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7日，郭沫若在广州与一些人座谈诗歌中的一些问题。在谈及怎样才能“真正读懂一首诗”时，郭沫若从口袋中掏出一本毛泽东诗词，反复朗诵了这首《忆秦娥·娄山关》后，逐一问在座者：“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有人说是写一天的事，有人说写的不只是一天的事。郭沫若说，他仔细研究了遵义的新旧县志，终于弄懂：“这首词写了三个月的事。”①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1962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写于战争年代的“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人民文学》还约请郭沫若写了长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与毛泽东诗词同时发表（1962年5月12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郭沫若的文章对这六首词一句一句地进行了解说。但在解说这新发表的六首词前，有一番长长的开场白。在开场白中，郭沫若强调：“主席的诗词……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接着又举《忆秦娥·娄山关》为例：“我曾经把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的同志们，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一定是一天的事。可见我们大家都有点陶渊明的作风，‘好读书不求甚解’，对于毛主席诗词，并不一定首首都读懂了。”接下来，郭沫若详细说明了他怎样查《遵义府志》，怎样设身处地地揣摸研究当时的情形，终于明白：“《忆秦娥·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读这番话，不难感受到郭沫若的自得之情。几次拿《忆秦娥·娄山关》说事，既说明他在理解此词上的确颇下过一番工夫，也说明他对终于“弄懂”此词颇为得意。郭沫若并且说：“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同志们”当然只能同意他的见解了，谁让他是郭沫若呢！
①见《郭沫若谈读毛主席诗词》，载《中国青年报》1962年3月24日。
在将文章交刊物发表的同时，郭沫若又送了一份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文章后，亲笔将关于《忆秦娥·娄山关》的解说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吻写下了一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诗。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在这里，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口吻，替郭沫若纠错。特意提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加以强调，一方面说明这两句确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另一方面也说明郭沫若对这两句的解释，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但毛泽东的改写稿，未能及时返回郭沫若。《人民文学》仍按原样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直到1991年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郭沫若文章的手稿，此事才广为人知。郭沫若生前是否知悉此事，不得而知。好在即便他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
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几次三番地更正自己的看法，结果还是“错了”，这种情形在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生涯中，不只一次地出现。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上阕是：“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郭沫若这样解说“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看似乎两方面都可以包含。请看，词的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这是把云也拟人化了，俨然在同仇敌忾，怒发冲冠。白云都在努力，木株也应该同样在努力。这当然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枯木朽株”四字和“齐努力”联在一起，一定令郭沫若很头痛。他先是说“两方面来解释”都可以，话说得有些含糊。但最后还是说“枯木朽株”指“正面”的力量。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写了《“枯木朽株”解》，说自己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把“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完全讲错了”。郭沫若指出，“枯木朽株”四字“出自司马相如《谏猎疏》”，而“枯木朽株齐努力”，“是说腐恶的敌人都在拼命。于是便把‘枪林逼’三个字紧逼了出来。”这是说，不但“枯木朽株”指敌人，“枪林逼”也指敌人那边了。郭沫若并且说：“我得到这进一步的了解，我自己很高兴，但同时也很遗憾，遗憾的是我把主席的词解错了，使不少读者受到迷惑。我在这里深切地表示歉意。”①十天后，郭沫若又写了《“温故而知新”》，说在《“枯木朽株”解》中，以为这四字出自司马相如的《谏猎疏》，是弄错了，应该出自邹阳的《自狱中上梁孝王自明书》。
①郭沫若：《“枯木朽株”解》，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8日。
但邹阳笔下的“枯木朽株”实际指可以“为万乘器”的坚实良木，邹阳要以此自比，便在修辞上自谦一番，加上了“枯朽”二字。在邹阳笔下，“枯木朽株”实际指好东西；在司马相如笔下，“枯木朽株”则指坏东西。那么，在毛泽东笔下，到底指什么呢？郭沫若说：“我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讲了为友，在《‘枯木朽株’解》中作了更正，又讲了为敌。读者有人写信来提出意见，以为仍应该讲为友。如果根据邹阳的用法，可能主张为友说的朋友会更加自信了。”怎么办？郭沫若说应该抛开司马相如和邹阳的用法，而根据当时的“战役形势”来理解：“了解了这样的形势来读主席的词，那就只好把‘枯木朽株’解为腐恶的敌人。邹阳为了自己谦虚，可以把好木料形容为枯朽；但毛主席决不会谦人民之虚，而把人民群众形容为枯朽。”并且说：“‘温故’自然是温司马相如文词之故，‘知新’则是知毛主席思想之新。”①那么，在毛泽东的本意里，“枯木朽株”到底指什么呢？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时做了说明：“‘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而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以帮我们忙。‘枪林逼’也是指自己这边。‘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是倒装笔法，就是：‘飞将军自重宵入，枪林逼。’”②
①郭沫若：《“温故而知新”》，载《人民日报》1962年7月12日。
②见季国平《毛泽东诗词鉴赏》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