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哈军工尽量缩小打击面，党内高级干部只有四人被戴了帽子，也包括丁铁石冤案，后来均予以甄别摘帽；对老教师们则遵照陈赓院长的指示，由刘居英副院长带队，送他们去外地参观学习，巧妙地保护了这些老知识分子。
与其他高校相比，哈军工的领导集体是颇费一番苦心的。
1962年，哈军工为历次运动中挨整的620余人甄别平反，谢有法带头做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向被过火批判、被错斗的同志当面赔礼道歉。1964年，他又把徐立行请回来，为他甄别平反。历史地看，谢有法虽然有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但他已经在实践上有意识地抵制了当时已成为中国政治主要倾向的极左路线。
五、过硬的老红军作风
谢有法自律甚严，夫人贺伟在市档案局工作，不管刮风下雨，从来都是步行上下班，没有谁见过她和孩子用过公车。
1961年夏天，哈军工的招生出了麻烦，高干子女走后门，纷纷挤进哈军工，最后引起轩然大波，直达中央，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处理此事。这个让人心烦的招生工作又把谢有法牵扯进去，去武汉的招生组把他的“侄儿、侄女”招进来了。这两个孩子都是烈士子弟，由谢有法的堂哥抚养长大，并非是谢有法的直系亲属，他们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但早就慕名哈军工，经院校招生组提名，省招生办同意，拟转学哈军工。这件事是武汉招生组自行决定办的，事先谢有法并不知情，所以当侄儿、侄女来到学院后，谢有法大吃一惊。他把武汉招生组的负责干部找来，狠狠训斥了一顿，平时修养很好、对下属和蔼可亲的谢有法这次真动了肝火，他直气得青筋暴露，两手颤抖，发了大脾气。谢有法一生廉洁，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明不白的事？
谢有法的侄女学习成绩很好，又本是医科院校的学生，立即转入哈医大继续学习。
侄儿学习成绩不太好，谢有法下令：“退回武汉。”他对招生组的干部说：“只要我在军工工作一天，就不允许我的亲属走后门进来。”
从1959年下半年起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已是沉疴难起，一向衣食不愁的哈军工人陷入从来未有过的生活困难之中，师生员工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谢有法和大家一样，节衣缩食，面带菜色。
1960年是个多事之年，林彪当上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自然要烧起“三把火”。年初在广州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上半年频频发指示，政治运动如潮水涌来；下半年又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揪出“谭政反党集团”，提出“四个第一”。哈军工和其他部队院校一样，奉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新教育改革运动。从领导到群众，分头出击，疲于奔命，刚刚得到恢复的教学秩序又一次陷于大混乱和大动荡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作为主持哈军工全面工作的谢有法，无奈地应付着苦不堪言的政治运动，尽力保持运动的低调。除了完成哈军工的分建和再建，处理好苏联专家撤走等大事件，谢有法的主要精力是遵照陈赓院长的指示，亲自挂帅抓全院的生活，领导全院同志度荒年。除了八方求援，就是在哈尔滨郊区和阿城县自办农场，沉重的工作压力和营养不良，使他面黄肌瘦，走起路来都有点打晃。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在党委会上强调，在分建、新建、教学改革和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不能忽视生活的安排；院领导要爱护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关心群众的身体，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管家婆”；不抓生活，教学就没有保证，政治部门和后勤部门的工作重点必须移到抓生产、抓生活方面；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先，带头过艰苦生活，做克服困难的模范。
哈军工的领导集体自觉地以陈赓为榜样，关心群众，特别是爱护知识分子，始终保持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
谢有法有一个关于老教授的批示，颇能反映当时哈军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力求挣脱大环境的桎梏，尽量保留一小片温暖的天地。
1958年底，为了加速“东风-113”设计上的刚度、强度和温度计算工作，学院先后把陈百屏、周明和卢庆骏三位教授派到沈阳112厂。陈百屏性格随和，又能吃苦，他主动照顾比他晚到厂的周、卢两位同事，卢庆骏腿不好，周明闹感冒，都由陈百屏陪同去医院看病。
此时沈阳副食品匮乏，工厂的伙食很差，周明和卢庆骏心中不快，时有怨言。
1959年2月，党支部的年轻教员们向院党委写了关于三位教授下厂后思想和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周、卢两位教授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在生活上计较过多，尤其在伙食上时有不满情绪，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
报告送到谢有法的手中，谢有法认真阅读后批示道：“要注意团结和尊重教授的工作，不要以年轻人的一切要求教授同志，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意见也应当尊重和尽力照顾，要使他们把学识才能贡献出来。要注意三位教授之间的团结，‘文人相轻’是会有的，要逐步改，不能要求都像陈百屏一样。”
根据院党委的决定，哈军工副食品的供应重点是幼儿园的孩子们、教师和学员，老教师则是重点之重。照顾的顺序是教师、学员和多子女的老工人，然后才是机关干部和一般职工。老教师们每天保证有一两个鸡蛋，每月有两斤猪肉，一二十斤黄豆。
别看老教师们对学术批判不满，但提到学院对大家生活上的照顾，没有人不称赞的。
而多子女的干部却和市民一样，除每月半斤猪肉外，什么也没有。
在三年困难时期，哈军工的院、部、系领导干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没有一个人多分和多拿一点东西；没有一个人损公肥私，搞特殊化；没有一个人在经济问题和物质利益面前倒下去。
六、“文革”前后
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中国的航船急剧向左转，驶向风急浪高的峡谷险滩。1964年6月，总政派工作组到学院抓阶级斗争，认为学院有“大鲨鱼”，批评学院领导对资产阶级思想右倾退让，指示学院立即召开党代大会，揭阶级斗争盖子。8月4日至17日，哈军工召开了第三届党代大会，在全院“放炸药”，大抓阶级斗争，无限上纲，小题大做，搞得人心惶惶。接着，在林彪的导演下，全军院校政治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树立长沙政治干部学校突出政治、“别的不学只学毛着”的“先进典型”，哈军工与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等另外三所军队院校被批成全军落后典型。会后，哈军工开始马拉松式的整风，谢有法和刘居英为整风重点。这次整风前后长达11个月，谢有法和刘居英经历了空前的心灵煎熬和不公正对待，他们先后做了三次检查才过关。荒诞的整风就是往死里整人，满腹的委屈对谁说？谢有法只能忍隐不发，表现出宽大的胸怀和良好的自我修养。
1966年4月，林彪一道命令，哈军工被迫退出军队序列。尽管谢有法和刘居英等院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避免哈军工这一厄运，但势单力薄，无济于事。很快，“文革”运动如海啸般滚滚而来，把哈军工彻底淹没了。
“文革”前夕，谢有法奉调北京，出任中共中央基本建设部政治部主任，未及工作，就陷入“文革”的混乱里。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登上城楼的中央各部委领导人中有谢有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居英在哈军工大院里被斗得死去活来。
造反派们喊出：“哈军工有以谢有法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刘居英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然而，谢有法也躲不过“文革”的伤害。一生都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视组织为生命的谢有法常缺乏独立思考，他和许许多多的中共老干部一样，自身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在云诡波谲的“文革”大潮里稀里糊涂地犯了错误，可以理解。后来他多年靠边站，被反复审查。
1970年，谢有法带着儿子晓武来到江西省樟树建委“五七”干校劳动，插秧、种菜他都是行家里手，但政治审查的压力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连阅读《鲁迅选集》也算错误。谢有法平心静气地对待自己的逆境，他给夫人贺伟的信中表明自己晚年想回家乡当农民的想法。三年后，“五七”干校往河南搬迁，谢有法请假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老区人民艰难的生活，农村集体经济窘困衰颓，使谢有法心情十分沉重，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1975年初，他从河南干校被“照顾”回北京，结束了5年的务农和检查生活。回到家里，他马上问贺伟：“家里能凑出多少钱？”贺伟翻箱倒柜，算了又算，把复员费都搭进去，才刚够一万元。
“寄给家乡吧！”谢有法说，“为了革命，我们秀水村出了多少烈士，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乡亲们这么困难。”
谢有法一生艰苦朴素，安于清贫，为了扶持家乡的农业生产，他倾尽所有积蓄，把一万元寄给了秀水村。
1978年，谢有法终于被“解放”了，并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政委；一年后奉调政治学院，任政治委员；1987年退居二线。
心系哈军工的谢有法终于从繁重的工作中得以解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上老伴贺伟去哈尔滨，到军工大院看望老战友们。哈军工的老人们热情欢迎老政委回来看看。谢有法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哈船院迅速发展壮大，伤心的是多么好的大院子被人家分割得乱七八糟。
七、笔耕不辍的晚年
晚年的谢有法伏案撰文，笔耕不辍，他以顽强的毅力为党史、军史留下弥足珍贵的大量史料。关于哈军工的历史，他写了两篇长文——《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年》和《军事工程学院是怎样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对哈军工的历史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述。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谢有法在文章中推功揽过，再一次对当年工作中的失误做自我批评，表现出一位老红军的高风亮节和坦诚胸襟。他在1988年8月写的《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年》一文是这样结尾的：
回想我到军工的时候是41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决心做好工作。8年中主观是努力的，总起来说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生活上还是严于律己的；但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偏于保守，跟不上日益发展的形势，在“突出政治”方面常陷于被动，晚年的谢有法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看不清问题实质，有点紧跟不上的状态。教学上是外行，下苦功钻研不够，有依赖心理。8年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整风中几次检查“还账”，群众还是满意的。上下左右间感情日臻融洽，所以离院时尚有依依不舍之情，至今回忆在军工的8年工作和生活，仍不禁心驰神往。
1994年以后，谢有法日渐消瘦，身体衰弱，虽几次住院，但长期的心脏病和糖尿病仍难有良方，沉疴缠身。是年底又入院治疗，过了元旦，精神尚好。1995年1月9日下午，张震上将来病房探视，两位老战友交谈甚欢。张震临走时紧紧握着谢有法的双手，大声道：“老伙计，好好养病，病好了，咱们一块儿干！”
护士送来晚饭，谢有法吃过后，喝口水，静静躺了下来。
18点40分，监测谢有法心脏功能的仪器突然画出一条直线，贺伟大惊，忙喊“老谢！老谢啊！”谢有法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面容安详，好像在熟睡，此时，张震还在回家的路上。
谢有法溘然长逝，令老战友们不胜惊愕，悲伤不已。刘居英闻讯立即和夫人许良毓赶到设在复兴路家中的灵堂，向谢有法告别，并安慰贺伟和晓群、晓武姐弟。哈军工的学子们一批接一批来到灵堂。
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迟浩田、于永波、张震、李德生、王平、陈锡联、杨成武、洪学智、谷牧、胡奇才、舒同以及刘居英等哈军工的老战友和各届学生们在哀乐声中向覆盖党旗的谢有法遗体三鞠躬。灵堂上那长长的挽联是谢有法的堂兄、原武汉市委书记谢滋群所书，当年一起参加红军的哥哥痛悼先走的弟弟，读罢，令人感慨难忘。
对联书曰： 少小投军从兴国模范师到第九兵团身经数百战感吾弟青史留勋业半生事教由着名哈军工而政治学院桃李满天下哭为兄白首折股肱参考文献
[1]谢有法：《谢有法将军文辑》，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