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住好环境 才有好景区
鼓浪屿导入ISO14000体系
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区以国家一级行政区为单位，积极导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从而使这个国家著名的风景区进入了环境保护的新阶段。近日，这个区在完成一系列ISO14000培训、咨询与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在全区全面展开环境管理体系试运行工作。
厦门市是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近年来，该市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推动绿色标志产品发展，大力组织ISO14000环境体系的认证审核工作，形成了有外资、民营、国有、事业单位等参与认证的立体格局。
鼓浪屿区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观光业十分发达。但该区面积仅1.78平方公里，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加之每年要接待游客150多万人次，环境负荷相当重。1999年5月，区政府率先在辖区的日光岩景区推行ISO14001体系，并于年底通过了国家认证机构的认证。由于景区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全过程控制”，为游客提供整洁美观的环境，旅游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0%。据了解，日前正在进行的鼓浪屿行政区ISO14001认证工作是在去年11月开始的，经过培训和咨询、环境评审、重大环境因素识别、体系策划与设计、环境管理体系文件编制等阶段，于9月1日在全区进行试运行。
（原载《中国环境报》1995年8月25日）
王丙乾在厦门考察时强调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保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在出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工作座谈会期间考察了厦门市的经济和环保工作，并再次强调要重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连日来，王丙乾副委员长在福建省副省长潘心城和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记等地方领导陪同下先后考察了厦门市的西海域、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和一些工程项目，并听取了厦门市领导的工作汇报。他对厦门经济特区近年来在经济与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特区在经济发展中，要注意质量和效益，搞好企业的改造，同时要重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控制环境污染，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厦门是海港风景城市，要少建或不建污染的项目，市区规划要调整一下，绿化要继续加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着重谈了环境法制问题，强调要有环境意识也要有法制意识。全国人大将加快环境立法，地方也可以制订一些地方性的环境法规。有了法，要搞好宣传，更要严格执行。
他还关心地向一旁的市环保局领导询问厦门市环保局有多少人，企业有没有设环保员，当他听说厦门被列为联合国“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示范区”后高兴地说：“出名了，可要搞好啊！”
（原载《中国环境报》1995年12月14日李良叶文建）
海陆双栖植物白皮书
——关于红树林保护问题的报告
在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群落中，有一种奇特的陆海双栖植物——红树林。红树林除具一般山地植物的特点外，它还有固岸护堤、发展滩涂养殖与近海渔业、防治环境污染等功能。更令人称奇的，它是一种胎生植物，其成林结果成熟后，果实就留在树上，种子在母树的果实中发芽，待幼苗成熟后自然脱落在松软的淤泥中自然生长。专家称这种“胎生”植物十分罕见。国际上称它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多种多样、最一体化和最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虽生海陆难两栖
但据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国际红树林学会理事林鹏介绍，我国近40年特别是近10年来红树林的破坏现象十分严重，红树林从原有的4.7万公顷减少至目前的1.4万公顷。
我国红树林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其分布的海岸线长约4000公里。据介绍，全世界有红树林类约60种，我国占有26种，占世界的43%。在红树林生境中，有16种动物、100多种鸟类、130多种昆虫，为2000多种鱼类、无脊椎动物和附生植物提供了生态空间。在红树林受到严重破坏后，生境的缩小意味着许多物种的消亡。
红树林生态区的大规模破坏主要是围海造田、围垦养殖、工程开发、砍伐薪材和环境污染所致。据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管区副主任何明海高级工程师介绍，福建沿海最北部的福鼎鲎屿，是我国红树林自然分布的地界，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由于盲目围垦，有50%的红树林消亡了。近10年来，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兴起，遍及沿海各地的围垦风再度给红树林带来灾难。海南省清澜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毁林建设鱼塘、虾池，严重破坏了保护区内红树林的生态系，仅近几年就有近200公顷红树林被毁，清澜港红树林由于群落结构复杂，种类多样为我国之最，是我国红树林生态科研的重要基地，又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但港内红树林面积目前已减少了近40%。
红树林的破坏还来自海岸工程建设和砍伐。深圳市妈湾油码头及石油基地建造，毁掉红树林33公顷。厦门市海沧开发区填掉了海沧码头附近的贞庵和东屿的大片红树林。著名旅游胜地三亚亚龙湾的清眉港原有高大茂盛的红树林，10多年来，由于乱砍滥伐，目前残存不足27公顷，且均为1米以下的次生灌丛，覆盖率不及原有面积的20%。
大量的围海毁林是否收到“造林”的效果呢？广西钦州市大榄坪原有约70公顷的红树林，早年毁林围垦后，除少部分可种植的甘蔗、香蕉外，基本上荒芜一片。海南陵水县新树港原是琼东红树林的主要分布区，原有红树林200多公顷。10年前，这一带红树林中候鸟成群，林下鱼、虾、蟹随时可见。现存的红树林却不足原来的一半，取而代之的是灌丛残林。随着红树林的破坏，候鸟及浅海滩涂的渔业资源日趋贫乏，防护海岸的天然屏障失去，海岸严重侵蚀，已危及农田和村舍。
据统计，每年100公顷红树林至少可增加水产资源价值135万元，并因护堤功能可节省海堤维护费36万元。盲目的毁林所造成的损失该让人们清醒了。
体制不顺树难活
红树林生态系已成为中国南部沿海生命维持系统的关键性组成部分，其生态系统环境和资源状况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四省区的海岸线上5000万人口的生计和生活质量。显然，对红树林的保护已成当务之急。
有关部门和人士为保护红树林和开展红树林恢复及营造的试验也做出了努力。但这些努力大多为局部的、分散的，因而红树林生态系的整体仍受到破坏和损害。
目前已建立的12个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中，国家级的仅为4个，地方的8个。保护区面积约2万公顷，但有林面积仅7000公顷，占全国现有面积的一半左右。目前，大多数保护区科研工作开展不够，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本底资料都没有，有的保护区虽有文件批准，但多年来既无管理机构，也无管理法规，更无专人负责，保护区名存实亡。有的保护区则执法不严，管理不善，保护对象遭人为破坏的现象十分严重。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曾有鸟类180多种，其中珍稀濒危并属国际国内重点保护鸟类有20多种，近年由于筑路、盖房、建厂等行为，红树林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鸟类减少七成以上，原本鸟类的天堂却变成了害虫的乐园。
造成红树林遭受破坏的还有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虽然国家现有法规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文不少，但由于主管部门不够明确，红树林生态系管理还比较分散。国家林业部门作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认为红树林包括在“森林资源”之内，他们从森林资源管理和海岸防护林建设角度，在红树林资源保护和营造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并建立了3个自然保护区；国家海洋部门作为国家海洋行政主管，也负责海洋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并在红树林的规划及其生态系统的调查、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前期工作。但鉴于红树林介于海陆之间的生存条件，上述两个部门在红树林的保护管理上似乎均在各自管理范围内“例行公事”，尚不能真正起到综合管理和统筹安排的作用。而且，1994年10月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国家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几个部门如何协调，体制如何理顺呢？
建规立法还绿会有时
红树林在生产力、生态环境、经济等方面的综合价值之大已日益引起有关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1978年联合国成立了“国际红树林委员会”；从80年代起，每年都要召开1～2次国际红树林学术及管理研讨会，1990年8月还正式成立了国际红树林生态系统学会。我国也于1994年首次召开红树林学术讨论会，会上，以林鹏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向社会呼吁，尽快制定保护红树林的法规，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破坏、砍伐和占有红树林；实行红树林统一管理；建议成立中国红树林管理委员会，对内实施统一领导，对外为国际合作的官方代表，从而保证红树林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工作。
记者认为，当务之急应尽快克服自然保护区多头管理、协调不力的现状，进一步完善法规，健全管理机构，并落实经费，加快管理。同时，在拥有红树林的四省区中，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加快红树林资源的恢复，逐步恢复和扩大红树林生态系。使之得到永续利用。
（原载《中国环境报》1996年3月12日）
一个新城的崛起——厦门特区城市文明建设纪行（一）
编者按：环境保护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六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和《决议》中都有明确的要求。
近年来，环境保护受到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不仅保证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使许多地方城乡面貌大为改观，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文明颂”新闻竞赛栏目。这个栏目将以不同的新闻体裁全面介绍各地抓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歌颂投身环境保护事业的先进人物，反映环保系统抓精神文明建设树行业新风的最新举措。本栏目到5月31日结束，届时将评出优秀稿件并予重奖。
十几年前，当厦门确定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时，这个因海峡两岸对峙而沉寂了几十年的岛屿便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十几年后，人们欣喜地发现，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正在崛起。厦门，如一只冲天而起的白鹭，向世人展示着她美丽的风姿和强劲的活力。
有资料显示，十几年间，厦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20%，从1980年的6.4亿元迅速增加到1995年的250.21亿元，1996年则达到308.4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5万元；建成区面积由8.63平方公里扩展到52.38平方公里。这是一个让世人注目的奇迹。更让世人羡慕的是，伴随经济高速的发展，厦门的环境质量基本保持在80年代初的良好水平，个别指标甚至还优于过去。1996年，厦门市的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一级水平；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98.24%，海域水质基本符合二类水质标准；区域环境噪声为56.6分贝，交通噪声为69.8分贝。
厦门市的发展基本避开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曾经或正在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这里，高速的经济发展与高质量的环境保护达成了一种和谐。透过这种和谐，我们感受到的是厦门人的智慧和魄力——不以牺牲环境求发展。
现在，打开厦门市的许多文件、通知、规定，有一句话用得很多：不能以牺牲环境求得经济的发展。这句话不仅已成为厦门市最高决策层的共识，而且也成为厦门市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心中的一条准则。特区经济的突出特征就是外向型。今天，厦门三资企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6.2%，这种大比例显示的是项目引进和利用的成功。从这层意义上讲，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对这条生命线，厦门所表现出来的是更多的理智。开放之初，厦门市政府就有一条“铁规”：在招商引资中严禁引进重污染项目。在后来的全国性的招商引资热潮中，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各种已变了形的地方性“优惠政策”，厦门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项目审批中始终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当全国人大授予厦门地方立法权后，这个市颁布的第一部专业性地方法规就是《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厦门为什么把环境看得这么重？因为厦门是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不光是经济繁荣的特区，而且应该是城市文明的特区。“城市文明”意味着高素质的市民、高素质的企业、高质量的环境。基于这种认识，厦门找到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平衡点。
特区建设初期，一个炼油项目拟在厦门建设，这个项目不仅能提供5000人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并有数千万元的经济收入。这对受“前线”因素制约，饱尝30年半封闭发展的厦门的诱惑力太大了。但当最后决策时，市政府还是忍痛割爱否决了。同安是厦门市辖的一个县，这里盛产高岭土。当同安县看着相邻的县用自己的资源干起了小陶瓷业，发了财致了富时，既着急又想干。厦门的各级决策者的眼中看到的却是那数千根冒着浓烟危害一方的烟囱：同安要发展陶瓷业可以，但必须是高起点。当邻县为了拔去那数千根烟囱而煞费苦心付出了沉重代价时，同安人欣慰地笑了。如今，同安几乎没有小陶瓷业，有的是一批工艺先进、技术含量高、规模大、污染小、效益好的现代陶瓷企业。邻居的教训留在了同安的心里。
这么多年，在厦门，当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厦门选择的是后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年出口创汇1900万美元，纳税1700万元人民币的海沧采石场被关闭了；这就是为什么重点生产企业，年销售农膜1500多吨的市第三塑料厂被迁出鼓浪屿。没有人能说得清厦门拒绝了多少重污染项目，推掉了多少赚钱的机会。一位到厦门取经的外省领导曾羡慕地找到有关部门，希望能把一些厦门不要的项目推荐给他们，哪怕是重污染的也行。他哪里知道，厦门拒绝重污染项目的同时，不仅留住了环境容量也留住了自己的洁净。正是这种超前的眼光和魄力所留下的这份洁净，成了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厦门并不拒绝发展，厦门引资步伐并没有因为拒绝污染而减慢。
办多少事，筹多少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是时下许多地方的一句口头禅。在厦门，这句话被改成了“办多少事筹多少钱”。这是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个新的环保投资原则。
厦门的家底并不厚实，但厦门对环保的投入却表现得极为慷慨。“八五”期间，厦门市的环保投入占到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85%，远远高于全国0.7%的水平。对一个急待发展急需用钱的城市来说，厦门环保投入如此之大，这魄力从哪里来？市长洪永世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厦门市近几年经济建设发展快，与良好的环境有直接关系。保护这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争创特区新优势的重要内容。
良好的环境是一笔财富，它能生财。
于是，当设计投资2.2亿元的垃圾焚烧场报告摆上案头时，许多人摇头：厦门生活垃圾处理率已达95.2%，何必做这么大的投入？市长洪永世站了出来：是的，按厦门人口现状，我们无需将其规模搞得这么大，但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面对的是特区的未来。如今，更多的厦门人不无自豪地说，在焚烧场和东孚垃圾填埋厂建成后，厦门在以后20年内将不用担心垃圾“围城”。于是，已投资2.2亿元，到目前仍未结束的筼筜湖区的治理开始了。市政府提出，宁可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治理资金。25家污染严重企业的限期治理并治理达标，200万立方米淤泥的清挖，70公顷湖面的扩大，以及近30公里湖区污水截流管道和7座污水提升泵站的修建，日处理能力一级13.4万吨、二级3.7万吨污水处理厂的兴建以及一级处理深海排放15万吨的筼筜湖污水处理二厂又投入运转等，使这个被称为“放在厦门厅堂上的马桶”的筼筜湖改变了模样。远去的白鹭回来了，湖区周围变成了商家纷争的“风水宝地”。这一工程已被国家环保局和建设部评为“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项目”，被联合国开发署列为“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预防与管理示范区”的示范工程。
“八五”期间，厦门市共完成工业污染治理项目534项，从而使全市工业废水处理率达到67.8%，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89.8%，工业废气除尘率91.9%；建成一批供热、供气工程，使城市气化率达到90.05%；建成一批污水处理厂，使城市污水处理能力约占城市排水总量的50%。
这些硬邦邦的数字生动地反映出厦门环境质量的改善，反映出厦门人民在环境保护上的大手笔。
其实，厦门对环保的投入远不止1.85%，有一笔隐性的账算也算不清。市政府大楼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旁原要建一个行政中心，且部分项目已动工。但在大规模实施前被否定了。理由很简单：为市民造一个广场绿地。
厦门集美区，沿街路面数百米，稍有商业眼光的都可掂量出，建店面比建花圃划算，政府借此可有一笔固定收入。但集美区毅然选择了后者。还有市区湖滨南路，拆除了近5000平方米的店面，建设了绿化带和花圃；还有寸土寸金的筼筜湖22万平方米的公园、绿地……
美无价，良好的环境无价。厦门人知道其中的分量。
高投入带来的是高回报。在1995年的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厦门的环境质量居全国第二，位次于海口。飞得更高迈得更远，厦门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发展的关键时刻。如何构筑一个美丽的未来？
1995年8月，厦门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今后5年，把厦门建成经济繁荣、科教发达、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
在“现代化”和“风景城市”的定位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内涵。
1996年10月，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来到厦门。在与市领导座谈时，解振华说：厦门基础好，环境质量在全国居第二，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争取尽快把“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光荣匾挂到厦门来。
同月，厦门市出台《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九五”环保投入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
着眼未来，市长洪永世要求，厦门环保要借鉴和学习新加坡，以更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城市环保投入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各企事业单位要全面推广ISO14000认证，与世界接轨。
大海在注目，大地在注目，世界在注目，一个奇迹正从这里升起。
（原载《中国环境报》1997年3月1日叶文建孙海东）
现代企业的灵魂——厦门特区城市文明建设纪行（二）
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进入了90年代，特别在特区某些优惠政策被取消或被取代后，特区能否继续保持“特”的优势？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提高整体素质，增创特区新优势。而这一新优势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环境优势，把握这一优势，进行第二次创业，变成了厦门人民的共识。
现代化城市文明的载体，不仅要有众多标志性的高楼大厦，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工业企业。当传统的工业冲击着现代文明之时，同样也给发展外向型的项目引进带来某种挑战。
环保局局长当被告
公元1993年4月24日，厦门市环保局局长吴子琳怀揣地方法院的传票，来到了法院一个能容纳300多人的法庭，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桩涉台环保行政案件在这里开庭审理。
这是一桩特殊的“官司”，被告是为民请命的环保局局长吴子琳，原告是一台商。这家台商独资企业于1990年在著名的集美学区的厦门水产学院渔业机械实习厂房内设立分厂，从事黄铜质管道阀门等设备的生产。该公司在未执行环保部门的要求的情况下，将其主要污染生产线并入集美分厂，导致生产中产生严重的大气污染，给仅相隔50米之遥的福建体育学院的师生员工带来严重危害。在多次教育无效的情况下，市环保局于1992年12月9日毅然作出该污染点从1993年5月1日起停止生产的决定。台商公司不服，遂向法院起诉。经过双方律师唇枪舌剑，最后法庭宣判：厦门市环保局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维持原判。
一起沸扬多年的环保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但它给人们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和体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行为必须以严肃的法律来规范。
1994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厦门拥有地方立法权。1994年7月30日，厦门通过首部专业法规《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其后又相继颁布了《厦门市土、砂、石管理办法》、《厦门市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规定。这批法规的制定，大胆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并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升华，使之更具有操作性，为特区的环境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奠定了基础。
在厦门各级领导层，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依法治市，将依法治市与城市管理有机结合。他们以城市的总体规划和环境功能规划为蓝本，把产业导向、工业布局分为三个层次来实施：把占地小、污染少、耗能低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新产业规划在厦门岛内；把轻纺、化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规划在环境容量大、扩散条件好的岛外的杏林和集美；对环境容量需求更大的石油化工等原料工业和能源工业则被安排在濒临港湾口和城市下风向的海沧。对大、中型建设项目和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中小型项目，均要求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并把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在厦门经济发展委员会，党委人事部门将环境治理成效作为考核企业主要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市政府有关部门又将企业评比先进的至关重要的一票给了市环保局。于是就有一个由于没有按时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评选文明单位时被这一票给否决了。也就是这一票，使一些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负责人与“文明个人”无缘。
总控思想的雏形
由于历史的原因，厦门市存在着老企业与旧城区相交混杂的问题。特区建设以来，厦门一边发展新项目，同时又背着“包袱”改造老企业，一步一个脚印，对全市上千家老企业进行了手术，并将总量控制思想贯穿到企业污染治理之中，使之增产不增污，或增产减污。
厦门酿酒厂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建成的老企业，1986年在全国工业污染源调查中，被厦门列为全市第一污染大户。这个厂也是全国3000家污染大户之一。为彻底甩掉污染大户的帽子，这个厂从1991年厦门召开的清洁工艺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把污染控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思想中得到启发：生产食用酒精每吨要产生COD 1.78吨，而生产一吨啤酒，产生的COD为0.03吨。于是，这个厂确定了调整产品结构的战略，在增加啤酒生产的同时，停止了糖蜜酒精的生产，从而大幅度削减排污总量，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昔日被环保部门挂黄牌的企业一下子成为福建省的环保先进单位。
如果说厦门酿酒厂是在“总控”思想的指引下取得成功，还不如说是“总控”方针搞活了企业。企业靠环保取得生存并得以发展在厦门特区是很普遍的。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把环保与企业的发展捆在一起。
随着世界环保浪潮的兴起，环境保护被某些国家演变成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即对他国进口产品提出环保要求。这一新动向被厦门一家外贸出口企业所察觉。于是，这家出口公司的老总便找上了环保部门，迈进了一个当时国人尚未涉足的领域——环境标志产品。在公司与环保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丝绸类环境标志产品在我国诞生了。一个既不是生产单位又不是产品生产所在地的外贸企业，能够捧回这一含金量十足的环境标志证书，确实让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
厦门作为我国的一个经济特区，一个走向世界的城市，必须要以与国际接轨的环境管理体系来调动企业保护环境的自觉性，规范企业的行为，同时为厦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跨越绿色贸易壁垒创造条件。1995年12月12日，当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叶汝求将中国首块“国家实施ISO14000标准试点城市”的牌匾交到厦门市副市长手中时，预示着这个特区与世界的距离又靠近了一大步。厦门ABB开关有限公司自1992年9月落脚厦门这块开放的热土之后，不但在产品质量上下工夫，而且在环境保护方面也颇有建树，先后获取了中国ISO9000质量认证和ISO14000环境标志两个认证证书。从一个公司到一个城市，他们选准的目标只有一个：适应国际惯例，与国际标准接轨，并向国际挑战。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城市的魄力所在。
文明的城市文明的企业
在厦门中药厂，厂长林永东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不久前，一群外地打工仔沿着绿树成荫的道路，不知不觉地来到工厂里，工厂保安人员连忙阻挡，当这些打工仔知道自己误入工厂后，便委婉地说是到这里来取景照相，把工厂当作了公园。原来这家国有老企业建厂时，这里还是郊区的偏僻地，15年发展特区，使这里成为高楼林立的商住区。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个厂大搞绿化美化建设，开展污染整治，使这个拥有800名职工的工厂，每位员工拥有近10平方米的绿地。为什么要在环保方面投入这么大？为什么宁可背着每吨污水处理费3元钱，还要撑着上污水处理设备？厂长认为，医药企业本身就是一种治病救人的特殊行业，环保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特区文明的需要。
在杏林台商投资区有家韩国独资企业厦门进雄企业有限公司，在选址建厂时，公司老总将中层领导带到工厂污水将要排放的终点——西海域，让这些中层干部体会将来工厂污水如果没有处理好，一旦排入海域滩涂而影响养殖业，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以此提醒生产中一定要注意环保。
在厦门橡胶厂，为了彻底解决锅炉噪声和烟尘污染问题，工厂缩腰紧带，拿出重金买下22套住宅供受污染的群众使用，彻底解决了常年悬而未解的污染纠纷问题。
在特区建设的发祥地——湖里，记者看到的是错落有致的上百家工业企业，但竟找不到一根烟囱。这是现代化工业的缩影，也是特区建设中的一个奇迹。
（原载《中国环境报》1997年3月4日叶文建孙海东）
心与美的融合——厦门特区城市文明建设纪行（三）
厦门太美，这种美是人与自然的美。繁忙的大街，幽静的小巷，到处是新楼崛起，到处是绿树红花。在这繁荣与平和、动与静之中，折射出的是积极向上而又不失稳健的特区人。
创卫创出的凝聚力
对厦门人来说，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是一个令人羞愧同时又令人骄傲的话题。
1990年10月，第一次全国卫生城市大检查开始，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在参评的35个城市中竟出人意料地排在倒数第四名，全市哗然。在面对这一难堪的事实的同时，厦门人很快冷静地坐下来重新认识自己和这座城市。创卫被提上了重要日程。两年之后，厦门位居第19名。
又是两年多，1996年5月18日这一天，厦门荣获了国家爱卫会颁发的创卫金牌——国家卫生城市。厦门终于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梦。
人们在评价厦门创卫成功的原因时，说它首先是一种政府行为。几年间，厦门用于创卫基础工程的投入就达68亿元。由市长挂帅的创卫指挥部、由分管副市长牵头的包括40多个政府部门在内的创卫办，成为效率最高的政府机构之一，这一机制并且一直延伸到了各区直至街道居委会。
创卫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仅1994年以来，厦门就有300多万人次投入到创卫活动，而这个城市的市区人口满打满算也不过50来万。
厦门人对创卫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根植于对生活与环境这一关系的逐步认识。一位美国学人曾在厦门访问了一位居委会主任。他问道：“一个居民最高的期望是什么？”那位居委会主任回答说：“一个优美、舒适、安全、方便的环境。”而创卫的最终目的与此正不谋而合。
于是，青年人组织了志愿者创卫突击队，中小学生组织了创卫夏令营，老年人发起了万人银发创卫大行动，妇女界掀起了巾帼文明行动……一时间，全市上下说的是创卫，干的也是创卫，每一个公民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位市民追着将被风吹走的废弃物捡回垃圾箱。这一情景曾让全国创卫考核鉴定组的同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一位小女孩将别人故意扔在地上的糖纸捡起来扔回垃圾箱，“征服”了暗中查访的兰州市一位城管办干部。
于是，有人评价说：厦门创卫涌现出“城市新人类”的雏形，并将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生长、发育的组织胚胎。也有人说：社会性环境意识的提升，是厦门创卫最大的成果。
唤起爱心一片
厦门有个大屿岛，岛上有个护林人——60多岁的江老财。
厦门又称鹭岛，白鹭是厦门人所钟爱的市鸟。80年代初，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白鹭飞走了。鹭岛没有了白鹭的踪影。后来，随着环境的改善，久违的白鹭回来了，仅在大屿岛上就汇聚了成千上万只。
岛上有了白鹭，老人的生活便不再寂寞。早晨送白鹭出林，黄昏迎白鹭归巢；听白鹭歌唱，观白鹭翔舞，看白鹭生儿育女。白鹭成了老人在岛上休戚与共的亲人。
1995年2月，正值白鹭孵化季节，老人发现上岛捣鸟蛋的人越来越多。管又管不住，坐又坐不安，于是，老人摇着小舢板出岛给市长洪永世拨了个电话告急。敏感的新闻媒体捕捉到这一信息。似乎就在这一夜之间，大屿岛出名了，白鹭老人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厦门人的白鹭情结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
5月12日，市人大部分委员冒雨登岛视察。接着，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常委同时邀请市长洪永世及部分政府官员又亲临大屿岛，人大城建委就人大代表提出的保护白鹭的议案进行现场审议。月底，厦门市发布了关于保护大屿岛白鹭的通告。9月，设立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可行性报告通过。10月，福建省政府批准建立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11月，市人大通过保护区管理办法。从人大代表的议案到保护区立法工作的完成，前后不过半年时间。
一位日本著名摄影家在厦门举办了白鹭摄影展。展后，他将最具代表性的30幅白鹭摄影作品拿出来义卖，并将所得16.9万元全部捐给了厦门，用于与白鹭有关的环保事业。厦门市路桥建设投资总公司向保护区捐款10万元，并表示要为保护区建设提供水源。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捐款9万元举办了环保知识竞赛和环保夏令营。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厦门）也向保护区捐款2万元。还有厦门市邮电局向保护区捐赠了车载电话和寻呼机……
一位未留姓名的市民把300元钱寄给了市环保局局长吴子琳，指明用于保护白鹭。并在附信中写道：……台风来临时，白鹭死伤不少，能否为它们搭盖些牢固的鹭巢？
有人建议设立白鹭博物馆，并且连完整的方案都构想出来了。有人建议鹭岛应成为白鹭乐园，让人鸟相亲的景象出现在厦门。
由白鹭的远去与回归，由大屿岛和白鹭老人，厦门人对白鹭的一片爱心开始升华，并开始伸展到与人、与自然相关的一切事物。
编织绿色的未来
在厦门流传着一个兰州人与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厦门创卫拿了金牌让许多城市不服气。许多人不相信在几年之间，这个城市能从倒数第四一跃跨至第一。
1996年4月，兰州市城管办主任、城建监察大队大队长曲宝庆来到了厦门。以后的两天，他明察暗访地走大街穿小巷。一天清晨，碰到一位年轻的母亲送女儿上幼儿园。借问路之机，他送给小女孩一块巧克力糖，并顺手把糖纸扔在了地上。并没有母亲的示意，小女孩礼貌地接过糖，又同时将糖纸捡起来，扔进了垃圾箱。当天，曲宝庆找到了“创卫”检查团的成员，心情激动地向检查团和随行的记者表示：厦门第一，他服了！几天之后，曲宝庆离开了厦门，走之前，他投书《厦门日报》：剥糖扔纸是我在城管中检查孩子是否受创卫教育的最后一招，厦门的孩子将我的“专利”夺走了。
在厦门，还有一个小女孩让市长洪永世感慨万千。有一天，这位女孩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诉说对大海污染的失望和迷惑，呼吁人们爱厦门、爱大海，让厦门永远拥有一片洁净和美丽。
未来属于孩子。从孩子身上能预测到一个城市的未来。
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把环保宣传教育比作推动中国环保事业发展的四个轮子之一。厦门人很早就认识到培养下一代的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从1985年开始，厦门利用当地高等院校的优势开展不同层次的环境教育，同时又将环境教育向中小学、幼儿园渗透。到目前，全市已形成高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环境教育立体格局。
中学普遍开展了环境教育第二课堂，设立环保科技兴趣小组；小学结合各学科教学，适当渗透环境教育，开展环保活动；幼儿教育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从认识周围环境开始，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这些年来，厦门市教委和市环保局先后举办了10多期环境教育师资培训班，培训人员达500多人次。这些人回到各自的岗位，成为传播环境文明的使者。厦门市还编写出版了《小学环境保护知识》教材，并通过省教材审查委员会评审。目前，这一教材已开始在全市小学推广使用。
孩子们心中正萌发着的绿色幼芽，不仅为他们和这世界的未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影响着成年人用文明规范自己的行为。当舟易小朋友看到父亲要把喝完的饮料罐扔进大海时，急忙制止：不行，这样会污染大海。佳龙小朋友看到爸爸的摩托车冒出的黑烟，会着急地喊道：黑烟会污染空气，人也会中毒。
生存与发展，孩子与未来！
厦门是幸运的，当新一代成长起来时，便意味着一个绿色文明的成熟。
（原载《中国环境报》1997年3月6日孙海东叶文建）
明天更美好 人民更幸福
——访厦门市市长洪永世
1997年，我国发生了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香港回归祖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位于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厦门，是用实际行动来庆贺这两件国家大事的。这一年，厦门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连同去年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一起，被人们称为“三面红旗”。如何将这“三面红旗”扛到底？刚刚结束的厦门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厦门市市长的洪永世说，要以更高的标准建设经济特区，特别是本届政府承担着跨世纪建设的重大任务，要把厦门建成经济更为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更高，生活环境更好的城市。
在谈到如何让厦门人民生活更富裕更美好时，洪永世市长说，厦门最大的优势是环境优势，优美的自然环境是厦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一前提，厦门就不成其为厦门。因此，厦门在考虑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给未来的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空间。具体地说，要用三项举措来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首先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措施。
处理过去欠下的“环境账”。由于厦门地理位置特殊，保护好这座“海上花园”是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共同的责任。因此，厦门市要强化环境综合整治，加快重点区域的治理，如筼筜湖的继续整治将采用引东部海水进入湖内交换，再从西海域流出的办法，彻底搞活筼筜湖水体，使之成为厦门新市区内市民可以垂钓和游泳的好去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发展科技主导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产业和产品，消除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当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继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其次是严把环保关。提高引进项目的质量和档次，有的项目表面上看虽然可以产生很多的效益，可增加很多的财税收入，但可能付出更大的治理污染的代价，我们要拒绝。引进新项目要在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上下工夫，不是盲目发展新项目。第三是厦门要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契机，用更高的标准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看齐，将厦门建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环保模范城市”。具体地说，要采取三项措施来保证：一是继续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环保投入体系，力争做到用于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二是学习和借鉴国内兄弟城市以及国际上如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一些环境指标体系，以更高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环境质量；三是在全市继续提高全民环境意识，通过环境教育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支持环保工作；在全市全面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加速厦门市环境保护与国际接轨。
厦门在第一次创业中取得了辉煌业绩，来年怎么更上一层楼？洪永世市长在近日举行的厦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把握机遇，加快发展，使厦门的明天更美好，人民更幸福。
（原载《中国环境报》1997年12月25日）
厦门荣膺2004年“联合国人居奖”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蒂贝琼卡·安娜日前宣布，福建省厦门市荣获2004年“联合国人居奖”。近年来，厦门市坚持走海湾型城市发展道路，着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在人居环境建设上创新理念，取得了良好效果。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国已10次荣获联合国人居奖。
（原载《中国环境报》2000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