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是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领域中取得的“1+2”的杰出贡献，享誉中外。陈景润是中国老百姓中知名度非常高的科学家。太空中有一颗行星被命名为“陈景润星”，寓意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与日月相映，与宇宙同在。国家邮政总局1999年发行的特种邮票“T16-科技成果”，其中一枚是“陈景润的数学手稿”，充分说明陈景润“1+2”成果的重要影响。2004年，中央电视台上映十四集电视连续剧《陈景润》，将陈景润痴迷数学、奋力拼搏的精神再次传诵。日本出版的《一百个有挑战性的数学问题》一书中刊登了两位华人的照片，一位是祖冲之，另外一位就是陈景润，这也体现了陈景润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陈景润是厦门大学的杰出校友。他曾于1950—1953年在厦门大学学习，1955—1957年在厦门大学工作。他的非凡成就和精神魅力，成为厦门大学的“四种精神”之一，即：以王亚南校长和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
今天，让我们沿着陈景润教授成长的足迹，走近陈景润，了解陈景润的传奇人生，感受陈景润的精神魅力。
之所以称具有科学精神魅力，是因为他历经坎坷却矢志不移，他柔弱内向却为科学而献身的毅力超常。
之所以称传奇人生，是因为他的人生历练和个人性格是传奇的，他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奇迹，他的深刻影响是奇特的。
痴迷学业
1933年5月陈景润出生于福州市闽侯县胪雷村；1940—1944年在福州三一小学（教会办私立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并入仓山小学）读书；1944年在三明镇中心小学（现三明实验小学）读书；1945年2月升入三元县立初级中学（现三明一中），后转入福州三一中学（1952年改为福州九中，现福州外国语学校）；1948年2月进入英华书院（现福建师大附中）学习；1950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1952年进入数学系继续学习；1953年提前毕业分配在北京四中。
陈景润父亲陈元俊在邮局工作，母亲潘玉蝉是家庭妇女，兄弟姐妹12人，只存活了6人，陈景润排名第三。在堂兄弟中，陈景润排名第九，所以大家称他为“九哥”。由于家庭困难，营养不足，陈景润个子比同龄人明显矮一些，有点口呐，不善于表达。陈景润曾回忆：“从我生下来那天起，似乎已经被宣布是不受欢迎的人，一个多余的人。”“有些同学看我瘦小，经常欺负我。”“可我心里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强壮与弱小不在于体格，而在于志向。”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攻占福州，陈景润一家避难到三明。1945年2月，他小学毕业进入三明一中继续学习。在三明，陈景润和母亲都患了肺结核病，在当时这是非常严重的病，但当时简陋的条件使他们几乎没能接受任何治疗。日本投降后，陈景润一家于1946年从三明迁回福州。1947年，陈景润的母亲去世，那年陈景润才14岁。母亲因肺结核去世的阴影一直笼罩他的一生。在中学阶段，陈景润个子瘦弱，沉默寡言，一心扑在学习上。由于过度用眼，陈景润早早就戴上了眼镜。在英华中学读书时，眼镜掉了一条腿，他就用绳子绑上继续用。生活上有点寒酸，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陈景润学习特别主动，尤其偏科数学。英华中学的图书馆借书卡记录着陈景润借阅的图书：大学丛书《微积分学》、《物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实用力学》等，其中《微积分学》借过两次，可见他是下功夫钻研的。由于他特别喜欢读书，英华中学的伙伴们给他起了个外号“Booker”，就是书虫、书迷、书呆的意思。
在英华中学，陈景润遇到了沈元教授，从沈元教授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沈元是谁啊？沈元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校长。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时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系主任。大名鼎鼎的沈元先生怎么会给中学生讲哥德巴赫猜想呢？原来，沈元与陈景润同是福州人，同为英华中学的校友。1948年，沈元为奔父丧回到福州。服丧后，由于正值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南北交通受阻，沈元暂时留在福州。这时，很多单位请他去工作，他选择了母校英华中学，担任陈景润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在数学课堂上，沈元讲到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在陈景润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1980年，沈元和陈景润同时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1年，时任北京航空学院名誉校长、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的沈元和陈景润结伴回母校参加英华中学百年校庆。当他们看到同一张借书卡上同时有两人的借书签字，会意地对视而笑。
由于家庭经济无法负担其实并不昂贵的学费，也由于身体原因，高三时陈景润被迫退学。这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因建设需要，开始大量招收培养大学生。1950年的报考资格规定：“凡有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力，而又持有必要的证明者，可报名投考。”这对陈景润来说，是天大的喜讯。他珍惜命运赐予的机会，加倍努力地紧张复习。1950年的高考还没有全国统一考试，一个人可以同时报考几个学校，可能同时被好几个学校录取，最后自己挑选就读学校。当年厦门大学数理系录取20人，陈景润排名第十。同时，陈景润也被在福州的福建学院录取了。福建学院是文科类学校，只有政法、工商、经济和企管等专业，后于1951年并入厦门大学法律系。选择厦门大学还是选择福建学院，家里人意见不一。在福州上学，可以走读，可以在家里吃饭，可以节省经济开支；而且当时台海区域还是硝烟弥漫，厦门大学处在海防前线。陈景润特别喜欢数学，但在福州没办法读数学，而厦门大学却有数学专业。于是，他说服了家人，选择了厦门大学。1950年9月的一天，陈景润从家里出发，乘车前往厦门。当时刚刚解放，为了防御台湾飞机空袭，汽车用树枝伪装起来，白天不敢走，晚上又不敢开灯，摇摇晃晃，边走边停，用了一周时间才到达厦门。
1950年，厦门大学招收了784位本科生，同时还招收了10位研究生，数学专业只有3人：李秋秀、杨锡安、陈景润，第二年又增加一位：陈孟平。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数学系，招生72人，其中包括与陈景润同是福州人，后来又同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的林群院士。陈景润大学第一年住博学楼（现在的人类博物馆）123房间。由于备战，1951年陈景润随厦门大学理工学科内迁闽西龙岩，1952年夏天迁回厦门。
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陈景润的生活非常节俭。他常常一天只吃两餐饭，而且仅买馒头和咸菜，配白开水就完事了。他穿的衣服也非常简单，一件深蓝色的衣服，一件黑色的衣服，脏了也看不见。他舍不得买肥皂，将衣服放进水里泡一泡，搓一搓，拿出来晒一晒又可以穿了。生活上极度马虎的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学习。陈景润说，饭可以不吃，书不可以不念。大学三年中，他从来没有看过电影，连近在咫尺的鼓浪屿也没去过，教室、图书馆、宿舍，一直过着“三点一线”式的生活。课本上的习题，同学们只做老师布置的部分，而陈景润总是从头做到尾，做完后还要再找课外习题做。时任助教的老师回忆，有一段时间陈景润做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每天做100道，傍晚时找助教批改。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陈景润对数学的热爱已经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他时刻都是若有所思，有时走在路上突然下雨也浑然不觉，所以同学们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爱因斯坦”。宿舍晚上十点熄灯，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躲在被窝里面，打开手电筒看书，因此买电池成为陈景润在大学期间最奢侈的消费。陈景润说：“读书就跟玩钟表一样，白天拆散，晚上装回去，如果装好了，就说明真正掌握了。”
当时数学专业只有4位学生，而教他们的老师有5位：方德植、李文清、张鸣镛、林坚冰和陈奕培。系主任方德植先生讲授高等微积分、高等几何等课程，教育学生学习数学一定要打好基础。李文清先生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动态，鼓励大家向国际难题进军。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受到严格的数学训练。在一年级学习微积分时，任课老师发现他作业潦草，经常是一张纸写错了，裁去一段，再长短不一地补上一段，而且答案写得非常简单，就像习题解答书上的提示。为了对学生负责，老师亲自到宿舍找陈景润，问他：“作业太简单了，有没有好好做？”陈景润从抽屉中拿出草稿给老师看，从头到尾果然是认真演算的。临走时老师交代：“以后做作业不能太简单，关键和必要的步骤一定要一步一步写清楚，从小就要培养这样一个习惯，否则以后做科研有了成果，你怎么写出来告诉人家。”二年级有一次考试，陈景润字迹非常潦草，老师看不懂，又把陈景润叫过来。陈景润说：“我懂，我重做一遍给你看。”当场做完后，老师说，看起来你是真懂了，基本上也都对，但是我不给100分，要扣2分，以示警告，你下次字要写好。大学期间，陈景润除了继续提高英语水平外，又初步学习了俄语。近乎苦修的学习加上天生体弱，陈景润经常发烧感冒，但他都不找医生看病也不吃药，用棉被裹住身体，躺在床上看书。
由于新中国建设需要，1950级的同学提前毕业。陈景润分配到北京四中。这是一所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优秀教师比比皆是。陈景润对于数学是非常热爱的，是非常痴迷的。但是给中学生上数学课，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他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言辞，无法讲课，学校只好安排他批改学生作业。加上陈景润身体又不好，患肺结核和腹膜炎，在北京待了1年，生了6次病，住院3次。对于一个不能从事教学工作，又常年卧病的教师，中学没有理由欢迎他。陈景润意识到学校不可能长期留他，积蓄了几乎所有收入，心想可以用来维持生活，继续学习和研究数学。1954年秋天，校领导找到了陈景润，说他身体有问题，应该回老家好好地休养一下，工作以后再说。于是，陈景润怀着非常郁闷的心情，从北京回到了福州。陈景润下岗失业了。他的“再就业工程”就是在利用在北京四中教书的时候赚的一些钱，买了一些连环画，在福州摆了一个地摊，出租连环画。这件事情让厦门大学的王亚南校长知道了。王亚南校长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在厦门大学担任了19年的校长，对厦门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亚南校长知道这件事情后坐不住了。人才流失啊！挽救人才啊！王亚南校长找了数学系的方德植主任，把陈景润请回厦门大学，安排在数学系的资料室工作。这样，既解决了他的温饱问题，也让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学习研究数学。
初露锋芒
1955年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数学系工作，1956年开始研究数论并发表论文，1957年调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长远规划”。全国综合性大学会议召开之后，强调综合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理论科学与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厦门大学数学系抓住了发展的大好形势和机遇，学科水平快速提升。1952—1956年，数学系召开了100多次专题报告会，发表论文40多篇。《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14篇论文，有12篇是数学学科的。1956年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厦门大学数学系共提交10篇论文，在会上宣读4篇论文。教育部高教司多次表扬了厦门大学数学系培养师资的经验。《光明日报》记者专门进行采访报道，高度评价了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办学经验。1957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来函邀请厦门大学数学系参加大会。
在这样的形势下，方德植主任安排陈景润担任张鸣镛老师复变函数论课程的助教，同时还安排陈景润参加科研活动。时任函数教研室主任的李文清建议陈景润学习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陈景润为了掌握华罗庚先生的《堆垒素数论》，把书拆成一张张，走到哪里就读到那里，反复学习二三十遍，每条定理都读得很透，以至于他后来写论文不用看书，都知道什么内容出自哪一页。陈景润在1956年科学研究计划表写道：“项目执行人：陈景润；项目题目：Tarry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角和方法，改进华罗庚先生的一个结果；研究目的和预期结果：论文一篇。”醉心于科学研究，陈景润已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表。不管上班下班，白天黑夜，吃饭走路，他几乎不停地反复构想思索，尝试各种推演、运算，在一张张稿纸上书写、涂改。当时陈景润住在“勤业斋”教工宿舍106室（今勤业餐厅旁），这是一座矮小的石头平房，每间约7平方米。有一次，夜深了，整个“勤学斋”静悄悄地笼罩在一片朦胧的夜色中，只有一个窗口漏出了一点微弱的光。两个巡逻的民兵发现了，觉得奇怪，前去敲门，发现了正在刻苦钻研的陈景润。原来陈景润因为怕邻居们议论，特地做了一个很大的黑灯罩，把灯光全部遮起来，不让邻居知道他“开夜车”。由于手艺差，灯罩做得不端正，又有漏洞，才泄露了“秘密”。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景润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他利问题》，改进了华罗庚先生《堆垒素数论》中的结果。李文清老师、张鸣镛老师先后审阅，确认没问题，就将这篇文章转交给华罗庚先生，华罗庚亲自推荐陈景润参加了1956年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
1956年8月召开的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全国性数学学术活动。出席会议代表1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者。陈景润再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众多的前辈，由于表达不好，有点不知所措，因此讲到一半的时候，李文清老师上台把陈景润开展研究工作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接着，华罗庚先生亲自上台点评，阐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和意义所在。195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时专门表扬了陈景润的勤奋与成绩：“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但是，陈景润并没有因此而松懈，在厦门大学数学系工作两年间，他先后发表了3篇论文。
陈景润的论文才华初露，受到华罗庚先生的赏识。华先生积极和厦门大学联系，决定调陈景润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1957年，陈景润正式调回北京，到华罗庚先生身边工作。这件事一直被传为佳话。原来，20世纪30年代之初，华罗庚初中毕业失学在家，但他坚持自学数学，写出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并寄给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老一辈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熊庆来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彩，立刻把华罗庚请到了清华园，安排他到数学系当文书，让其可以一面自学，一面大量地听课。尔后，派遣华罗庚出国，留学英国剑桥。等华罗庚学成回国，已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又介绍他到昆明“联大”当教授。华罗庚后来再次出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和依利诺的大学教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华罗庚立即回国主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正所谓：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
石破天惊
1957年，陈景润进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1960—1962年，转入大连化学物理所工作；1962年，升任助理研究员；1966年，证明“1+2”；1973年，论文“1+2”发表。
陈景润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第四学科室，这个研究室主要研究数论、几何、代数和拓扑。为了更方便直接地了解数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态，陈景润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要巩固英语、俄语，学习德语、法语。他按照当时在厦门大学的学习方法，做了很多小纸条，把单词和词汇写在小纸条，放在口袋中，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有一天，陈景润去理发，在排队等待的时候，他拿起法语单词一边看一边念，一张接着一张，越念越大声，旁若无人。念的过程中，他卡壳了，单词忘了，便决定回去查字典。当他回到理发店的时候，理发店已经关门了。熟练地阅读英语后，陈景润想提高英语的口语和听力，当时外文音像教材远不如现在这样丰富，陈景润得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对外英语广播，非常兴奋。但是听广播必须要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并不普及，还相当贵。陈景润就借了一些收音机原理方面的书，到旧货市场花了15元钱买了一个坏的收音机，自己一边学习，一边鼓捣，居然修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每天只有一次，凌晨3点开始播出，时长1个小时。从那时开始，陈景润就调整自己生物钟，每天半夜3点准时收听广播学习英语。陈景润到中科院工作后，住在宿舍区63号楼，三四个人住一间。为了晚上读书听收音机不影响大家休息，他就搬到楼里一间没有启用的约3平方米的洗手间中去住。洗手间没有暖气，陈景润就用报纸在窗户上贴好几层来抵御寒冷，并申请安装了一个100W的电灯，照明兼取暖。陈景润的刻苦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因为他有“下岗”失业的经历，担心又会“下岗”，如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证，就不能搞数学。所以，他就买了两枚金戒指，放在自己贴身之处，以防万一。在中科院，陈景润对解析数论的许多重要课题作了深入探究，在华林问题、圆内和球内整点问题、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问题、小区间中殆素数分布问题、三素数定理中的常数估计、孪生素数问题和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独立地获得了十几项重要成果。1960年，中国科学院的简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数学怪人陈景润》，说陈景润是“安、钻、迷”的典型。安，就是安心工作；钻，就是钻研业务；迷，就是迷恋专业。
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全国形势。1957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一些学部委员被打成“右派”，停止研究工作；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华罗庚、陈景润等数学所的人全部到石景山去搬矿石；1959年全国开展“拔白旗”运动，对科学界教育界冲击很大。华罗庚先生到了中国科技大学，陈景润则被发配到大连化学物理所。他的工作是洗试管，说要通过冲洗试管来冲洗掉他头脑里面的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到了1962年广州会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宣布不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毅老总在会上说，咱们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会后，华罗庚先生从中国科技大学又回到了数学研究所，陈景润也调回到数学研究所。可以看出，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每个科学家的前途和命运，跟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回到中科院以后，陈景润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在提拔时还有一番争论。当年中科院的简报是这样写的：“去年在考核评职称，对陈景润这样科学青年意见不一致。他的导师华罗庚认为他有才应该提。党内同志，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赞成的认为陈景润虽然政治落后，个人名利思想严重，但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此人肯钻研业务，有一定的能力，应该提拔，至于个人名利思想应该抓紧教育。反对的人认为，陈景润虽然有一定数学技巧，但只不过在古董堆里捡些枝节问题写文章，改进前人结果而已，没有实质意义。此人政治上是靠不住的，不只是落后，说买金戒指还可能有变天思想，擅自向外国写信是卖国求荣，认为陈景润不是我们的接班人，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不能提拔。”这份简报最后说：“最近所里经过争论，已决定给陈景润提职。”
提职也好，不提职也好，那时陈景润已经把这些事情都置之度外，因为陈景润已经迷恋哥德巴赫猜想，他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面。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自然数分为奇数和偶数。所谓偶数就是2的倍数，2，4，6，8，10，12，等等。大于1的自然数全体还有另外一种分类：素数与合数。素数的因子只有1和它本身。合数可以写成两个整数的乘积，这两个整数不能是1。1742年6月7日，数学家哥德巴赫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科学院工作的瑞士数学家欧拉，指出：“每个大偶数都能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1+1）。”这里的“1+1”有特定含义，就是说任何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加上一个素数。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验证了对小于3.3×107的数，猜想都成立。陈景润的“1+2”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大偶数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加上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如果写成一个素数加上不超过3个素数的乘积，这就叫“1+3”。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小学生都明白猜想的意思。到今天，“1+1”还没有得到证明，“1+2”是最好成果。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巴黎第二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希尔伯特23个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被列入第八个问题的一部分。让我们回忆一下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外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领域的研究前沿情况。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证明了“1+5”，王元则指出潘承洞的结果其实可以推出“1+4”。潘承洞在同年用加强的结论得到了“1+4”的简化的证明，1963年巴尔巴恩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1965年苏联人布赫希塔布则用同样的版本证明了“1+3”。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庞比尼与苏联人维诺格拉朵夫也独立地用更简洁的方法证明了“1+3”。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领域里，虽然没有像战争一样硝烟弥漫，但是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形势逼人，陈景润提出：“打倒维诺格拉朵夫。”
陈景润1962年开始回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住在88号楼的病号房里。病号房晚上10点关灯。大家总是看到他晚上10点以后，一手提着热水壶，一手拿着凳子，拿了几本书，到洗漱间去看书，经常是通宵达旦。后来他知道了88号楼顶有一个小房子，没人住，他就给领导再次申请说，我要住到那个房间去。这个房间只有6平方米，长方形缺了一块，成刀把形的。为什么成刀把形呢？烟囱从那里经过，所以形成一个刀把形。陈景润经常是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攻关，身体顶不住了，被送进医院；从医院回来，他又开始拼命地工作，再不行了，又被送到医院。中关村医院曾经提醒数学所的领导，千万不要出现陈景润一个人死在房间里都没人知道的悲剧。陈景润说，做学问就跟爬山一样。有的人爬到山顶就完事了，我总是走完一条路后，还想走另外一条路。只有把每一条路走遍了，我才知道每条路能够爬多高，哪一条路是最好的路。
1966年，陈景润在《科学通报》第17卷第9期上宣布他证明了“1+2”，当时的证明写了近200页。《科学通报》只登了结论和几个引理，没有公布详细的证明。有些国际数学家听说这个事，根本就不相信。有些甚至公开声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际数学界有很多一流的数学家都在向“1+2”进军，一个无名小卒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历史性的成绩呢？
1973年春天，陈景润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论文《一个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给出“1+2”的证明。论文的发表马上引起轰动。人们公认陈景润的论文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是重要的数论方法——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是“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重大的贡献”。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A Weil）称赞：“陈景润的工作，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李希特合著的一本数论专著已在印刷厂排版，当知道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后，赶紧托人到香港拿到了这篇论文的复印件，回去立即增补了第十一章“陈氏定理”，并说明：“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陈氏定理”被载入美、英、法、苏、日等国的许多论文专著。哥德巴赫猜想提出来至今有260年了，近100年来吸引了许多的数学家们攻克它，然而陈景润的“1+2”的成绩至今仍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江泽民同志说过：“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智慧与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景润在世界前沿为中华民族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陈景润研究成果的伟大之处、非常之处，还在于成果是产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1965年，陈景润首次得到“1+2”的结论，写出了约200页的长篇论文。国外学者证明“1+3”用了大型高效的计算机，而陈景润靠自己手工进行运算。十年动乱，民族灾难，人们在“革命”的狂热中，失去理智，丧失人性。1966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批判华罗庚。1967年11月，“揭露控诉走资派勾结华罗庚统治数学所”大会，质问为什么将“白旗”、“修正主义苗子”陈景润调到数学所。到了1968年4月，陈景润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厄运。陈景润被揪出来了，被用竹骨架做的雨伞抽打，草稿被烧掉了，金戒指被没收了。陈景润感到非常的痛苦。万念俱灰之下，陈景润从88号楼的三楼跳下去。所幸的是跳下去被树枝挂了一下，又碰到楼门入口处顶端遮挡风雨的水泥平台，陈景润幸存下来。但是造反派还没有放过他，讽刺挖苦说，不愧是数学家，连跳楼都选好了角度。造反派给陈景润做了一个30厘米宽、20厘米高的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上面写着“白专典型、寄生虫陈景润”，在“陈景润”三个字上还用红色的墨水画了一个大叉。这个牌子陈景润去劳动改造必须带着它，去食堂吃饭也要带上，受到非人的遭遇。从此，陈景润离群索居，封闭自我。他的工资被扣了，小屋的电线被拆了，连桌子也被抬走了。他原本就瘦弱的身体更加摇摇晃晃，神经极度衰弱，常常惊恐不安。但是，陈景润有数学支撑，有信念支撑，有“1+2”手稿要修改。7年过去了，他在一间6平方米的烟熏火燎的小屋中修改论文，楼下是锅炉房。没有电灯，一盏昏暗的油灯伴着他；没有桌子，翻开褥子就是工作台。证明过程的演算，他全是趴在床板上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共有两个麻袋的草稿。
论文稿子从最初的近200页到1973年正式发表时的17页，这个过程是思想创新的过程，方法创新的过程，是充满艰辛的过程。陈景润说：“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我不记得我究竟改了多少遍。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陈景润在证明“1+2”中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新的“加权筛法”。同样在研究数论的著名的王元院士称“这一步关键性的证明全世界研究数论的人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步是美妙的一步，天才的一步，也是艰难至极的一步”。在这之前，数论专家普遍认为要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证明“1+2”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使其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达到极限的程度，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执着追求
1975年，陈景润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任第五、六届人大代表；1977年，破格晋升研究员；1978年，被国际数学家大会邀请作45分钟报告，1982年再次受邀；1979年，访问美国、法国；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与由昆结婚；1981年4月，参加厦门大学60周年校庆；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之后又获首届华罗庚数学奖、何梁何利基金奖；1984年，确诊为患帕金森氏综合征；1996年3月19日，因病去世。
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果》的报道，概括介绍了陈景润科研成果。新华社的记者知道后就来采访，写了一篇内参，介绍了陈景润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也描述了陈景润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说陈景润现在“生活条件差，病情严重，生命垂危”。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个报告，批示要求赶紧救人。当晚11点多，北京市委和中科院领导一起来到陈景润的住处，不由分说，七手八脚就把他抬上车，直接开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经过医生彻夜的检查，认为陈景润的身体并没有达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但是身体疾病很严重，也很多，有必要住院进行检查治疗。1974年，周总理亲自推荐陈景润为全国人大代表，体现了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1975年，邓小平针对有人说陈景润是“白专”典型，愤怒地说，什么“白专”典型，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我们对他应该爱护、赞扬。以后邓小平又出面解决了陈景润的住房问题、夫妻分居两地问题，并给陈景润配备了秘书。
1978年2月，著名作家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事迹震撼全国，陈景润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这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极左流毒还没有肃清。十年了，全国人民深深地处于迷茫、压抑、困惑、愤怒之中，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忧。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景润让全国人民看到了科学的春天，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的事迹得到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响和认可！1977年冬天开始恢复高考。陈景润为科学献身的传奇经历震撼青少年的心灵，人们找到了学习的榜样，汲取了前进的力量！陈景润所在的数学所收到一万多封青少年的信件，表示对陈景润的尊敬，表示要以陈景润为榜样，也不乏对陈景润表示爱慕。于是，开始盛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厦门大学因为陈景润而名声大振，当年数学系计划招收70人，报名者竟达1400人。陈景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路透社报道说，有一名在数论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中国数学家，在这里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报纸上对陈景润的报道，将使西方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
从证明“1+2”之后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陈景润一刻也没有停止向“1+1”的顶峰攀登。从70年代末开始，陈景润的研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已是全国著名的人士，但是他在参加很多重要会议的时候仍然停不下手中的研究。为了不影响别人的休息，他常常深夜到有灯光的地方，或者到卫生间里面去看书、去研究数学。陈景润常说的一句话是：“时间是个常数，花掉一天等于浪费24小时。”1981年回母校参加厦门大学60周年校庆时，林群院士和陈景润同住一室。林群经常失眠，陈景润说：“失眠说明不需要睡觉，应该起来工作。”有一天，陈景润晚上11点就上床休息，林群觉得奇怪。没想到，半夜2点左右，林群被摇醒，陈景润认真地问他：“我现在看书，不影响你吧？”1983年，林群院士曾经问陈景润搞“1+1”有没有希望，陈景润说要拼命，现在步子还太小，还要再走一百步才能达到。
1984年4月，陈景润在路上被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撞倒，脑部受到伤害；1985年挤公共汽车上班，下车时被挤摔倒在地，在治疗中被确诊患帕金森氏综合征。从这时开始，陈景润人生的最后十年基本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陈景润刚住院时，仍然是把所有的书和文稿搬到医院去。医生不高兴，护士也不高兴，因为陈景润不好好配合，如何能治好病呢？于是只好让他妻子由昆出面。由昆一恼火就把所有的书打包准备提走。陈景润非常恼火，他说：“不让我搞数学，活着有什么用！”医生给他扎针，他不让往右手扎，因为他要用右手写字。当他不能清晰地发音，不能握笔时，仍用手势和含混的语言与学生探讨问题。由昆后来说，陈先生只有最后两个月没有工作。在他病重期间，著名数论学家王元院士去医院看望他，当他看到陈景润痛苦的眼睛都无法睁开，手中还握着数学书时，不禁劝道：“您就放弃它嘛。你已经取得的成果，至少在本世纪无人能超过。”陈景润摇摇头，缓缓而坚决地说“我不能停止工作！”大家知道这个情况，不胜感慨：这是科学的辉煌，也是科学的悲壮！
1996年3月19日，63岁的陈景润带着对“1+1”的遗憾走了。由昆说：“如果做出来，再走的话，我想他会轻轻松松地走。陈先生走的时候应该说看得出来特别不情愿，眼睛一直是半睁着，最后还是我给他抹下去的。”陈景润为科学事业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是：捐赠遗体用作医学研究。
时至今日，陈景润的“1+2”的成绩仍然是国际处于最领先的水平。
从陈景润的传奇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
陈景润是不幸的：肺结核阴影的笼罩，下岗失业的辛酸，十年浩劫遭到的迫害，晚年长期缠身的疾病。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他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流过的泪甚至鲜血，给他的生命染上了浓重的悲壮色彩。陈景润又是幸运的：他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他度过人生两个温暖时期：一是在厦门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一是1978—1984年的美好时光；他遇到两个恩人：王亚南和华罗庚；他接受家乡人民两次邀请回福州治疗；他在45岁时终于享受到了迟来的家庭温暖。因为幸运，陈景润的人生谱写了美丽壮阔的乐章。
陈景润是柔弱的：小时候受同学欺负，身体受肺结核侵袭，人生的坎坷使他神经脆弱。但是陈景润又是坚强的：数学家的研究本来就是在挑战人类智力的极限，而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智力极限的总和。痴迷、执着、不计代价、不计名利、忘我投入，将生命和数学糅合在一起。他的成绩是用生命换来的。只有他能这样做，肯这样做！
陈景润是内向的：对数学的如痴如醉，使他很少与人交往；人生的艰辛，使得他孤独沉默，言行难免有不被人理解和不适事宜之处。陈景润又是深情的：他深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当他第一次出国访问的时候，台湾方面前往策反被他严拒；他按时回国的时候，新华社还专门发了通讯稿：陈景润回来了。陈景润在国外照样是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7500美金交给国家。他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他深情地热爱自己的母校和老师。1981年春回厦门大学参加60周年校庆，他坚持要等到比他年纪大的人全部上了主席台后才肯上；在数学系的师生座谈会上，他坚持要等教过他的3位老师都发言后才肯发言。他深情地说：“现在搞研究工作，总觉得以前老师的指导和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厦门大学的老师帮我打下的。”他抽空专程登门看望方德植、李文清、张鸣镛、林坚冰等老师。他把新近发表的论文交给老师，并且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我感谢我师的长期指导和培养——您的学生陈景润。”后来，陈景润又担任厦门大学的兼职教授、厦门大学《数学研究》杂志编委。他专程到鼓浪屿去看望了王亚南校长的夫人。王亚南校长在十年动乱中含冤去世，他向师母要了一张王亚南的照片，留作纪念。在他的恩师华罗庚先生去世的时候，陈景润都已经走不动了，但他坚持让人背他到现场去。大家劝说，你坐在轮椅上就行了。但他坚持站了40分钟，也哭了40分钟。他深情地热爱家人。他小孩陈由伟当年还没出生的时候，陈景润就说，如果是男孩就让他学数学，如果是女孩就让她学医学。陈由伟在小学的时候喜欢吹小号，陈景润说顺其自然。到了高中陈由伟读的是文科，考上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之后又到加拿大留学。传奇的是，他在加拿大学习高数时，突然发现数学是如此的美妙，便决定改学应用数学。大家说，陈由伟学数学，圆了陈景润的一个梦。
陈景润是清贫的：学生时代家庭贫苦；失业的经历，柔弱的身体使他生活出奇节俭。陈景润又是富有的：他以传奇的人生和不朽的业绩，丰富和改写了数论研究的历史；以令全世界数学家折服的辉煌，论证“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不幸——幸运，柔弱——坚强，内向——深情，清贫——富有，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百感交集，荡气回肠。他的传奇生涯，体现了科学家的艰辛与悲壮；他的传奇性格，体现了科学家的执着与毅力；他的科学奇迹，体现了科学家的贡献与价值；他的奇特影响，体现了科学家的精神魅力。
一个大学有没有魅力，有没有感染力，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美好的故事，有没有一代代师生在编织、演绎和传诵自己具有特色、富有感染力的故事。陈景润的传奇人生及其精神魅力，在厦门大学校园乃至全社会一直广为传诵。陈景润用自己的一生在践行着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不愧是厦门大学的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
（作者：杨锡安 林亚南 责任编辑：林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