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国爱乡 倾资兴学
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他一生教育救国、倾资兴学的坚强理念和具体实践中。他从小对家乡、对人民就有深厚的感情，长大后到新加坡不久，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腐朽的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件事刺激了陈嘉庚，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1900年6月和1906年2月，孙中山先生先后两次到新加坡活动，并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年轻的陈嘉庚深受影响，特别是1909年，经友人介绍，陈嘉庚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孙中山主持的一次同盟会秘密聚会，更为孙中山的深刻见解所折服。1910年春天，陈嘉庚、陈敬贤兄弟俩一起剪去辫发，加入同盟会，决心支持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后，更积极多次筹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发动华侨踊跃捐款。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朝政府，使中国人民见到了光明，也给广大华侨莫大鼓舞，陈嘉庚更是兴高采烈，热血沸腾。辛亥革命让陈嘉庚的思想境界有了一个飞跃。原来，他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一个爱乡者，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乡土感情，但爱国观念并不强。他自己说过：“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辛亥革命后他的政治视线从一乡一族一社，转向全省全国，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希望祖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富强。1912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陈嘉庚对祖国的前途，抱热切希望。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便想着如何为复兴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但陈嘉庚是一位务实谦逊的人，他认为自己非政治家，自谦“乃一庸愚侨商”、“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其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蚝厂”，决定通过兴办教育来报效祖国。
1912年秋天，陈嘉庚回到家乡集美，“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恢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惊心，弗能自己！”其时，集美社虽然还办着私塾，六七房共办六七所私塾，女孩不得入学，陈嘉庚觉得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奔走各房，劝告各房长将私塾停办，全乡一致合作，创办集美小学。1913年春，集美小学在大祠堂和各房祠堂开学，共四个班级，学生180人。接着，购买村西面积数十亩的大鱼池，填掉后开工建设教室七间及其他附属房屋。当时教师较为紧缺，他便“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使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
1917年，陈嘉庚开始筹办集美师范学校和中学，更集中精力办好师范。他认为“师范是教育的基本”、“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把师范学校摆在发展教育的头等位置。他还特意对师范的招生制度加以改革，认为师范学校的宗旨既为普及教育与培养合格师资，学生必须有服务教育的志愿。农村小学教师月薪仅二三十元，定非富家子弟所愿为，唯有招收贫寒子弟，加以训练，才能胜任。其次普及教育的关键在于穷乡僻壤，一般人不愿意到那里任教，故招生范围也应力求普遍，以便回原地工作。因此，他发函给闽南三十余县劝学所长，要求每一大县代为招选贫寒学生五、六人，每小县三、四人，共招120人，所选学生须有志于教职。为了奖励师范生，他特地规定，除和中学生一样免收学生住宿费和由学校供应被席蚊帐外，还豁免膳费。1918年3月10日，集美师范、中学两校在新校舍正式开学。
早在陈嘉庚购置轮船经营海运之时，就深感中国航权丧失，渔利废弃，“我国公私船舶，即在国境犹若晨星，况在国外各属殖民地，何从查其踪影！”“所有船舶之数尚不足与最少之国比拟……其耻辱何如？”而且，他认为我国海岸线长，航运和水产大有发展前途。为此，他决心创办航海及水产学校，以振兴航业，开发水产资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陈嘉庚由于各种事业在战时发展顺利，已成为拥有400万资产的大产业家了。这时国内军阀混战，外侮日深，陈嘉庚痛心疾首。1918年，他写了《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大声疾呼：“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直追，难逃天演之淘汰。”他希望学生“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顺”。他认为中国事事落后，宰割由人，为欲发奋图强，一洗国耻，振兴教育是唯一有效良方。不论启迪民智，提倡生产，改革政治，以至抵抗外国侵略，都有赖于教育。为此必须再接再厉、百折不挠，“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大战结束后，他认为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已经到来，决定让弟弟陈敬贤来接管实业，自己启程回国，扩充集美学校和筹办厦门大学。行前，他把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房产等，捐作集美学校的永远基金，并发表演讲，陈述自己的志愿：“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我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之用，是乃余之大愿也。”为了实现救国救乡的志愿，他决计倾资兴学，当各界人士称赞他为“毁家兴学”时，他多次向友人指出这个提法不妥。
陈嘉庚回国之日，正是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出现新的警醒之时。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也给陈嘉庚的办学活动以巨大的推动力。他信心百倍，亲自撰写《通告》阐明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目的：“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之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躐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脊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户口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创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接着，他在召集筹办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慷慨陈词，谈到要改变国家落后、受人欺侮的状况时说：“野心家得陇望蜀，俟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情真意切地表达他办好教育、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把兴办大学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关于大学的选址，陈嘉庚经过深思熟虑，多方勘察，反复比较才选中厦门。他认为，厦门“若合浙江广东而言，则堪称为最中心的地位”，“又若大而言，合南洋祖国，则更为中心的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和全国各地联系，也便于和东南亚各地联系，有利于厦大今后的发展。经过实地察看，他终于选定五老峰下的演武场一带。演武场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练兵之所，具有反侵略斗争的民族精神，有爱国主义传统。而且，从长远看，它西起五老峰下，东迄胡里山炮台，面积两千多亩，未来有大发展的广阔余地。他为此满怀信心地说：“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故校界之划定须费远虑。”他还预言“面积数千亩的校园，可容纳自全国各省东南亚各地的学生数万人，而操场越大越好，本校或本省开运动会时，可容纳数万观众”。可见陈嘉庚先生的眼光远大，设计深谋远虑。
为办好厦大，陈嘉庚还特地到上海邀集筹备委员开会，包括蔡元培等名人参加。陈嘉庚又坦陈不惜倾尽家产办大学的动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他还批评一些人不关心教育，说自己“惟有以身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恐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集美新校舍即温楼开学。5月9日，在演武场校舍正式奠基开工，陈嘉庚先生亲自主持奠基仪式。为什么选择在5月9日？因为那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日子，是中国人民不该忘记的国耻日，这样的选择是为了使厦大师生“勿忘国耻，发愤图强”，一切都说明陈嘉庚苦心孤诣，把爱国情怀注入其中。
陈嘉庚深知要办好大学，关键要选择有气魄善于领导和管理大学的好校长和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认为这是应该慎之又慎的大事。为此他又花费许多心血和精力。同时，他还亲自修改美国技师设计的校舍建筑图案，把第一批校舍五栋楼改为一字形，群贤楼居中，映雪、集美、同安、囊萤分列左右。当时的校址内，怪石参错，陈嘉庚亲自指挥工人开采石条，就地作为校舍地基和筑墙材料，一切又都渗透着他的心血。
陈嘉庚回国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期间，他的海外实业受了部分挫折，地价、胶价大跌。1922年，陈敬贤因病住院治疗，陈嘉庚又回新加坡主持营业，继续经营橡胶加工和制造业，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经费多赖这两方面的经营所得。但自1926年，陈嘉庚的企业遇到大困难，开始走下坡路。接着又恰遇到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陈嘉庚的企业濒临破产，不少亲友力劝陈嘉庚知难而退，垄断集团也对他施压，要他停止提供厦大经费，甚至儿子也劝他减少两校经费。但是，陈嘉庚内心十分明确、十分坚定，他曾多次说过：“金钱如肥料，散布才有用”，“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在这一重大抉择前，他毅然决定，宁可放弃企业利益，也不让学校停办。他担心“学校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如此则“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在企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遽行停止”。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发出掷地有声的誓言：“不！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说到做到，把在经济鼎盛时期购买的新加坡豪华大厦变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这充分显示陈嘉庚先生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摆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崇高精神。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几年，新、马华侨失业者日众，陈嘉庚更进一步面临破产，公司开始收盘。加上1936年，陈嘉庚先生的得力助手、胞弟陈敬贤不幸病逝，陈先生确已无力支撑厦大经费了。怎么办？陈嘉庚决定把厦大无条件献给政府去办。他在写给教育部长和省政府的信中说：“千思万虑，别无他法，唯有请政府收办，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不拘省立或国立均可，所有董权一律取消。”陈嘉庚倾资办学，呕心沥血，千辛万苦，独立维持厦大16年。
在厦大内迁长汀时期，福建当局密谋要把厦大改名为“福建大学”，并已说动了教育部，当时的校长萨本栋立即把情况报告给当时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陈先生对此甚为不满，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在重庆时公开谴责福建省当局和教育部的改名图谋。到长汀时，又向全校师生作了反对改名的动人演说，令人兴奋不已，终于迫使当时的教育部立即派人向陈嘉庚保证：永远不议论改名之事。
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倾资办学的可贵精神，教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其中特别是陈嘉庚的族亲、晚辈和广大海外侨胞。
新中国成立后，厦大要扩建、要发展，但国家的财力有限，投入于教育事业的经费不足。陈嘉庚先生除了自己继续努力外，还寄望于他在新加坡的大女婿李光前和他的家族的支持和帮助。果然，李光前及其家族出色地继承陈嘉庚精神，出色地担当起陈先生扩建、发展厦大事业的责任。厦大稍后新建的一系列楼群的投资，都得到李光前及其家族的支持。直至今日，李光前家族仍在支持着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愿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倾资办学的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三）领导华侨 团结抗敌
在抗战期间的救亡斗争中，陈嘉庚被海外华侨一致拥戴为华侨领袖，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陈嘉庚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公认的华侨领袖，除了他的诚信果毅、开拓实业、爱国爱乡、倾资办学的精神和取得的成就之外，还和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侨社团这三个华侨社会的支柱有密切关系。而这三者都是在陈嘉庚先生努力创办、扶持，并在他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陈嘉庚的兴学活动，最早是从侨居地新加坡开始的。他曾说过：“侨居国外的华人学习中国文化比在国内更为重要。因为在国内，一个中国小孩没有接受中国教育，长大后仍是中国人。而生长在海外的中国孩子，不学习中文，他将被外国文化所同化，最后丧失自己民族的特征。”1906年，陈嘉庚便热心创办道南小学，1912年和1915年又兴办爱同学校和崇福女子学校。在他的影响下，南洋各地的华文中学纷纷创办。
华文报刊为华侨社会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影响着华侨的民族心理，对华侨社会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1923年陈嘉庚就创办了《南洋商报》，宣传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呼吁支持教育，还宣传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陈嘉庚确立在华侨社会的领导地位还和怡和轩、福建会馆这两个社团密切相关，两者是他从事社会活动的重要根基。
1923年陈嘉庚担任怡和轩主席后，便特意在里面设立图书馆，自己带头苦读，并逐渐把各地侨领名流凝聚于怡和轩内，怡和轩逐渐成为跨国跨界的南洋华侨开展社会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团体，陈嘉庚也成为各种活动的核心人物。福建会馆历史悠久，1929年陈嘉庚被公举为会馆主席，也加强了他在华侨中的领导地位。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出于民族义愤，毅然出面领导“山东筹赈会”，这是陈嘉庚政治生活也是新马华侨政治史上的关键节点。陈嘉庚在筹赈大会上充满民族自信地严正指出：“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定能驯服其野性也。”“以我民族之众，知识日开，定有雪耻之日”。这是陈嘉庚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主要政治表现，也为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南侨总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侵华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海外华侨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而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出现。形势要求东南亚抗日救亡运动要有最高领导机构、最高领导人来统一指挥。1938年12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有87个团体单位，168人，除新加坡外，分布于香港、马来亚、泰国、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菲律宾、荷属爪哇、苏门答腊等南洋群岛的国家、地区都有代表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宣告成立。选举陈嘉庚为主席，菲律宾侨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侨领庄西言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宣称：“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自卫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号召全体同胞“今后宜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成为以南洋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南侨总会”的成立实现了爱国华侨的大团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海外华侨一致拥戴的领袖。
在“南侨总会”领导下，海外华侨筹募巨款援助祖国抗战。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共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元国币，其中南洋华侨捐款占百分之七十多。华侨汇款增强了抗战的实力，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经济保证之一。
华侨还为祖国捐献了包括飞机、坦克、车辆、服装、药品等大量物资，其中大量药品更为前线军民所急需。
“南侨总会”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战时服务，前后组织15批3192名技工回国，有许多人在日机轰炸中牺牲，许多人死于山洪或塌方中。还有不少华侨青年抛开温暖的家庭，直接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其中不少人为此牺牲宝贵的生命，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1938年秋，当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投降派妥协求和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最大危险。陈嘉庚以参议员身份向参议会提出“敌未出国门前，谈和即汉奸”的提案，获大会一致通过，给投降派以沉重的打击。邹韬奋称此寥寥十一个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给海内外民众的抗日热情以极大的鼓舞。
从1940年3月26日开始，陈嘉庚组织、率领“南侨总会”回国慰劳团，在祖国各地16个省开展慰劳活动，深情表示：“离开祖国十八、九年，这颗心随时惦念祖国！”“对牺牲辛苦的抗战将士表示敬意，考察祖国在军事、政治、建设、教育诸方面的进步情形。”他在会见蒋介石，赴国民参政会的茶话会时，听到一些攻击共产党的话。在此期间，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也来访。他表示要调解国共关系，在出席中共办事处举行的茶话会时说：“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为的是为改造社会。我这些年来挣一些钱，都拿出来办学校，所谓取自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要社会好，这一点初心，我想我和你们共产党人改革社会的动机原是一样的。”叶剑英致答词说：“我们欢迎的不是资本家的陈嘉庚，而是革命者的陈嘉庚。”陈先生十分高兴。
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访问，前后8天时间，到单位参观考察，与各界人士晤谈，与毛主席、朱总司令见面多次。离开延安后又到全国各地慰问考察，于12月9日离境。在国内各地参观考察，前后八个多月。
陈嘉庚先生此次率“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慰问，特别是到延安的慰问，确实成为他一生思想认识的一个大转折。12月15日，他就在仰光华侨欢迎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详述回国访问的经过、最近抗战的形势以及必胜的道理，并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侨胞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在陈嘉庚于东爪哇玛琅避难期写成的《南侨回忆录》有更多的叙述，如“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种种不堪入耳之言”。“及到延安时注意前所闻数事”，看到实际情况是“人人夜行，绝无关碍”、“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都能安分”，并写道：“设共产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精神否？”又赞扬道：“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南侨回忆录》还以不少篇幅写到重庆与延安的根本区别，而且关于两党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看法：“余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强烈呼吁国内团结一致，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人民希望国共和谈。但陈嘉庚根据他1940年回国慰问时与两党接触的实际经历断言：国共不可能妥协，蒋介石没有诚意，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果然不出陈嘉庚所料，尽管曾签订过“双十协定”，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到处“劫收”，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向八路军开火，不断挑起战端。于是，1945年12月20日，美国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1946年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但1946年6月底，蒋介石自认为内战已准备就绪，于是出动大量兵力，发动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后，陈嘉庚由于早就敏锐地辨别两党的是非，而且随着时局的发展，陈嘉庚也看出美国插手中国的内战，于是，1946年9月7日，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两院议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明确指出，“本人代表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陈嘉庚还在胡愈之等新闻界人士支持下创办了《南侨日报》，他在创刊号上写了《告读者》：“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使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国父建国之主旨。”
陈嘉庚在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和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同时，还在时刻关注印尼、马来亚等地华侨的命运。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太平洋战争结束，陈嘉庚离开印尼回到新加坡，但他对印尼、对印尼华侨仍充满着感激之情，时刻关注着印尼的局势。
印尼从16世纪末以来，长期遭受荷兰的殖民主义统治。日本投降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妄图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印尼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陈嘉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号召华侨团结起来，和荷兰殖民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8年2月，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在伦敦发表马来亚战役报告书，歪曲、抹杀当地华侨在保卫新加坡、马来亚战斗中的贡献，诬蔑亚洲人“站在强有力方面”，为自己率领8万英军向日军投降的劣迹进行掩饰。这事激起华侨社会的极大愤怒。陈嘉庚忍无可忍，即向英国陆军部提出备忘录，列举华侨组织抗敌动员会、华侨义勇军和游击队英勇抗日的事实，对白思华歪曲事实的报告书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他道歉。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团体一致起来支持陈嘉庚。在陈嘉庚的严正抗议和华侨舆论的一致谴责下，白思华被迫发表书面谈话，承认“华侨领袖所提出抗议……毫无疑问许多地方是正确的”。陈嘉庚有力地恢复华侨在新、马抗日斗争中的真相，对诬蔑华侨和殖民地人民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长了华侨的志气和威风。
陈嘉庚团结领导南洋华侨，在国内的抗日战争和殖民地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四）丹心赤忱 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主席电邀陈嘉庚先生回国参政，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党中央和各界人士推举他为华侨首席代表，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充分表达了华侨和他个人的兴奋、激动的心情。他在会上一下子提出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设立各地华侨教育领导机构等七项建议，全被采纳。之后分别从6月至8月，10月至1950年2月，陈嘉庚不辞劳苦、马不停蹄地先后到东北、华东、华南等14个省的40多个城市参观考察。1950年2月回到新加坡，在停留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印行了《新中国观感集》一书，介绍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新成就，并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让更多的乡亲、海外华侨了解祖国、认识祖国。
回到家乡集美定居以后，陈嘉庚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但他始终保持着爱国者的本色，竭心尽力，继续为振兴中华做了杰出贡献，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参政议政、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作党的诤友，始终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对党正确的方针政策，他坚决拥护，对一些偏差、错误的东西，他坦陈自己的观点，绝不隐瞒。
中央政府重视华侨工作，在《共同纲领》和新宪法里，都规定“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陈嘉庚热情拥护，热情号召海外华侨多做贡献。周总理关于“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陈嘉庚坚决贯彻落实，亲自出面，为国家争取大量侨汇。195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还建议国内组建华侨投资公司，有计划地利用侨资发展地方工业。
1954年9月2日，陈嘉庚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铁一般的事实……全中国人民都关心台湾的解放，闽南人尤其关心台湾的解放，因为台湾同胞中，很多是他们的血亲。”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和印尼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陈嘉庚发表讲话，坚决拥护和支持这一政策，鼓励海外华侨华人认同当地，积极参加当地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民主自由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积极参加当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他的讲话产生广泛的影响。
1959年9月14日，陈嘉庚就中印边界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代表广大华侨完全拥护政府处理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要把它加以破坏，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华侨也决不会答应。”
从1957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极“左”思潮盛行，许多人明哲保身，不说真话，但陈嘉庚一身正气，绝不讲假话。1957年7月2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克服官僚主义》的发言，就明显与反右斗争已开展近一个月的政治气氛不合拍。但陈先生不顾老朋友的劝阻仍上台发言，开头还特意这样说：“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人民可以尽量发言，凡不平则鸣，不鸣则失去毛主席美意。”陈嘉庚发言时，全场愕然，出现奇异的寂静，没有人敢鼓掌。但陈嘉庚绝不看风使舵，明哲保身。他一生勇于改革，反对因循守旧，但也反对浮躁冒进。“大跃进”期间的“全民炼钢”，他听到家乡群众反映，有人把家里的铁锅、铁床破坏，拿去“炼铁”，他非常气愤，立即交代秘书去调查情况，并立即写信给中央反映意见。他还多次对朋友说：“我对大跃进，大大不赞成，什么大炼钢铁，什么一亩地产14万斤稻谷，简直小孩子讲童话了。”“我不赞成反右，损失多少有用的人才和知识分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