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聪慧少年出卢家
1913年3月15日，卢庆骏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县（今镇江市）一户书香人家。父亲卢镇澜青年时代考入水师学堂，后公费留学日本，研读法律，一生在法学界工作。父亲刚直，不喜逢迎；母亲贤惠，勤俭持家，这些都影响了卢庆骏一生的思想作风与生活习惯。他兄弟六人，幼年生活颇为清苦。
在家学渊博、亲情浓郁的环境里，卢庆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天资聪明，秉性多思，又严守卢家“认真读书，诚实做人”的庭训，一直是学习勤奋、品学兼优、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从镇江第九师范学校附小毕业后，他考入镇江六中和镇江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受数学教师谢先生的影响，他深深爱上奇妙的数学。那时他与在扬州中学读书的孙本旺只有一江之隔。
二、坎坷的大学时代
1931年夏天，卢庆骏顺利考取浙江大学数学系，师从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成为走进数学殿堂的学子。他没有料到，在大三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差一点被开除学籍，并因此引起一场“驱郭学潮”。
那是1934年秋季，卢庆骏与物理系学生王善同在刀茅巷网球场打网球，因争场地，与生物系某教授和英文系某讲师发生口角。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对方自恃有后台，随后向浙大校长郭任远告了一状。
郭任远是个专横跋扈、信奉法西斯主义的顽固人物，他下令开除卢、王二人学籍。
师生们都觉得处理不公，数学系主任苏步青与物理系主任张绍忠向郭交涉无果。苏步青愤而致函校方：“鉴于校方在决定开除我的学生卢庆骏学籍一事上处理偏颇，又无视教授们的正当要求，我无法忍受。今愿再次提出担保，以让卢庆骏继续学习。如果校方仍执意不改决定，我即辞职。”苏步青的正义感鼓舞了学生，于是文理学院学生开会决定罢课，并包围校长办公楼，要求郭任远收回成命。
郭蔑视众怒，仍不答应，于是学生开始罢课，郭被迫无奈，表示将向教育部辞职。第二天早晨，学生们到刀茅巷郭任远住所门口，送了一个刻有“临别纪念”的银盾。声名狼藉、威信尽失的郭大校长悻悻然离开杭州，学生获胜，上课如常。一星期后，风潮平息，郭任远厚着脸皮又返回浙大，当然，开除卢庆骏和王善同的事也不了了之，二人仍在校读书。这是浙大学生第一次驱郭学潮。后来蒋介石为此事亲笔致函郭任远，为他打气壮胆，于是郭任远变本加厉，进一步强化法西斯管制，企图报复反对他的师生。
1935年，受北方“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浙大学生也积极开展爱国救亡运动，却受到校长郭任远的压制。是年12月21日，校方贴出开除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副主席杨国华学籍的布告。用迫害学生领袖的手段威胁学生，郭任远的恶行再次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浙大即日大罢课，掀起第二次驱逐郭任远的民主运动。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浙大的学潮声势浩大，震惊全国，蒋介石不敢等闲视之，他决定屈尊处理学潮。1936年1月22日，蒋亲临浙大，召集全校学生“训话”，学生以沉默对待。第二天下午，蒋又召见施、杨二人训话，语气较为缓和。最终，蒋介石顾及浙大的影响力，不得不让步，撤掉了郭任远的校长职务，浙大的驱郭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4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会议任命竺可桢教授为浙大校长，从此浙大声誉鹊起，面目为之一新。
在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卢庆骏一直是个思想进步、行动果断的积极分子。
8月，高材生卢庆骏毕业，由苏步青教授荐举，留校任教。
在浙大读书期间，卢庆骏认识了化学系女生张复生，一位眉目清秀的聪明姑娘。
张复生生于1914年8月，江苏扬州人，1937年从浙大化学系毕业，先到中学任教一年，后回到浙大任教。卢庆骏与张复生相恋多年，因为战乱，迟至1944年才在贵州湄潭结婚。
三、筚路蓝缕的办学路
如果说孙本旺是孤雁归队，又回到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卢庆骏则一直没有离开过母校，他与浙大同生死、共命运。
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后，战火很快燃烧到浙江，日寇的炸弹在人间天堂里爆炸。11月，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流亡办学。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几经周折，历尽艰辛，穿越了江南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2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
卢庆骏就在浙大这支艰苦跋涉的队伍里，他辅佐陈建功和苏步青两先生，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坚持为学生授课，成为数学教学的骨干教员。在贵州湄潭的一所破庙里，成立了浙江大学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其中包括解析组和分析组。晚上，在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在两根灯草照明下，卢庆骏伏案备课，看书写作，其志益坚，学问大进。有时为了防止日寇飞机空袭，他要在山洞里给学生们上课。
刚过而立之年的副教授卢庆骏，以博闻强记誉满浙大。他讲课经常不用讲稿。连上两堂不同的课，每堂课都徒手走进教室，讲课却有条不紊，逻辑性、启发性很强。
其他各系同龄老师慕名前去听他讲课，他仍两手空空，气定神闲，讲得有声有色，一时在全校传为佳话。在繁重的课务之外，他还刻苦研究并撰写论文。其中，他解决了名家哈代、李特尔伍德等人提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深入研究了有关Fourier级数强性求和等方面的论述，有十几篇论文登载在国内外知名的杂志上。这些学术论文为他以后出国深造并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军的顽强抵抗和节节败退，致使大片国土沦丧，大后方经济困厄，物价飞涨，大学教授靠工资已难以糊口。连苏步青先生都买了把锄头，把破庙前的半亩荒地开出来，种上蔬菜，每天下班回来，忙着浇水、施肥、松土、除虫，俨然是一位老农。卢庆骏也以恩师为榜样，自己开荒种菜，与夫人张复生共度时艰。那时的浙大数学系师生亲如一家，逢年过节，陈建功、苏步青、卢庆骏等师长总是把全系的单身教师和学生分别请到家中共度佳节。
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为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科学讨论会，来到遵义和湄潭，参观了浙大数学系和理学院。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了！”后来，他又写专文介绍他在浙大的所见所闻：“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派繁忙紧张的情景……它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在贵州办学七年，竺校长诚聘名师，倡导“求是”校风，鼓励学术研究。浙大一时人才济济，成果卓着，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战乱中崛起的浙大，成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着名大学之一。
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迁回杭州，几乎与孙本旺留学美国的同时，卢庆骏被浙大选送到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跟随A.赞格蒙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出国前，卢庆骏已经在三角级数方面发表了8篇文章，并对A.赞格蒙的《三角级数》专着有了深入钻研，因而当他来到A.赞格蒙身边时，已有驾轻就熟之感，只用了两年时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最后一年他在该校当研究员。
四、奉调哈军工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许多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怀着赤子之心，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国，期盼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一份力量。
1949年5月2日，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卢庆骏回到浙大，与苏步青先生等浙大师生走上杭州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
在苏先生的主持下，年富力强的卢庆骏被任命为浙大数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浙大数学系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陈、苏两位老先生的指导下，走上领导岗位的卢庆骏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团结全系的教师，大胆重用崭露头角的新秀，如谷超豪、张鸣镛等年轻助教。研究生们成长迅速、表现突出，在学术上一片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气象。陈、苏两位老先生20年代在日本设想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数学教学科研中心的计划，在卢庆骏的领导下，已经开始形成了。
1951年下半年开始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苏步青先生在运动中受了许多委屈，但仍然关注着学生们，关注着数学系的发展。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把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先生和浙大数学系的相当一批成员调入上海复旦大学，其他成员分别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大或留在浙江大学负担工科数学的教学。对这种照搬苏联教育体系的大砍大并，苏先生从心里是不同意的，二十余年的惨淡经营，驰名国内外的浙大数学系就这样解体了。但正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谁还敢提出异议？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几代学人只有服从分配，重新创业了。
卢庆骏随陈、苏两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他保持平和的心态，为重组数学系而日夜忙碌。
有一天，一位风度儒雅的军人在复旦大学人事干部陪同下出现在卢庆骏的面前。
军人自我介绍说：“我叫黄景文，从北京来。”
原来，中央要在哈尔滨成立一所军事工程学院，黄景文带着高教部的调令，要把卢庆骏调到哈尔滨去。这是卢庆骏第一次与解放军高级干部接触，显然，这位平易近人、全身透着书卷气的首长令他十分好感，两个人挺谈得来，卢庆骏客气地表示，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那时，卢庆骏还不知道，为了他的调动，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首先复旦大学不肯放人。黄景文与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商谈过几次无果，复旦提出一些具体困难，强调卢庆骏担任的两门课找不到人替代。
黄景文认准陈建功和苏步青的高足卢庆骏教授正是创建军工学院所急需的名师，他知难而进，尽力想解开与复旦大学之间的疙瘩。在他的耐心解释下，复旦的领导不再怀疑军工学院的办学水准，也承认调卢庆骏不是“大材小用”，但鉴于几位老教授的反对，谁也不好拍板放人。
调动卢庆骏受阻，心中焦急的黄景文不得不向陈赓院长汇报，他向军工筹委会写了一份书面报告：
卢庆骏成为调动中最难的一个了，因为复旦党委认为不能无条件调走，华东教育部就不能不感到棘手。据华东人事处反映，此问题只有等待中央解决。为了解决，我们提出下列意见，以供参考答复中央教育部之征询。
……卢庆骏学的不是纯理论数学，而是应用数学，他的数学知识与工程方面结合较密切，因此他到我们学院去不仅能领导一、二年级基础数学教研组，而且应成为各系、各专科中解决某些疑难数学问题方面的顾问。这点对我们学院说是非常重要的。卢庆骏水平高，有朝气，有组织能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黄景文最后提出了解决方案：“既能维持中央与华东命令的尊严，又能照顾我校利益，卢庆骏的调动缓至明年暑假，给（复旦）以时间培养代替人。我们昨晚见到曾石虞，他透露复旦也有此意，我们估计，中央与华东很可能通过此案……”
黄景文的方案获得军工筹委会的支持，黄景文与复旦达成缓调卢庆骏的协议。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卢庆骏的调动问题又出现了反复。大约在12月底，上海市长陈毅给陈赓打来电话。
“我的大院长呀！”陈毅笑哈哈地说，“有人告你们军工的状了，你们要挖人家的宝贝，就是复旦大学啥子系的教授，噢，数学系教授卢庆骏。苏步青先生把这件事提到上海民主党派会议上去啦，讲你们军事工程学院是挖工事的，最多是建筑设计嘛，你们偏偏指名道姓要卢庆骏去东北是干啥子哟？听说民主党派中好几位大学教授也表示不满意呢，怎么办？你老兄得想个办法解释一下嘛！”
陈赓眉头皱起，复又微笑道：“哎呀，我的市长大人，多亏您打招呼，我马上派人专程去上海，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陈赓考虑再三，于寒假前派徐立行教育长赴上海。一身戎装的徐立行，彬彬有礼，他向苏步青教授详细说明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特别强调明年初要招生开课，亟待教授编教材和授课的燃眉之急。徐立行的诚恳和友善，让苏步青深为感动，他坦言道：“卢庆骏是我的学生，这次高校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复旦，也把庆骏调来，作我的助手，他刚刚40岁，正是挑大梁的黄金年龄。现在自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卢庆骏就调给你们好啦！”
复旦大学真是不舍得放走卢庆骏，一直给他保留着数学系主任的位置，直到1957年。
卢庆骏于1953年3月北上，到哈军工报到。卢庆骏与孙本旺一见如故，两人都具君子之风，相互尊重，团结共事，组建起高等数学教授会。
夏天，张复生带女儿晓和、小儿子晓平也到了哈尔滨，她自然要去化学教授会任教。
五、严师出高徒
建院之初，陈赓讲过一句言简意赅的古语“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他把教师看成是立校之本而倍加爱惜。通过三年寻宝似的调聘，哈军工终于有了一批“少壮派”教授专家队伍。鉴于青年教师大多来自军内，在战争岁月中，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基本荒疏，学院决定从1953年秋起大力加强青年师资的培训工作，提出“提高老教师和大力培养新教师，两者不可偏废”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