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五大工程系开创之时，黄景文出任海军工程系主任，在此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12年。他品格高洁，德才兼备，能力超群，是闻名全院的模范系主任，在哈军工师生员工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的最大贡献就是以极高的热忱领导和推进海军工程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成绩斐然。1958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柳克俊小组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军用计算机样机。在三年困难时期，科研项目纷纷下马，黄景文和系政委邓易飞通力合作，力排众议，坚定地保住了计算机项目（901鱼雷射击指挥仪）。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实验室，从工作到生活，事无巨细，他给予科技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1964年，“901”机到旅顺海军基地参加海试，黄景文陪同刘居英院长和研制组人员一起下海上船，直到试验成功。
“文革”前夕，黄景文奉调海军葫芦岛试验基地，任二部部长，主抓科研工作。
“文革”一来，基地的主要领导变了脸，先给黄景文“小鞋”穿，接着想把黄景文打成“特嫌”，紧锣密鼓地派人外调。黄景文的处境变得险恶起来，他心情压抑，常面对大海默默地看着潮起潮落。
大女儿黄晓夏从哈军工毕业后来看望老父亲，忍不住伤心落泪。黄景文小声给女儿交代后事：“他们要把我打成特务，已经整我很长时间了，一旦我被整死，你一定要把妈妈和弟妹们从哈尔滨送到广州，找我当年那些老战友们。”
大女儿提心吊胆地走了。黄景文的身体也日渐衰弱，他血压高，心脏不好，仍坚持抓科研。海上鱼雷发射试验很危险，“文革”中的产品质量又一塌糊涂，鱼雷发射后常常发生跳弹的事故，在快艇前方几十米处爆炸。黄景文不顾自己的安危，和年轻人一起上艇做试验。
后来，黄景文出任基地的核潜艇水下试验总体组副组长。当时他血压高达200多，还带着试验人员下潜艇，在水下进行各种预定的试验课题，他真是拼了老命。
林彪集团被肃清后，他的处境稍有改善。有一次大女儿又来看他，问道：“爸，你到基地工作后不后悔？”
黄景文奇怪地望着女儿，不解地说：“我是学海军专业的，除了战争年代外，在哈军工一直干海军，现在又是为我们海军建设服务，有什么后悔的？”
“可你的官儿太小了，才是个部长！”女儿为爸爸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
“我能把部长的工作干好就不容易了！”黄景文心平气和地说，“有的人一心要往上爬，当大官，结果上了林彪的贼船，哭都来不及了。我记得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有一句话，‘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升官发财请去别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我要学习陈赓老院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人帮”倒台后，黄景文出任基地副司令员。1983年秋，久卧病榻的黄景文因不能去哈尔滨参加校庆30周年活动而黯然神伤。
他的高血压症一直很重，却像小伙子一样不避风险，多次出海搞试验，他完全是积劳成疾而病倒的。病危之际，他还思念着哈军工，思念着海军工程系的老战友们。
1983年10月13日晚上9点40分，黄景文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海军试验基地的讣告中有一段话：“黄景文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黄景文同志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是基地建设的一大损失。”
根据黄景文的生前遗嘱，丧事从俭，不开追悼会。5天后，海军试验基地的干部、战士们、他的哈军工学生和老战友们在锦西向他告别，他的一部分骨灰由老伴李夏湘和孩子们撒向葫芦岛外的渤海之中，大海之子黄景文的英魂与滚滚的波涛同在。
刘有光
刘有光，1914年生于河北省景县窑上村；1933年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北平互济会，任东城区委委员、书记；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春，刘有光被叛徒出卖，危急之时他把党的文件塞到嘴里，敌人死死掐住他的两腮，他满嘴是血，最后还是把文件咽了下去，保守住党的机密。敌人怒极，毒打之后把他投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刘有光坚贞不屈的表现，受到狱中党组织的肯定，遂批准他由团转党。
日寇侵华日甚一日，如果北平沦陷，草岚子监狱的中共党员就要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下。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请示延安党中央，要尽快以特殊的方式营救这批同志出狱，获得中央批准。薄一波、杨献珍等难友分批出狱，刘有光也在其中。
1937年4月，北方局增派刘有光等11个同志到山西，参加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先后出任太原民训团干事、政治指导员。全面抗战后，刘有光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指导员，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主任，总队政治委员，第一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太岳军区成立后，他成为陈赓麾下战将，出任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岳纵队第十一旅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役。
解放战争三年里，刘有光先后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猛将李成芳和周希汉搭档，任11旅政治委员和13军政治委员，还曾作为陈赓的助手出任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洛阳市委书记、南昌市工委书记。他驰骋千里疆场，参加了上党、同蒲、淮海、渡江、南昌、两广等所有战役，身经百战，战功卓着。
新中国成立后，刘有光任解放军第四兵团兼云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随志愿军第三兵团出国作战，任兵团政治部主任，是陈赓司令员的主要助手之一。
陈赓十分器重德才兼备的刘有光，所以朝鲜停战后，刘有光的新岗位必定是在哈军工，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他空了一年。陈赓知人善任，宁缺毋滥。
1954年春，刘有光一身戎装微笑着走进哈军工。他中等身材，眉目清秀，肤色白净，戴着眼镜，满身透出书卷之气。要不是陈赓向大家介绍刘有光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人们或许以为他是个斯文的大学教授。刚进不惑之年的刘有光为人谦和有礼，自我修养极好。
陈赓给刘有光的任务就是一条：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9月，政治部组织了两个工作组，到四个教授会进行典型调查，发现其中一个教授会的党团员不尊重非党教授会主任，看到工作中的缺点不是善意地帮助，而是乱扣帽子瞎批判，非党教授会主任也不了解自己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职责。
刘有光决定在这个教授会里蹲点，与大家一起研究如何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先进和后进两种典型进行对比教育，然后召开全院的教授会党、团支部书记会议和全院教授会主任政治工作会议。
刘有光说：“教授会主任是教授会全体人员的直接首长，党团员必须向教授会主任汇报思想和工作，执行教授会主任的指示和命令。”
在朝鲜战场上与战友的合照，前排中为刘有光、左为秦基伟，二排左一为张子明。
这是哈军工政治部公布的一个有独创性的重要政策，它不仅保证了教授会主任在教学业务工作上有职有权，而且授予教授会主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职责。在这两个会议之后，哈军工利用党团活动日在全院学员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尊师重教”教育。
刘有光又烧起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政治部召开全院团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总结建院一年来的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实际，对老干部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再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动员老干部主动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要求部、处以上的干部都要和老教师“交朋友”。
刘有光对张衍说：“老张啊，政治部的面上工作都靠你来抓了，我得多往斜纹二道街跑跑。”
张衍笑道：“你是主任呀，不在大帐里坐着，我有事儿到哪儿去找你请示呢？”
刘有光认真地说：“我刚报到陈院长就交代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我刚来学院不久，情况不熟悉，你就帮我尽快进入情况吧。”
1954年下半年，刘有光带着王序卿等人经常泡在斜纹二道街老教师的宿舍里，与老教师们促膝谈心，常常半夜带着一身寒气回到家里。
陈赓有一个全院人所共知的形象比喻：“学员是吃菜的，教员是炒菜的，而干部是端盘子的。”所谓“端盘子”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它讲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陈赓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刘有光以陈赓为榜样，每天钻进知识分子当中，自称是“炒菜的大师傅”。1955年9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6年1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召开此次中央会议之前，中央紧急向哈军工要关于如何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材料，刘居英和刘有光马上组织有关干部总结一份经验材料。定稿那天在刘有光家里连夜讨论，刘有光对王序卿说：“我们军工对知识分子就是三句话：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翌日，刘有光风风火火赶到北京，代表哈军工参加中央会议，哈军工的经验材料首次送进了中南海，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普遍好评，在全国产生良好影响。
中央的知识分子会议如一声春雷，滚过神州大地，在全国迅速掀起一个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
刘有光回到哈尔滨，耳畔还依稀响着怀仁堂里雷鸣般的掌声。院党委根据陈赓“尽快学习和落实总理的讲话”的指示，第二天就认真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刘有光向大家全面传达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他感慨地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从来没有像总理这次说得这么透彻，党委要把中央精神迅速传达到各部、系干部中，变成我院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全院政通人和，欣欣向荣。3月底，学院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专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做专题报告。
刘有光首先总结了建院以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军队干部缺乏与高级知识分子共同工作的经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虽经陈赓同志再三指示与亲自工作，但有些干部起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仍有一种片面认识，如将复杂经历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看待，忽视他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变化与进步，对他们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往往对他们黑暗面看得多，光明面看得少，看缺点是具体的，看优点是抽象的。这表现在对教授欠尊重，欠信任，错误地认为这些‘旧人员’是反动、落后的、待遇过高的，并以‘主人’、‘家长’的身份自居，视教授为招聘来的教书先生，对他们存在利用观点。在教员方面，则看不惯军队的生活作风，怀疑能否发扬其业务能力，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如有的教员来时不带家属，想看看再说，存在‘做客’的思想。因此军队干部与无军籍的教师中自然形成了一种界限。”
刘有光是坦诚的，他如实地讲出几年来哈军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左”的偏差，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知识分子，与会的教授、讲师们都频频点头，心中受到深深的触动。
刘有光又谈到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在实行军官薪金制之后，知识分子的工资显得偏低。现在我院教授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一个正团级军官的收入；副教授每月平均收入比不上准团级军官的收入……为此，全院决定进行统一调整，并建议军委考虑对参加国防军事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可否适当提高，以资鼓励其积极参加国防建设事业。
在周恩来大声疾呼“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之后两个月，在千里冰封的北国，哈军工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起而响应，认真具体、实实在在地落实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甚至敢于把提高工资待遇这个敏感问题都公开摆出来，哈军工领导集体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魄力可见一斑。
1957年5月，“全党整风”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刘有光在刘居英率团出访苏联期间主持全院工作。16日下午，哈军工召开第一次老教师座谈会，请老教师对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刘有光代表院党委表了态，他说：“在全院开始整风前，多方征求意见很重要，不但是老教师，今后在各种类型的人员中都要召开座谈会，以揭露矛盾，帮助学院搞好整风。整风是和风细雨的，通过整风，给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造成一个‘鸣’的环境。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批评的态度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对付官僚主义，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领导上绝不会打击报复；万一真有此事，那是品质问题，可以上告。”
哈军工第一次整风鸣放会在刘有光副政委温暖如春的讲话中结束。然而，到了6月8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在全国刚开展一个多月的“鸣放”和在哈军工才开始半个多月的“鸣放”顿时熄火夭折。
在北京参加总政关于全军反右斗争的会议以后，刘有光匆匆返回学院，没顾上回家，马上召开院党委常委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