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徐树铮，不能不说到所谓的“安福俱乐部”。1917年7月，张勋的复辟闹剧收场后，原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安福俱乐部”最初成员之一的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一文中说，这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办法，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而“安福系之产生，就是由这个临时参议院而来的”②。简单地说，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达到控制国会、操纵选举的目的，才成立了这样一个“议员俱乐部”。而“俱乐部”的当家者，就是徐树铮。这个“俱乐部”一开始设在北京西城的安福胡同，因而有“安福俱乐部”之称。后来，聚集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安福胡同的房子已嫌狭小，便迁到太平湖新址。“安福俱乐部”虽是皖系军阀创设，但目的是要掌控国会，所以其成员必须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省议员都有。有些是被诱而来，有些是投奔而来。随着皖系的势力迅速强大，想挤进“安福俱乐部”的人自然不少。刘冰天在《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一文中说：“安福俱乐部列名的议员，每月受津贴三百元，确系事实，支票上钤有‘任重致远’图章一个。”①三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的北大教授，月薪也就此数，但已是高薪了。所以，仅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招来许多人。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安福系挟官府之权威，加之以金钱的补助，那（哪）有不获全胜之理……所以全国大选揭晓之后，绝大多数议席，皆为安福系所占有。而这些议员既然是由安福系一手包办而来，当然也就不能不俯首帖耳，甘愿服从其驱使了。”②选举结束，国会成立，这个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
①张国淦：《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47页。
②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59页。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控制国家政权两年之久，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两年。“安福系”在政治界呼风唤雨之时，也正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新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界翻江搅海、除旧布新之时。刘冰天在《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中说：“当是时，徐树铮势焰熏天，炙手可热。”徐府自然门庭若市。刘冰天说，“此时奔走北池子徐宅之人士，约为四类”。第一类便是“老学究”。“徐树铮幼受书毒，咬文嚼字；他最得意的一部书，就是《古文辞类纂》，每日有暇，即圈点讽诵，不离手也。因此之故，他对于世所谓文学家，颇能推崇优礼，最著者为柯劭忞、王树枏、马其昶、姚永朴、林纾、王式通等。”①这让我们明白，当新文化运动蓬勃高涨之时，在北京的一些保守、顽旧人士，则聚集到了徐树铮身边。换言之，在那几年，“安福俱乐部”不仅是北京的政治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上保守、顽旧势力的一个据点。如果说，北京大学内部也聚集着一批思想文化上的保守、顽旧人物，那“安福俱乐部”则是大学校园外保守、顽旧势力的中心。
①刘冰天：《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见中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②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61页。
几乎所有徐树铮的同时代人回忆徐时，都说此人极有政治野心。而在政务、军务缠身之时还分身于文化教育，与其说是兴趣使然，毋宁说是受政治野心驱使。刘振生在《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中说：“徐虽系武人，颇喜文学（引按：此处“文学”当指广义之文史哲），具有政治野心……对于新时代的潮流和进步思想毫
①刘冰天：《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见中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不注意，也可说根本不了解。他曾在福建利用王永泉的军队推倒福建督军李厚基，组织什么建国军政置制府。这个置制府的名词，就可见其守旧之一斑。他知道搞政治没有枪杆不成，完全依靠枪杆也不成，所以他在北京创设成达中学，并计划改为大学。这一点在北洋派的军人中是罕见的。”①徐树铮迷恋旧的思想文化，所以林纾等一班保守、顽旧人物便逐臭而来。在政界军界以狂傲著称、连“大总统”都可以不放在眼里的徐树铮，对林纾这类人，却十分礼遇。在组建“安福俱乐部”之前，徐树铮出面购买美国军火，拿了一笔不小的回扣。徐便用这笔钱，创办了“正志中学”②。“正志中学”之创设，无疑是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与新文化人士争夺下一代的一种措施。据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自任校长，并且亲自遴选教员，亲自制订教学计划。这也可看出徐某在文化上颇为自信、自傲。不用说，那些保守、顽旧人物，在这里有了“用文之地”。姚永概任教务长，兼授《孟子》《左传》和《尺牍选钞》；林纾教授《史记》；姚永朴教授《论语》《文选》等；马其昶教授《春秋左氏传》等③。王彦民《徐树铮传》说：“徐树铮非常尊重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几位老先生。他往往亲自搀扶几位老先生进入教室登上讲坛。每逢星期三晚上，还约请几位老先生，及吴闿生（辟疆）臧荫松（磵秋）等，一起吃馆子……林纾最为健谈，往往是他一个人说话。”①五四运动爆发后，徐树铮严禁“正志中学”的学生参加运动。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在街头热血沸腾时，“正志中学”的学生列队走过而目不斜视，以致被市人称为“冷血团”。徐树铮觉得，仅仅禁止学生参加运动还不够，只要学生在北京，耳濡目染，思想心灵总要受到影响。于是，徐不惜耗资在北戴河租借房屋，把学生带到那里“度假”，以便彻底避开运动。
①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98页。
②直皖战争后，改名“成达中学”。
③王彦民：《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版，第24页。
在众保守、顽旧人物中，徐树铮对林纾尤其崇拜。徐树铮对林纾执弟子礼，世界书局1949年出版的《林纾弟子表》中，赫然有着徐树铮的名字。徐每见林，“必称以师”，致林书则“皆称琴师，而自署弟子”。②
由“荆生”想到徐树铮是很自然的
《荆生》发表于1919年3月17日至18日；《妖梦》发表于3月19日至23日。当《妖梦》还在上海连载时，林纾又于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著名的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而这个《公言报》，正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发表于《公言报》的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当然不仅只表达了林纾个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痛恨，也可以认为是代表了整个“安福系”发言，更可以认为是为“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代言。这期间，针对新文化运动，《公言报》不仅发表了林纾的这封公开信。在刊出这封公开信的同时，还刊出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文，与林纾同一腔调，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词厉色地攻击。为林纾的公开信配发这样的文章，既是在为林纾壮声势，更是在向世人表明：林纾的公开信，并非只是表达他个人的观点，更是代表整个“安福系”的立场。这一时期，《公言报》还发表了其他保守、顽旧人物的文章。
①王彦民：《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版，第26页。
②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49页。
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这期间，“安福系”已经对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开始采取现实行动了。1920年11月，蔡元培经上海赴欧洲，陈独秀及旅沪北大同学会设宴为蔡先生送行，陈独秀于致词中说：“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①1940年3月，傅斯年在重庆写了《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其中说：“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①
①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51页。
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当然必欲扑灭之而后快。周天度的《蔡元培传》，依据北京大学档案，叙述了1919年三四月间，北洋政府怎样对蔡元培施加压力。这可以理解为是“安福系”在假政府之手而对北大施压。这期间，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对陈、胡等人加以管束。3月26日，傅增湘又秉承徐世昌旨意，致信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的新文化运动，多有微词，表示“不能不引为隐忧耳”①。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蔡元培也不得不有所妥协、退让。3月26日，也就是傅增湘致信蔡元培的这一天晚上，蔡元培等人在汤尔和家中开会，商量对策。会上，蔡元培无奈地做出了免去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的决定。
①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仅仅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当然并不能就让“安福系”敛手息舌。但幸亏一个多月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便爆发了。这场运动使政治局面也有了巨变。“安福系”也难以对新文化运动有更大的作为了。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要是‘五四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就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了。”②这个判断，并非信口开河。
说了这么多，是想表明：林纾小说《荆生》中的“荆生”，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徐树铮。最大的理由，就是徐树铮已经在现实中扮演“荆生”的角色了。小说《荆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写实。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我们今天也应该补充一句：“荆生”真像当时的“安福系”头领徐树铮。
2010年2月21日
①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58页。
②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第99—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