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校在新区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敌人不会死心，常派便衣特务到新区破坏。
有一次，张衍在村头与一敌特遭遇，被子弹打伤小腿，血流如注，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同志们把他抬到一座破庙里，那里设有部队的临时医院。一张门板、一领破席子、一块砖头，这就是张衍的病床。睡在门板上睁眼一看，一尊泥塑神像凶恶怪诞，两只圆眼直瞪着张衍，令不信神灵的张衍好生恶心。军医为张衍取出子弹，处理好伤口。他勉强住了4天，就回到六分校休养。也是年轻身体好，半个月后，张衍就能下地行走了。
1943年10月，张衍奉调回延安，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两个月后又调到总司令部做情报研究工作，任总部情报处第三科科长。然而，整风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冲击了情报业务工作，直到1945年春，张衍才深入到情报工作中。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全国，延安彻夜狂欢，这是张衍有生以来最激动、最欢乐、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
三、在民主建国军里的经历
1945年10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在邯郸火线起义，脱离国民党集团，成为国共全面内战前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毛泽东为起义部队取名“民主建国军”。
是年11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派朱穆之和张衍到民主建国军工作，临行前，军区张际春副政委向他们俩交代任务：“高树勋起义后要求加入共产党，中央已经批准他入党了。王定南原是中共党员，早已叛变，后来为高所收留。这次起义，他起了促进作用，他希望恢复党籍，我们考虑让他重新入党。你们去工作是从政治上改造这支部队，首先组建政治部，主任由王定南担任，张衍任组织部长，朱穆之任宣传部长。”
辞行时，张副政委笑道：“你们俩这身破棉袄该换掉了吧！”
几天后，张衍和朱穆之随薄一波副政委为首的军区慰问团来到民主建国军，薄一波把他们介绍给高树勋。
当时民主建国军里只有六名党员，先组织一个党小组，张衍当小组长。对于情况复杂、思想混乱的起义军，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张衍和朱穆之颇费心思。他们先从办军官训练团入手，分期组织2000多名团以下军官学习，使这些人有了明显的进步。张衍和这些军官熟悉了，大家都很尊敬张衍，称他“教育长”。
让张衍伤脑筋的是高树勋与一军军长范龙章之间的矛盾，当时他们互相戒备，关系十分紧张。张衍尽力做双方的团结工作，力求化解矛盾。张衍的军政素质和个人品格得到高、范双方的赞赏和信任，他们都希望张衍兼任自己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1946年9月中旬，在高树勋的提议下，民主建国军组成以范龙章为团长的赴延安参观团。高树勋派张衍陪同范龙章一行到邯郸的军区辞行。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设宴盛情接待，席间范龙章提出要张衍陪同去延安，做参观团的政委。张衍结婚不久，妻子程倩已有身孕，再说，他生怕搅到高范两人的矛盾里去，就连忙推辞说：“我工作很忙，沿途都有我们部队护送照管，不需要我去吧！”范龙章说：“张老弟，我把你看做亲兄弟，你去我一切都放心了。”薄一波站在范龙章一边，劝张衍说：“我看你就去一趟吧，我估计也要不了很长时间，怎么样？”
既然上级领导发了话，张衍自然服从。第二天，参观团出发，路上要过两道封锁线，走走停停，直到10月8日，参观团才到达延安。
翌日下午，朱德总司令设宴为参观团洗尘，饭后邀参观团座谈。朱总司令亲切询问部队起义后的情况和到延安来有什么要求？范龙章简要汇报后迫切地提出：“今生有幸见到总司令，希望多给指教，今后如何走革命的道路？”在大家的掌声里，朱德略加思索，第一句话是：“我是半生军阀，后来才找到共产党，走共产主义的道路。”
朱德从进云南讲武堂讲起，详谈他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波折，在几十年革命道路上的体会，他最后说：“革命有早有迟，来自四面八方，因此革命队伍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矛盾。然而不管有多少矛盾，只要有了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会消除矛盾，增强团结，形成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参观团回到住处，范龙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慨万分：“我已经49岁了，也是半生军阀，原来以为中途转向革命有很多困难，听了总司令的指教，心里亮堂多了，对今后的革命生涯有信心了！”
一周后，交际处处长金城通知参观团：毛主席要接见大家！
那天下午四点，参观团乘一辆卡车向杨家岭驶去。车到延河边，金城突然一指：“毛主席站在河那边！”
大家下车步行过桥，来到毛泽东面前，金城向毛主席一一介绍了参观团成员，握手寒暄毕，毛泽东说：“跟我来，我带路！”大家跟着他走进中央大礼堂的会客室，落座后，毛泽东先高度评价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他说：“你们以实际行动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道路是光明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
毛泽东大约接见了一个小时，才送大家走出大礼堂。
当天晚上，参观团全体成员热烈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最激动的当属范龙章，他说：“今天在延安，我是遇到了明主啊！”
此后，参观团在延安边参观、边学习，整整四个多月。其间，林伯渠、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他们会面并作了重要讲话。
1947年2月底，朱德总司令单独召见张衍，做出重要指示：“在国民党全面进攻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根据当前的形势，我们有些城市将主动撤退，有些城市好像包袱，我们不要背着包袱打仗，目前延安也是包袱，我们甩给国民党让他们背起来。我们放开手脚打仗。你们也要回到前方去，回去后动员高树勋参战，在战争中锻炼，消灭敌人，壮大自己。
“中央对起义部队的工作方针是全面争取，我们要兵也要官。军官经过教育以后，对那些确有进步而又要求入党的人，可以大胆吸收他们入党，入党后继续教育提高；如果入党后又跑掉了，那也不要紧，‘共产党员’四个字他绝对带不走！
“高树勋部队内部也还有派系的斗争，你们在那里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消除矛盾，增强团结。”
张衍向总司令告辞的时候，朱德告诉他，过几天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们。
1947年3月初，参观团一行14人在交际处领导陪同下乘车前往杨家岭晋见毛主席。
这天毛泽东情绪高昂，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谈笑风生、语锋甚健。他信心十足地说：“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人心问题，是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我则政治强。现在是天下人心归延安，所以我们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什么是军事？军事就是军心问题，是军心振奋不振奋的问题，军心振奋战必胜。现在是各解放区纷纷请战，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全军官兵一致要求解放家乡，解放穷苦的乡亲，解放全国人民。士气高昂，我们的军事也是强大的。”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民主建国军：“你们起义一年多了，部队有了很大进步，你们的起义对人民事业有了很大贡献，今后还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参观团送行，席间又向范龙章讲团结问题：“只有团结，才有力量。要团结就必须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共产党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和张衍同志本来不认识，但是我们是团结的，因为我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
范龙章表示：“见了主席是我平生之大幸，我今后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去奋斗！”
饭后，毛泽东又安排大家看京剧《逼上梁山》，至深夜才尽欢而回。
3月7日清晨，参观团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延安，4月初回到太行区长治。
此次赴延安历时7个月，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张衍前后两次分别见到毛泽东和朱德，当面聆听党的领袖的教诲，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回到民主建国军驻地，张衍首先向高树勋汇报，高很高兴，要张衍向全体干部作报告。
出乎张衍意料的是，在他离开民主建国军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晋冀鲁豫军区派来的干部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根据不准确的情报，怀疑高树勋叛变通敌，竟将高树勋、乔明理等起义将领扣押，这就是民主建国军历史上的所谓“六一四”兵变。
在此事件前，刚从延安回来的张衍在向民主建国军党委汇报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后，写信给薄一波副政委，要求到军区汇报，没有回音；他又打电话给军区司令部，请转薄一波，要求速去汇报，仍无回音。最终，军区也不知道毛泽东、朱德对民主建国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使张衍长期心存内疚和遗憾。
“六一四”事件后，范龙章等起义军官也被无理扣押。当时张衍坚决反对，他特别说明范在延安的表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做范的工作，绝不可扣押范龙章，但无济于事。事后，那些极左思想严重的人还向军区告状，污蔑张衍这位执行政策的模范，说他在民主建国军工作时犯有右倾错误。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六一四”兵变是一个莫须有的冤案，晋冀鲁豫军区个别领导采取错误的肃反政策，在审查起义军官期间普遍采用逼供信，屈打成招，冤案不断，使起义军官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也给中共造成十分负面的政治影响。直至1983年，此冤案才以薄一波一封信的形式予以公开平反。
民主建国军已不复存在，心情抑郁的张衍被任命为太行9纵队敌工部长。1947年11月，9纵司令员秦基伟找张衍谈话，要他组建豫陕鄂（简称豫西）第五地委和第五军分区，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为实际总负责人。这无疑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四、创建新解放区
张衍带着几名干部和一连战士走马上任了。他所管辖的豫西六县是一大片土匪出没的莽莽山区，要站稳脚跟，首当其冲的工作就是消除匪患，稳定人心。豫西土匪自古有名，而剿匪是极为危难之事，因为土匪混在老百姓中间，明剿收效甚微，还要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张衍苦苦思考，制定出以抚为主的剿匪方案，并报请上级批准。
即利用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子龙的社会关系，采取和平收编的办法，先集中整训，进行政治教育，然后分散消灭之。
牛子龙，河南郏县人，生于1904年，系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颇有名声，任国民党冀察挺进第9纵队少将参谋长；1946年11月率部起义，参加解放军，现在与张衍搭档，开辟新区。他与当地匪首多有私人关系，建立军分区后，有些土匪与他联系，要求给个番号，愿听从解放军指挥。
张衍与牛子龙商定的集中整训办法广为公布后，半个月中有匪部16股前来报名，大约两千余人。张衍向他们作报告，讲解放战争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特别讲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安排到三个村庄里集训。这些人中有的属于惯匪，不易接受纪律约束，整训期间到附近村庄要钱要粮，引起群众的不满。
1948年元旦前夕，一个县委书记未经请示擅自带领一百多名群众来到军分区驻地，要求将匪首交群众处理，他们很固执，不听张衍的劝告，情况十分危急。一旦让集训中的土匪知道，土匪将一哄而散，平息匪乱的部署将付之东流。张衍立即电话报告秦基伟司令员，最后确定“化整为零、分散解决”。张衍与牛子龙连夜研究具体行动步骤，彻夜未眠。
牛子龙熟悉惯匪狡诈多疑的心理，他说：“明天我们去最好不带警卫员，真要出事，带警卫员也没有用。”
张衍说：“他们是否会怀疑，为什么今天司令政委连警卫员都不带？”
牛子龙思忖一会儿说：“带警卫员，但不能带枪。”
张衍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办，是吉是凶由他去！”
第二天一早，张衍和牛子龙一行四人骑马飞奔土匪的集训地。下马后，牛子龙向一些老朋友打招呼，态度亲切，张衍也随声寒暄。然后，牛子龙向两千土匪宣布：“今天是阳历新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你们已经整训十多天了，现在有个新任务，就是跟随野战军作战，锻炼自己也可以装备自己，这个任务敢不敢接受？”
下面一片呼喊声：“敢！”
“现在请政委讲话！”
张衍按照一夜想好的内容，做了简短的动员：先说豫西作战的形势，再说这次分散到部队的意义是做实际锻炼，向解放军学习，不仅学习作战战术，还要学习思想作风。张衍最后说，作战后仍回到这里来，作总结学习，希望你们胜利归来！
话是这样说，但张衍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这是一次“欺骗动员”。中午得到消息，分散到各部队的匪众已经编进基层部队，匪首由所部扣押审查。至此，未发一枪一弹，解决了豫西一带16股土匪武装。
傍晚，又传了一个坏消息，还是那个县委书记带领群众到部队要走了一些匪首，有的匪首在半路上就给打死了。其中有一个叫关恒通的，是牛子龙的把兄弟。牛子龙很不满，他说：“我们把人家集中教育整编是可以的，为什么不讲政策，不守信用，不分好坏都打死了？关恒通是开明绅士而非匪首嘛，这样我怎么向朋友解释？”
张衍无语，他想起高树勋和范龙章，在战争年月，一些违背政策的过火行为，他这样级别的干部也无力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