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要求东南局打破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能够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执行的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坚决斗争。“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时，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指示到达后，项英仍未执行，以至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九千余名新四军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也被杀害在事变中。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在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发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毛泽东从10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内容是：
1．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3．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4．在和反动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5．敌战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发展统一战线，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6．对于国内各阶级互相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7．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对能够抗日的都加以联合，对坚决反共的加以孤立。
8．对于汉奸亲日派也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对于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于动摇的方面，加以拉拢和争取。
9．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加以区别，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两面派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加以区别。
10．对于帝国主义也要根据其是否侵略中国而加以区别，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对于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十一、整风名篇成经典
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成政治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便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20世纪4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全党范围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指导性文献，为延安整风指明了方向。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以反对主观主义学风为目的，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重要问题。他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研究抗战的具体实践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还存在着不注重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缺点。针对这个问题，他把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态度进行对比研究，提倡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文章结尾，毛泽东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指出：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整顿党的作风》是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毛泽东针对我们党在文风、党风、学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紧接着，他说明了这些歪风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与危害。为了肃清这些歪风，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
最后，毛泽东提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必须注意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这不仅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指导性文献，也是毛泽东撰写的经典篇章之一。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党八股的严重危害，概括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为根治党八股开出了一套“药方”。通篇思想深邃，结构严谨，充满幽默诙谐的风格，语言应用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请参见本书赏析部分的有关内容。
十二、延安讲话指方向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工作指导方针的重要文献。
文章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毛泽东强调指出：要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及工作和学习等问题。
在结论部分，毛泽东针对座谈会讨论情况，围绕着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指出：
文艺应该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泽东强调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他重点论述了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往往比较难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对于广大工农兵来说，普及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与提高不能截然分开。“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都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号召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讲话》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十三、领导艺术辩证法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方面的重要着作。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阐明其具体内容时，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是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深入实施，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他还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是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在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还提出了分工又统一的一元化的工作方法和抓中心工作的方法。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这篇着作，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作用。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这是毛泽东政治类文献中最为重要的经典篇章之一。它对党内的两条路线问题和历史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态度是，对历史问题要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取宽大的方针，以避免重犯错误，又能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第二，对任何问题应取分析的态度，不能否定一切。第三，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正确，但是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第四，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是选举手续不完备。第五，党内宗派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目前党内仍然严重存在山头主义倾向。
在时局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了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弱。
他要求全党：“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意思是说，要解除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善于思考问题，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样才会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标。
十四、“七大”名篇耀日月
《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是毛泽东的三篇光耀日月的名篇佳作。它们因发表于中共七大而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不朽之作，中共七大因有这三篇不朽名篇而具有更加辉煌的历史地位。
《两个中国之命运》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致的开幕词。其核心问题是，指出了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两种命运，分析了光明的中国之命运战胜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现实条件，这就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全国人民的援助。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争取光明的前途。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一系列着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典政治文献之一。他先后阐述了5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部分，他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要求。
在谈到“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时，毛泽东认为：希特勒被消灭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要胜利，中国人民经受了抗日战争的锻炼，极大地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在阐述“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一条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战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肯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战的主力军，深刻地指出：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人民军队和全体人民参加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就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和国民党两个战场问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区别问题，中国是走向内战还是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两个前途问题，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和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的种种无耻言论，毛泽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节，是《论联合政府》的重点内容。毛泽东指出：要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需要一个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个部分。关于一般纲领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