要言语行为。有专业人士把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术称为“问话技术”。问答有助于来访者提出问题，在咨询师的帮助下分析问题，从而在咨询师的帮助下解决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除了策略性的指导之外，没有研究者从实际语料出发，对问、答以及问答互动进行研究。
第七，缺少对话语权力的研究。话语意味着权力。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双方的话语权力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如何影响治疗关系的建构，又如何影响治疗效果，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第八，对心理咨询和治疗话语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不够全面，对会话活动中的重要话语行为如解述、打断、重叠、沉默等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
第九，和国外研究存在的问题相似，国内的研究也是重视对咨询师和治疗师的语言的研究，忽视对来访者语言的研究。
从总体上讲，国内的心理咨询话语的研究在数量、深度、广度和方法等方面远远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国外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和稳定发展的阶段，其研究对国内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心理咨询实践和国外的心理咨询实践无法完全吻合（治疗理论、治疗手段、治疗关系、治疗对象、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研究对象——英语语料和汉语语料，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国外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对国外的研究结论不能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对中国心理咨询话语实践的研究可以验证、丰富和发展国外的研究结论，从而找出语言研究中的一些普遍性规律。因此，心理咨询业在我国蓬勃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从更多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途径，对真实的心理咨询话语进行新的研究和探讨，丰富我们对心理咨询语言的认识，给语言研究和心理咨询业的发展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