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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兴于“才”
曾国藩曾说：“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后人的骄气和惰气。我们家中一定不要累积钱财，不可以购买田产，你们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曾国藩一生为官清廉，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有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曾国藩认为遗产过多容易滋生后代骄奢淫逸的思想，由此他提出了“遗产不可过多”的主张。
多数人的观念都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由于蠢笨、懒惰）也不会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不思进取，整日玩乐无度，最后导致坐吃山空。这种积财以为积福的思想反而害了子孙。
曾国藩出身贫穷，深知财可助人也可害人的道理。他为官一生，以“清廉”著称，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这种想法得益于祖父星冈公。
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讽刺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对祖父的看法十分赞赏。他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让他们自食其力。曾国藩说：“如果子孙因为祖上的财富而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换回了。”明人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钱琦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品行不端正，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败之。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他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瞬间耗空。所以曾国藩认为简朴耕读之家，其子孙能自食其力，努力读书，这样的家族可以延续二十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延续十代、八代。
曾国藩深信：子孙后代穷或富，是命里注定的。天命要他富有，即使没有一点家产他也会有饭吃，天注定要他命里贫穷，即使有良田万顷，他也会无饭可吃，曾国藩认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为之，人所能做的只是自强自立，走正大光明之路。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怒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如果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他的教育思想与曾国藩的思想如出一辙。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知晓天下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败落了，而且官宦子弟大都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的下场，有幸延续两代的真是少见。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勉，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虽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曾国藩曾说：“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后人的骄气和惰气。我们家中一定不要累积钱财，不可以购买田产，你们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曾国藩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写道：有子孙有田国家风半读半耕，但以宾表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闯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兄和子女：愿咱家成为耕读孝佛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1866年7月6日他在《致澄弟》中说到：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时局动荡的时候也可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纪泽母子八月间就能回湘乡，各方面请老弟费心照料。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曾家历代的家气象、格局，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改这个规矩。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都曾经亲眼见过的，我辈者能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图雕花倭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座房地、一田亩，吃饭不过四篷，男女婚嫁，不过两百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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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孝为先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曾国藩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他通过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地为父母分忧，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行至孝，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无不谨守毋违，且为文记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有多少事多大的事，但总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是做子女的本分。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年轻时为人行侠仗义，待人诚恳，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很恭敬地对待从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的、借宿的……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他看见乡亲和亲戚好友，有好事就去祝贺，有丧事就去吊唁，有病就去看望。乡里的人打官司，他常常在中间调解，对那些做事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常常不给他们情面，对其严加斥责。乡里的道路毁坏没修的，孤寡老人生病无亲的，他都给予了一定的帮助。由于星冈公为人正直，慷慨大方，因此在当地有极好的声誉。
星冈公年老时身患重病。行动不便，又说不出话，生活十分不方便。儿子曾麟书孝顺至极，日夜侍奉他，星冈公要东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麟书心思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每晚小便六七次，人又很自尊常不愿仆人帮忙，曾麟书衣不解带侍奉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就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工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觉得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挪动父亲的身体，曾麟书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马上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睡一夜安稳觉，这与人们所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恰好相反。
从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恪守孝道，与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教育向来有言教和身教的差异，星冈公讲话向来条理性强，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很多的话都成了家规，这大概就是言教；“竹亭公对父亲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没有任何怒言”这大概就是身教。星冈公与麟书公与后世的教育方法大不相同，但对于感化家人，成为乡人的榜样，却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国藩长年在外，在家时间很短，但从来不忘孝敬双亲。他在京城做官时，总是时时写信回去告诉父亲自己的现状，让父母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孝心备至的。
由于远离家乡，自己不能对久病在床的祖父尽孝，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央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写信回家向父母问安，也常要求兄弟、子侄写信汇报父母的身体状况。
有一次，曾国藩从弟弟的信中知悉父亲因过多地为家中之事劳累，以致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写信给父亲，在信中他说到：“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恭窃卿赢，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他又写信给弟弟，让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父母，一番孝心溢于言表。
曾国藩要做什么事时，总要与父母商量，有时两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开时，他便很耐心地开导。老人实在不答应，曾国藩便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去做。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曾写过这样一封家书：“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近一千，归家则途费又须数百，甚是昔办；二则二品归籍，必须自己具折，折中难于措辞，私心所愿者，颇想得一学差，三年任满，即归家省亲，上也。若其不能，则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办途费，则后年必归。次也，若二者不能，则只得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后年得一京官，支持门面，余则归家告养，他日再定行止耳。如三者皆不得，则直待六年之后，至甲寅年母亲七十之年，余誓具折告养，虽负债累了，归无储栗，余亦断断不顾矣。然此实不得已之计。奢能于前三得中得其一者，则后年可见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审祖宗能默佑否？”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虽然位居高宫，但时时想念家中父母，渴望回归故里，亲自侍奉双亲，但是官场事务繁多，抽不开身，只好把这种孝敬双亲的炽热情感深深藏在心里。为人子女，总想令父母健康一些，安逸一些，少操心一些，《礼记》中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女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大概是容易做到了。很多人连让父母冬暖夏凉也做不到，不是没有能力做到，而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不就是没有孝心吗？
《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侍奉先祖要念念不忘尽孝，也即是说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便总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如果连这点本分都没有，那就不成其为人子了。
曾国藩身为人子，却不能经常在家侍奉双亲，心里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他总希望自己能多为父母多做一些事情，以此来报答父母。他在京城做官时，得知母亲想买一个丫头，马上写信表示支持，并从自己很少的收入里挤出五十金寄给母亲。祖父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给祖父买了一件黑狸皮褂，用以御寒，又担心家人不会保管皮褂，因此特地写信说：“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若果尔，则回潮天气须勤勤俭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指防潮剂），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棒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置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这样细微的事情，曾国藩也要再三叮嘱，可见他对父母的孝顺并不是装装样子，而是时时将父母放在心间，处处为他们着想。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曾国藩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他通过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地为父母分忧，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心中虽有父母，但他们总觉得时间还长呢，孝顺父母的时间多的是，由此整天忙着自己的事业，渐渐忘记父母在岁月的流逝中，已慢慢老去。另一种人事业有成后把父母接到身边，结果父母来后，自己的家务做得越来越少了，父母比原来在家里更辛苦了。像这两种人难道是讲孝心吗？更有甚者嫌父母穷，不愿为父母花费过多而轻侍父母，或是婆媳关系处理不好，让母亲孤苦伶仃一个人过。以上几种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清人朱柏庐有一副对联说：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
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