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情浓郁的书香家庭
清末民初，太湖之南的浙江湖州府商贾云集，是江南的富庶之地。湖州正丰丝绸店的会计张醉经是个勤奋的青年，他四岁丧父，七岁丧母，在贫寒中长大，所以格外能吃苦耐劳；30岁时到上海泰京祥丝栈做总账，生活逐渐安定。他辛苦打拼多年，40岁后有了些积蓄，除在家乡吴兴县置买些田产旧宅外，主要是供儿子们读书。所谓“诗书传家”，是那个时代士绅阶层最为重视的治家格言。张醉经的长子张霆潮是个聪慧有为的青年，1918年去香港求学，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系，在西学东渐的年代，其思想无疑会受到西方先进思潮和文化的影响；4年后回到上海，先在美孚洋行任职一段日子，但他更愿意当个解惑释疑、桃李满园的教员，希望过一种远离江湖庙堂、专心教书授业的清静日子。他的妻子李绣文是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恪守相夫教子的古训，自然也支持丈夫的职业选择。张霆潮离开洋行后先后在麦伦书院和工部局的格致公学（解放后更名育才中学）执教多年，担任过数学、物理和英文教员，解放后在上海昌平中学任教，直到1961年退休。
1923年7月3日，张家的长孙出生在上海，取名良起。生在书香之家，张良起从小学到中学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对五个孩子管教甚严，生活上不许随随便便，上初中之前，晚上不许出门，不许进娱乐场所，只要孩子们在家里静心读书，父亲就高兴。父母从来不给孩子额外加码，只要求孩子们完成学校留的功课即可。孩子们放下书本，父亲就和他们聊天儿，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父亲渊博的知识、自由民主的理念都深深吸引着孩子们。张家是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父亲爱好京剧，孩子们也跟着学，一家人居然能唱一出《四郎探母》。张良起唱杨延辉，大妹良彩唱萧太后，大弟良志拉胡琴，父亲打鼓，一家人其乐融融。
张良起性格中的温和、厚道、善良与诚实，都来源于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纯正持久的家风家教。张家的孩子勤奋读书，学业精进，后来三人考进上海交通大学，两人考进浙江大学，张家成为令人羡慕的“状元之家”。
早在幼年，张良起就练习写大字，他的悟性很强，提笔、悬腕、运气、落笔都靠临帖自学而融会贯通。爷爷看到了，夸奖长孙有书法天赋。因为父母会画画，张良起也爱上绘画。有一次爷爷送他十张画，让长孙照着临摹，张良起把这些画珍藏了一生，在爷爷和父母的支持下，他的书画功底渐臻佳境。中学时代，张良起的功课非常好，在同龄人中，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都是超群的。功课轻松使他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都用于学习绘画和书法。他有一个玫瑰色的梦，将来要报考大学的艺术系，去当一个书画传世的艺术家。
1938年，张良起考取南洋模范中学，那是一所除了国文外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授课的沪上名校。张良起学问精进，尤以英文为最。学校离家远，父亲给他每日车费和午餐费，可是他常常不坐车，甚至饿一餐两餐，省下钱去买画册。
1941年，张良起高中毕业，他请父亲在毕业纪念册上写点什么。此时正是全国奋起抵御日寇的抗战时期，父亲挥毫写了一首七律：“呱呱坠地几何年，父子而今已并肩。
儿女长成亲渐老，天伦和乐德无愆。拘虚疏懒宜为戒，朴素安详足自全。世路崎岖多魍魉，会当携手共归田。”
父亲的诗，张良起也珍藏了一生。是年夏，张良起顺利考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二、西行东归求学路
抗战正殷，日伪统治的大上海民不聊生，一直安定平静的张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张良起的祖父一生心血所买下的田产被吴兴县一个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恶霸巧取豪夺骗走了。两年后，祖父病逝。
父亲任教的格致公学被日本人接管，深明民族大义的父亲不甘心在鬼子的淫威下低头，愤而辞职，到朋友的商店帮忙，以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撕下面纱，开始占领称为“孤岛”的上海各西方国家的租借地。半年后，在法租界暂时栖身的上海交大被日伪政权接管。痛恨日寇的张良起毫不犹豫地走出校门，辍学回家，他的果断决定得到父母的支持。这半年，张良起在家里自修大学功课，年底，他去上海私立佩文音乐绘画训练班学习国画。一个月后，日军在上海强行推行“自警团”制度，规定每家每户凡年满18岁的男青年都得出来站岗，帮助日军“维持治安”。一时上海人心惶惶，大家在传递一个可怕的消息：“自警团”是日军拉壮丁的前奏曲。
在险恶的局势下，张良起早已在心里酝酿多时的计划是到重庆去。他与父亲商量，重庆已经成立了交大分校，他想到那里复课读书。
父亲想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对儿子说：“好吧，你已经20岁了，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去奋斗，到内地去吧。但是，路途遥远，战火遍地，要找个同伴同行，我和你妈妈才放心。”
张良起马上去找交大的同学章宏甲，因为他们俩曾私下商量过一起去重庆。到了章家，张良起大失所望，章宏甲已经上路了。晚了一步的张良起皱起眉头，心中焦灼不安。父亲安慰他，再想办法。等了几天，父亲的一个学生陈宏达来访，说自己要去内地。父亲高兴极了，正好，你和我的儿子良起搭伴一起走吧。
1943年初，张良起与陈宏达夫妇悄然离开上海，奔汉口而去。战乱时期的旅途凶险四伏，到了汉口，他们住在商务印书馆，陈宏达夫妇说一路太苦太累了，要休息休息。张良起很无奈，只得留下了。陈氏夫妇常常吵架，弄得张良起厌烦难言。他是闲不住的人，每天主动帮助印书馆的工人做事，整理成堆的书籍，大家都喜欢这个老实勤快的上海小伙子。三个月后，印书馆的一个职员要去重庆，张良起便与之结伴同行，总算结束了滞留汉口的日子。
漫漫西行路，从四月起跋山涉水，竟耗时两个月，张良起到达陪都重庆已经是六月炎夏了。暑假后，他进入位于市郊九龙坡的交大，继续自己的大学学业。
1944年底，国军在前线一败涂地，贵州独山失守，重庆岌岌可危。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参军，交大学生积极响应，四年级的学生全部被征调当美军翻译。和当时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一样，张良起对官场的腐败深恶痛绝，但在抗日这个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含糊地报名参军，下定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的决心。但是，张良起的体检没有通过，医生让他住院做个小手术；等他出院后，错过了参军的时机。
1945年8月14日晚，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山城，张良起和同学们兴高采烈，进城去看军民同庆胜利的狂欢场面，他从心里盼望国家从此走向复兴之路。
抗战胜利后，交大师生复员回上海。11月，张良起是第一批回到上海的四年级学生，当轮船迎着寒风驶入三峡，他不禁心潮起伏，两年半之前，他千辛万苦到重庆求学，现在要随着滚滚长江东归，回到家乡大上海，就要和日夜思念的父母亲和弟妹们欢聚一堂了，他难以找到更合适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欢愉之情。
在上海交大老校园，张良起开始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他迷上无线电，于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攻读这门新兴学科。翌年7月，他从交大毕业，交大分派他去上海电讯局。那是一份令人感到枯燥的工作，两个星期后，他辞职了，又考进上海电话公司工程师训练班学习。然而，张良起了解电话公司的工作性质后兴趣索然，他更讨厌美国人对中国职员的粗暴无礼。他的内心向往着大学里的教育工作。一年后，他要离开电话公司，父亲劝他不要放弃这份高薪水的工作，但他去意已定，父亲也就不管了。
张良起要回母校任教，但交大一时没有助教的空缺，他宁肯暂时去当中学教员，也要等待。1947年年底，他获悉交大电机系需要助教，立即去找系主任。老主任了解自己的得意门生，含笑应允。
三、年轻的哈军工老教师
1948年1月，张良起成为交大电机系助教，先后担任电机实验课和电讯实验课。
一年后，中国的内战已经分出胜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上海物价飞涨，人心动荡。
此时，国民党军队进驻交大校园，张良起和同仁们把实验室仪器和设备秘密转移到校外藏起来，等待解放大军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良起的思想进步很快，他的业务能力又强，是交大年轻教员里的佼佼者。1950年，为了反击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和袭扰，我军组建了雷达部队，上海市委要求交大抽调部分师生参加这支具有军事科技特色的新部队。交大学生入伍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日本投降后废弃的雷达和电台，还有美军的雷达。大家没有学过雷达理论，一时束手无策，只得向交大求援。
没过多久，交大派来了张良起。他一到部队，立即风风火火地忙开了，先是四处寻觅这些老旧雷达的说明书和线路图，之后就一边给大家上课，讲雷达原理；一边手把手地教大家操作。有的雷达已经破损，张良起就挽起袖子，当起雷达的“医生”。他工作认真，待人和蔼，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三个月后，他的学生们都可以上岗值班了，他又帮助部队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这才离开部队，返回交大。这支雷达部队在防范敌机袭扰、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良起则是一名没有穿军装的无名英雄。
1951年7月，张良起再次与军队结缘，他被借调到南京海军联合学校二分校任电子学教员，在南京下关为防空部队培养雷达兵。那时候，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的教授们常到张良起的军校里做试验，于是，张良起和马明德、周祖同等教授们很熟稔，一有时间就到长江边上看他们做遥控船的试验。
1952年，因教学成绩突出，张良起荣立个人三等功。带着平生第一次立功的喜悦，张良起完成借调一年的教学任务，秋末回到上海交大。一个月后，他晋升为讲师。
有一天，一位英武的军人态度谦和地找他谈话，那人就是黄景文。原来，马明德和周祖同没忘记张良起，他们一致推荐张良起到哈军工来。本来就熟悉军校的张良起和黄景文很投缘，29岁的单身汉似乎对奔向数千里外的大调动没有多少顾虑，他辞别双亲和弟妹后于12月8日和刘景伊、陈涵奎三人上了火车，在火车上遇到曾石虞、龚家鹿。车到天津时，任新民早已站在月台上了。两天后，任新民又送来一位新伙伴朱起鹤，他小张良起一岁，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1953年7月1日，陈赓院长召开教师座谈会，为大家讲党课，先让大家谈谈对党的认识。孙本旺和胡振渭两教授发言之后，平日寡言的张良起也跟着讲了一段话，除了表达对党的拥护，年轻的讲师还提了一条批评意见，他认为现在报纸有浮夸性的新闻报道。
陈赓静静地听完张良起的发言，两眼闪闪发亮。第二天，王序卿处长来找张良起，说陈院长要找他谈话。张良起一脸惊诧，去年底刚来学院时，陈院长在马迭尔旅馆请教师吃饭，那次大家被陈院长逗得嘻嘻哈哈的，他还没有机会正式与陈院长说过话呢。
现在，张良起面对面坐在陈赓的办公室，多少有点局促。陈赓微笑着问长问短，最后说：“你昨天的发言很好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怎么样，现在还有什么想法吗？”
张良起摇头说：“没有啦，我相信这种现象会改正的。”
“对！”陈赓高兴地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说，“共产党知道自己什么地方错了，一定会改正的。”
那个时候，有个别教师背后发点儿牢骚，有的闹着调走，连课也不想上。陈赓有意识地找年轻的教师谈话，张良起的坦率与正直很令陈赓喜欢。
“你还没入党吧？要积极争取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陈赓笑眯眯地注视着张良起，“你刚30岁，年轻噢！要多做老教授的思想工作，千万不要与他们一起发牢骚。”
陈赓的这次谈话，使张良起深深感觉到党对自己的关怀和期望，从此他把陈赓当做自己的人生楷模。
建院初期，张良起就在电工教授会任教，两周后即出任副主任，是教授会主任李苾的好助手。当时急需把数百“助教队”里的年轻人培养起来，张良起承担起电专业的助教培训工作，为他们讲授电路原理、电磁场及微波技术等课程，课后还要为年轻人辅导答疑。1954年秋，第一期学员升入二年级，张良起独自承担了全院二年级五个电专业班、280人的理论电工课及部分辅导及实验教学。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夜里还要伏案编写讲义，从来没有在12点以前睡过觉。这个熬夜的习惯保持了几十年，直到晚年脑力衰退为止。他的教学特点是“语言精练、画龙点睛、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很快，他成为全院最优秀的教师之一，他撰写的《理论电工》专着成为工科高校的典型教科书。1956年，他顺利地晋升为副教授。
四、千里姻缘
李苾教授常对杨仲枢教授等老朋友说，张良起是他最满意的助手，德才兼备，是个人才。但张良起年过而立还迟迟没有对象，这让李苾教授暗暗着急，他一直在为张良起物色女朋友。
1954年暑假，李苾教授家来了一位端庄文静的姑娘，她是东北地质学院的女大学生，叫刘杜珍。
那天，张良起到李苾教授家商量教学工作，一进门就看到新来的客人。
李苾夫妇连忙介绍：“这是我们的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