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风愈演愈烈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成，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剖棺焚一类事例还有很多。
北宋皇陵惨兮兮
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年少只有七岁，因此当时政治不稳。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几天后，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起了一阵谣传，说赵匡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作一团。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计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外别无他路。而就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大宋朝定都开封，赵匡胤的子孙们开始了他们167年的奢侈生活。前后有九个皇帝临朝，除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囚死于漠北以外，其他七个皇帝，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宏殷共七帝八陵都选址于远离都城开封的河南巩县。这似乎一时间难以被人理解，但人们从赵匡胤的所作所为便可窥出一点究竟。
原本，洛阳是赵匡胤首选的国都之所在。他至死对开封的地理位置都存在疑虑。开封地处平原，无山川之险，加上黄河常致水患，而洛阳乃历代王朝之都，山水绝佳，进可攻，退可守，颇具山河之胜。这样的都城让他感到，开封实在不是最佳的选择。
刚坐皇位的第三年，赵匡胤便将自己父亲的棺椁迁葬巩县。朝廷主管天文历法的星相学家卜出了永安陵的具体位置，赵匡胤颇感满意。
但迁都的事，却因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被耽搁下来，在此之时，开封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大大发展，短时间内便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尤其皇宫富丽，建筑速度、规模都大得惊人。赵匡胤渐渐地打消了迁都洛阳的计划。而宋陵的陵址却永远地选在了距洛阳不远的巩县。赵匡胤意在使自己的后代们死后都伴于他父亲的周围。（选巩县为宋陵原因，本书在第三章：一支响箭定皇陵一节中已作交代，在此不作赘述。）
尽管宋陵依规模而论，与秦、汉、唐诸陵有一定的差距，但其随陵设施、布局等，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和规律。七帝八陵，分布在相距不足10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帝陵周围陪葬着21位皇后陵，140多座皇族子孙墓，还有功勋卓著的将领和文臣的7座墓，以及各帝宗室200多座，形成了一个大而密集并各成体系的陵区。
继这座规模庞大的陵寝建筑之后，南宋、明、清等朝代，都继承了这一陵区集中设置的制度和传统。
靠阴谋诡计起家的赵匡胤怕皇权有朝一日同样被臣属以阴谋篡夺，便玩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的阴谋。宋太祖即位后，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以免重蹈晚唐五代灭亡之覆辙。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赵匡胤的这一计，使皇权集中起来归自己独享。这一招狠棋，无疑是赵匡胤的胜利，但也留下了无穷的后患难与共，其中之一是给深宫内的后妃们提供了参与朝政的便利。
当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恒死后，他的刘皇后就垂帘听政，任命宰相丁谓和宦官雷允恭督建真宗陵寝。墓穴好不容易选定后，主管天象的官员判司天监邢中和去看了一番，回来后声称再往山坡上挪上100步，则有一万年不遇的人间罕见的“佳穴”，是真正的“风水宝地”。话传到了宦官雷允恭耳朵，雷允恭马上献媚，奏禀刘皇后和宰相丁谓。
刘皇后和丁谓信以为真，准许按邢中和的说法办理。数万名工匠被征来改挖墓穴。然而，地刚刚挖下去没有几尺深，一股清泉喷涌而出，瞬间大水汇成水池，墓穴遂告泡汤。
在古代风水学上讲，陵墓的地宫向外窜水是不吉利之事，此事很快传到刘皇后的耳朵里。她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将雷允恭和邢中和抓来问罪。雷、邢二人被扣上了包藏祸心、擅自移动皇堂贻误工期的罪名，惨遭斩首。而权倾一时的宰相丁谓也因这场选陵风波被贬崖州，过上了瘴气浸身的流亡生活。也算是自作自受吧。
而陵区内每座皇陵都有一个完整的陵园，陵园分为上宫和下宫。远离京都下葬，送葬耗费颇大。赵匡胤下葬时仅护驾的就有3500多人，宋太宗赵光义下葬时，护驾人员增至9400多人，而到了宋仁宗赵祯时，护驾人员多达4.6万多人，其耗费之大历中罕见。
靖康之耻后，宋陵大规模被盗。靖康二年（即宋钦宗赵桓丙午年，公元1127年），北方草原民族一个叫金的国家，发动军队大举南侵，兵戈所指，攻无不克，昏庸透顶的徽、钦二帝被金兵劫掠北去，宋八陵首次遭到大规模破坏。大金官兵大肆盗掘八陵。而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抗金英雄岳飞大败金兀术于朱仙镇，这位举国敬慕的英雄，专门派人前往察看北宋皇陵，并加以整修，表现了一位爱国忠君的将领的良苦心境。
北宋灭亡之后，巩县八陵都遭到了破坏。据传，有一次刘豫从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认定不是一般民间所有，便盘查出是出自于哲宗的永泰陵，于是组织了“河南淘沙队”，就是皇陵的盗掘队。永泰陵被掘开后，珍宝被洗劫一空，尸骨暴露在外。（关于刘豫盗墓，将在后面章节里有详细的介绍。）从此不仅北宋诸陵被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冢墓也没有幸免的。金灭亡后，元朝控制了北宋陵区，一切地面建筑除石雕外都被“尽犁为墟”。“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
永昌皇陵不永昌
宋代陵制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转折点，宋代开始集中皇陵成陵区，布局受风水影响，永昌陵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较前朝比较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永昌陵现在位于巩义开发区至西村镇的公路旁。这个地方已看不出来皇家气度，陵丘都低矮，神道很短小；也看不出风水宝地，前后都是坡地，位于低洼地带（这个地方现在的名字就叫“陵洼”）。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约600米。永昌陵卜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17.3米。由于常年平整土地，陵区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鹊台至北神门处有八阶台地，每阶逐次降低0.8～2.7米不等。永昌陵上宫的建筑大致包括：
鹊台2个，东西并列，间距42米。两鹊台为夯土筑成，平面大致呈方形。乳台2个，位于鹊台之北115米。西乳台东西并列，也为夯土筑成，顶部隆起，平面略呈长方形。东乳台底部东西长12米，南北宽6米，高3.2米；西乳台底部东西长11米，南北宽6米，高3.6米。宫城位于神道石雕像的北端，南神门距乳台基址约165米。宫城四周的神墙，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现存有四神门两侧的门阙和四隅的角阙基址。神门两阙台的间距一般为15米，门阙与角阙基址的间距在85～90米之间。根据现存门阙和角阙基址的位置看，宫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240米。陵台位于宫城正中，距四神朗台的距离为93～97米。陵台现呈方形覆斗状，台顶平坦，四坡面斜直。现存顶部东西长18米、南北宽14米，底部东西长48米、南北宽45米，高14.4米。
巩义这个地方，按古人的说法是个山高水来阴宅吉地。它位于嵩山北，是为阴；位于黄河以南，亦为阴，符合了“山之北，水之南”的风水要求。正所谓“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福贵不断”，看来巩义实乃赵宋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包括永昌陵在内的八座宋陵都是南高北低，居于最崇高地位的陵台却处在各自陵区的最低处，到这里瞻仰宋陵，丝毫没有皇帝高高在上的感觉，因为皇帝几乎躺在了人们的脚下，这和历代皇帝的埋葬方法完全不同。
那么，宋陵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选择呢？其实如此选择还是和风水有关。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二百多人。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体制，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他后陵都没有陵号。
永昌陵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