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务本。[1] ——《论语》学而1：2
如果本着“绿皮书”的精神进行教育，必将导致接受这种教育的社会走向毁灭。但这并不一定能证明，对价值问题的主观主义观点作为一种理论是错误的。真理也许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接受它，就会面对死亡。没有一个藉着“道”说话的人会因此排斥“道”，正如《伊利亚特》中所说的，“如果你想杀死我们，也请在阳光下。”[2]但是“绿皮书”的问题还未达到这个境界，盖尔斯和提图斯的哲学观中存在理论上的困难。
无论这两个作者对于某些传统价值观的判断有多么主观，撰写“绿皮书”这一行为也已经告诉了读者，肯定有一些其他的价值观在他们眼中毫无主观成分。他们为了将新生代的心智培养成某种状态而写作，这如若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样的心智状态本身是好且公正的，则必然是因为他们认为对这种心智的培养可以使社会达成某种理想状态。要从“绿皮书”中把他们心中的完美典型整理出来并非难事，但我们无需这样做。重要的不是辨别他们的确切目标，而是他们怀有目标这一事实。他们一定心怀某种目标，否则这本（纯粹实用性的）书就写得漫无目的。而且这个目标在他们看来，一定有其真正的价值。刻意避免把这个目标称为“好的”，而用“必要的”“进步的”或“有效的”这样的表述取而代之，只能算是一种诡计。他们终将被迫回答如下质疑：“对什么来说是必要的？”“朝着什么方向进步？”“有效的什么？”不得已之下，他们只能承认，在他们看来，事物的某些状态本身就是好的。这一次，他们将无法继续主张“好的”一词仅仅描述了他们自己对此事的情感。事实上，“绿皮书”的整体目标正是要训练年轻读者接受他们对某些事物的认可。然而，除非他们自己认为这种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效或正确的，否则这就是傻子或恶棍的行径。
人们会发现，盖尔斯和提图斯其实是以完全不加批判的教条主义态度抱持着他们的整个价值观体系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价值观体系碰巧流行于接受过适当教育的职业阶层青年人中。[3]他们对于价值观的怀疑流于表面，他们将这种怀疑论加之于别人的价值观，却没有对自己的价值观持以足够的怀疑态度。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许多人去“揭穿”传统的或（他们所谓的）“多愁善感”的价值观，其实在他们心底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却相信它们不需要被如此评判和审视。他们宣称自己正在将寄生的情感、宗教的制约和传统禁忌剥除，以使“真实的”或“基本的”价值观显现。接下来我会尝试说明，以上想法若被严格执行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让我们沿用之前那个为国牺牲的例子，这当然并非因为美德是唯一的价值或者殉道是唯一的美德，而是因为这个“判决实验”[4]最为清楚地展示了不同的思想体系。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创新者，他认为应该把“甜蜜而且理所应当”[5]以及“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6]作为完全非理性的情感加以剥除，这样我们就可以考量为国牺牲这一价值观的“现实”或“基本”的根源了。他会在哪里找到这根源呢？
首先，他可能会说，真正的价值在于为集体牺牲这一行为的实用性。他可能会说“善，意味着对集体有用。”但是全体成员之死对集体本身肯定并无益处，只有部分成员的死亡才是有利于集体的。那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一些人的死亡，是对另一些人有利的。的确如此。但是，凭什么要求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的利益而献出生命？根据之前的假设，任何关于骄傲、荣誉、羞耻，或是爱的诉求都已经被排除了。要使用这些概念做出解答就相当于要回归感性；而创新者已经把情感剔除了，他的任务是从纯理性的角度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最好去死，以便别人可以活下来。他可能会说“除非我们中的一些人冒着丧命的风险，不然所有的人都必死无疑。”但是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使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也会惹来一种合情合理的反诘：“为什么该由我来承受这风险？”
这时创新者可能会问，那么，自私自利又为什么比利他主义更“理性”或者更“聪明”呢？我欢迎他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盖尔斯和提图斯在“揭露”时实际所采用的方法（即用推论来连接源于感性资料的命题与更深层的命题）称为“理性”，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必然是：拒绝自我牺牲并不比同意自我牺牲更为理性。同样地，同意自我牺牲也不比拒绝自我牺牲更为理性。这两种选择中，根本没有哪一种是理性的，也没有哪一种是非理性的。单单根据描述事实的命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出实践性的结论。从“这将维护社会”这一命题中并不能推论出“应该这样做”的结论，除非经过这样一个命题的中介：“社会应该受到维护”。从“这将使你失去生命”的命题中并不能推出“不要这样做”，只有在一个人想要进行自我保护或认为有责任自保时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创新者企图以陈述语气作为前提得出祈使语气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他永远尝试下去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应当做的是：要么扩展“理性”一词使其包含前人所说的“实践理性”[7]，并且承认“社会应当受到维护”之类的判断（尽管这样的判断不需要盖尔斯和提图斯的那种理性也可以自圆其说）并不仅仅是基于某种情感，而且也来自理性本身，要么就立刻彻底放弃挖掘我们所“揭穿”的、所有感性背后“理性的”价值核心。创新者不会选择采取第一种行为，因为基于理性且广为人知的实践原则其实就是“道”，而“道”正是他打算取而代之的。他更有可能放弃追寻“理性的”核心，而去寻找其他更“基本”、更“现实”的根源。
他可能会感到这种根源就在本能之中。维护社会以及保护物种本身的愿望并不依附于岌岌可危的理性，它们是由本能决定的，因此没有必要和不承认它们的人进行争论。我们都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动力要保护自己的种族。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应当为了子孙后代而工作。而在信守承诺或是尊重个体生命方面，我们并没有出于本能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对于正义与人性（事实上也就是“道”）的顾虑同保护人类物种这一最终目标产生冲突的时候，这种顾虑就会被抛弃。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的情境允许并且需要一种新的性道德。古老的禁忌确实起到过帮助人类保护种族的作用，但是避孕用品已经改变了局面，我们现在可以抛弃诸多相关禁忌了。因为，对性的本能渴望只要同物种保护并不冲突，就应该得到满足。这看上去就好像，一种基于本能的伦理观将会给创新者带来他想要的一切，不多不少。
事实上，我们一步都未曾前进。我不会纠缠于这一点：本能这个词是用来指称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称候鸟通过本能找到方向只能说明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找到的）。这是因为，我认为“本能”在这里是作为一个相当限定的意项来使用的，它指的是，某一特定物种的成员普遍感受到的、不假思索或自发的冲动。这种含义下的“本能”究竟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价值观？我们是否必须遵从本能，无法违背？但假如的确如此，为什么像“绿皮书”这样的书会被撰写出来呢？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种种劝告，想把我们带到自己忍不住会去的地方呢？为什么要赞扬那些向不可避免之事屈服的人呢？或者说，是否只要我们遵从了本能，就一定会快乐和满足？然而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恰恰是如何面对死亡，（根据创新者的理解）死亡将会带走任何可能的满足；如果我们本能地渴望后代得益，那么就此事的性质而言，这种渴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因为只有当我们死亡，它的目标才会达成（如果能够达成的话）。看来，创新者将不得不宣称：不是我们必须遵从本能，也不是我们遵从本能就会获得满足，而是我们应该遵从本能。[8]
但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遵从本能？是否有某个高一级的本能指引着我们遵从本能，以及另一个更高级的本能指引我们去遵从这个高级本能？于是形成了一系列无限倒推的本能？可以想见，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别无他法。从“我有一种冲动要做某事”这个关于心理活动的陈述中，我们无论用什么才智都无法推论出“我应该遵从这种冲动”的实践性原则。就算人类确实有一种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冲动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而保全他人，还是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应该控制这个冲动，或者应该听之任之。即便是创新者也承认，（与保护人类物种相冲突的）诸多冲动必须受到控制。对这一点的认可无疑也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难点。
告诉我们去遵从本能就好像告诉我们去遵从“人”。人总是众口纷纭。本能也是如此，总是相互交战。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保护种族的本能总是应当以忽略其他本能为代价而受到遵从，那么这条优先法则又是从何得来的？听从某种本能为了实现其自身目的所发出的声音，然后做出对它有利的决定，这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行为。如果你仔细聆听，每一种本能都会声称自己应该以牺牲其他本能为代价而获得满足。我们倾听某一种本能的声音而无视其他，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未审先判。假如我们在审视本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它们之间的相对地位，我们也永远不可能通过审视获知这一点。这种认识本身也绝非出自本能：裁判不可由被裁定的一方来充当；而倘若他是其中之一，那么这种判决将毫无价值，至于将保护人类种族置于自我保护之上或是性欲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
就算不诉诸比本能更高一级的其他事物，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依据来赋予某个本能高于其他本能的地位，这一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抓住一些苍白无力的词汇不放手，并称其为：“基础的”“基本的”“原始的”“最深层的”本能，这样做毫无用处。这些词汇要么是隐含了自上而下地对这种本能做的某种价值判断，而这一价值判断并非“源于”其本身，要么就是仅仅表现了本能所引起的感受之强度、运作之频率及其存在之广泛。假如是前面一种情况的话，想要以本能为基础建立价值的尝试就是整个被放弃了；假如是后一种情况，这些关于心理活动数量方面的论述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践性的结论。于是，之前那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又一次出现了：要么这些前提已经隐含了一种祈使语气，要么这种结论就仅仅是一种陈述语气的命题。[9]
最终是否有任何本能是关心后代利益、或者旨在保护人类种族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我并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到这样的本能，即使我，作为奥拉夫·斯塔普雷顿先生[14]的忠实读者，是一个倾向于思考遥远未来的人。我发现，更加不容易的是去相信在公交车里坐在我对面或排队时站在我旁边的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不假思索的冲动，要为人类的种族或子孙后代做些事情。只有通过特定方式受过教育的人，心里面才会有“后代”这个概念。如果对于某一事物，只有内省的人才会产生看法，那我们很难将这种看法归因于本能。我们本性中存在着的，是一种保护自己儿孙的冲动。随着我们展望越来越远的未来，这种本能会越发孱弱，最终丧失于“广阔未来的沙漠”之中。而在这种本能指引下的父母，就算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要为了假想中的后代向正在房间里蹬腿啼哭的婴儿主张权益。我们中间那些接受了“道”的人也许会说他们应该去主张这种权益，然而那些将本能作为价值根源的人并不会接受这种做法。当我们脱离了母爱，开始为将来进行理性规划的时候，我们就由本能转向了抉择与反思的领域；如果说本能是价值的根源，那么比起对未来的规划，同婴儿用儿语进行交谈、母亲溺爱的拥抱、或是父亲宠溺孩子的那些愚蠢的育儿轶事，才应该更加必要而且令人尊敬。如果我们要以本能作为一切行动的根基，那么上述行为才是实体，对后代的关爱则是它的影子——育儿的快乐投射在未知未来所组成的屏幕之上，形成的硕大的、晃动着的影子。我并没有说这种投影是一件坏事，但是我并不相信本能是价值判断的根源。真正荒谬的是宣称在本能中找到了关爱后代的理由，然后利用一切机会无视这种关爱所依靠的唯一本能——将嗷嗷待哺的孩子匆忙拖到托儿所和幼儿园，并声称是为了进步，为了照顾种族未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