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对大鸣大放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他们参加整风运动的鼓励，极大地激发了哈军工全校教师、学员参加整风鸣放的热情。大鸣大放犹如松花江的春水，一泻千里。本来有些老教师左顾右盼，不准备发言，听了黄老发自肺腑的话，感动得面色潮红，胆子陡然放大，纷纷举手，要当着黄老的面发言。
6月2日和3日，杨仲枢在家里认真准备鸣放发言稿，他苦于自己对学院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正好胡振渭不时过来看看，胡教授年轻，脑子活，又熟知学院各方面情况，他给杨仲枢提供了不少素材。杨仲枢写好发言稿，胡振渭又全文看了一遍，夸道：“这样好！有分析，有归纳，四平八稳啊！”
6月4日，在全院教授鸣放座谈会上，杨仲枢果然作了长篇发言，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一开口，杨仲枢就热情洋溢：“我们学院这次的整风运动开始太迟了。在北京观礼时，北京的鸣放已是轰轰烈烈，这说明主席的号召是英明的、正确的。一出山海关就感到凉起来了，辽宁搞得还不错，到哈尔滨就觉得凄凄凉凉仍是严寒的时候。学院过去的各种运动都发动得很早，群众跟不上去，而这次却远远掉在群众的后面了。这次整风的意义十分重大，搞得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能顺利而加速。因此，我内心希望党委把这个工作做好，对群众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莫大的益处。”
在介绍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对自己的嘱托后，杨仲枢着重谈了学院的宗派主义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三个主义都存在，但以宗派主义为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宗派主义派生的。……因为有宗派主义，领导上就会依赖一部分人，相信一部分人，结果就难免偏听偏信，不依赖广大的群众，只爱听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汇报，然后作出决定，命令执行。殊不知这只算小群众路线……”
“不能说领导同志和许多中级以上的干部不愿意搞好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的确，与老教师的关系搞得不好是这些干部感到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关系搞不好？我主观的看法，这是一个思想问题。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当做一个手段，将知识分子当做商品，比如生产的母机，把知识分子当做雇来替我们做事情的，办学校的。而没有想到这些知识分子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姐妹，不过党员只是当家做主而已。既然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就把知识分子当做客，当做‘西宾’，认为是雇来的。……对教师采取‘分而治之’，把老教师分成四种类型，采取四种对待方式：一‘捧’，二打击，三孤立一部分，四听之任之。政治工作是逢甲说乙，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有些教授调走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处理得好，人家不会走的。”
杨仲枢又就尊师重道问题、学院机构庞大而工作低效等问题提出意见，他特别为老干部说公道话：“许多老干部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出生入死，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样一个前途无限光明的社会是与他们的血汗分不开的。要好好安排他们，如果安排不好会使我们感到不平和寒心。”
作为老教师，杨仲枢自然关心学院的教育质量问题，他说：“过去我院对学员的教育是‘保姆式’的，我觉得这还不足以形容，可以说是‘满儿子式’的教育（‘满儿子’是湖南方言，指老年时所生的子女）。只有老年人对自己的‘满崽子’才会溺爱姑息无所不至。我们培养的是军事工程师，有着很艰苦的工作在等着他们，如果把他们培养成一批‘大少爷’，他们将来又怎么能够吃苦呢？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也要对我们的学员前途负责。”
对于鸣放中人们意见最大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杨仲枢说：“我院历年来的运动也发生过不少的偏差，有自杀的，投江的，有在肃反中被斗错的，应该很好地做善后处理，使死者不致含冤于九泉之下，生者也能精神愉快，得到应有的安慰。党曾一再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错了就应该承认错误，我今天代表他们这些死的和生的含冤者向党提出同样的要求，想必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会采纳我的请求的。”
在发言的最后，杨仲枢说：“主席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过去的运动中，由于偏差而伤害了自家人，就是由于没有认识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所以才把一些思想上的是非问题当做敌我政治问题处理了。这次党的整风不是关起门来搞，是党在人民中经受考验，党应该做好这次运动。我热爱党，也相信我院党的领导能够顺利和胜利地完成这次整风工作。”
杨仲枢真是个认真的老书生，他把老教授们的发言来了一个综述，通篇直来直去，面面俱到。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一片鼓掌声，坐在第一排的张述祖等老教师还站起来与他握手。
杨仲枢轻松愉快地回家吃午饭，胡振渭的爱人肖冰早等在家里，她兴冲冲地向杨仲枢要发言稿，王禄臻说：“她要拿到图书馆，想在下午座谈会上念一念。”
“念就念吧，”杨仲枢把发言稿交给肖冰，笑道：“帮助党整风，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说错了，也不要紧，供党组织参考嘛！”
四、风云突变
杨仲枢发言刚过四天，即6月8日这一天。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播音员严厉冷峻的声音冲击着人心，全国的知识分子顿时目瞪口呆。
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干阅读，表明毛泽东下定决心反击右派。6月8日《人民日报》发社论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向全国下达了反右斗争的总攻击令。
哈军工刚开始半个多月的“鸣放”顿时熄火夭折。哈军工的老知识分子们都吓傻了眼，那颗心恰似“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鸣放中发言尖锐的人们开始惶惶凄凄，察言观色，三缄其口。
一连数天，从文庙街两旁的高大白杨树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无边无尽的杨絮，犹如漫天鹅毛大雪。哈尔滨的“六月雪”为哈军工大院营造了一派肃杀苍凉之气。
6月29日下午，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在大操场作了反右派斗争的全院动员报告，一个月前，刘有光和颜悦色地强调运动方式是“和风细雨”的，现在，刘有光声色俱厉，声嘶力竭地吼道：“正告右派分子，赶快低头认罪，白纸黑字，你是赖不了的！”
刚在北京受到总政主任的批评：哈军工反右不积极，院领导就去当右派！刘有光精神压力很大，他这样级别的干部有什么办法呢？
哈军工的“反右”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拉开了大幕。
杨仲枢在劫难逃，他被锁定为教授右派的第一号。听了动员报告，他头脑一片空白，神思恍惚地往家走，路过二道门，醒目的大字报张贴在路两旁，斗大的黑字写的是“质问杨仲枢”。他怎么也想不通，刘有光副政委不是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吗？他不是也讲了“宗派主义在军工很严重”？怎么我的发言现在就成了“右派”言论了呢？他低头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曾石虞的声音：“嘿嘿，真没有料到哇……”
杨仲枢站住，回头一看，张述祖一脸凄苦抑郁的表情，和曾石虞一起走路，眼神呆滞，似乎不认识他杨仲枢，倒是老夫子向他点点头，强作笑颜地打声招呼。
杨仲枢回到家里，在书桌前失神地枯坐着，王禄臻把一份转载《人民日报》社论的《工学》报轻轻放到他的面前。杨仲枢抬头看看老伴，发现面临乾坤颠倒的大变局，王禄臻竟临危不乱，平静坦然地朝自己微笑着，那眼神透出倔强与不屈，明确表达着一个意思：你没有错！
小儿子昂岳怯怯地走进来，鼓足了勇气说：“爸爸，同学们说你犯错误了，他们都不理我了，连平时跟我打乒乓球的‘大片刀’教授叔叔也不理我了。”
杨仲枢看看儿子，长叹一口气，喃喃道：“爸爸对不起你！”两行热泪从他瘦削的双颊流淌下来。
哈军工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各种辩论会昼夜不停，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人们同仇敌忾，口诛笔伐，要把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示众。7月2日，杨仲枢在老教师协会组织的教授反右分析批判会上开始做检查，但他始终坚持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主观上没有反党的意思”，于是他被界定为顽抗死硬者。
惊魂未定的众教授们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为了自保自赎，他们开始努力表现自己，按照哈军工反右部署，把杨仲枢当成批判的活靶子，好像在一片危险的沼泽地中，不踩着杨仲枢的脊背，就无法挣扎着爬到岸上逃生。
在流火的盛夏里，哈军工的领导人精心组织了对杨仲枢夫妇的围剿战役，其特点是：一、干部站在后台指挥，不直接出面，由老教师协会站前台，用年轻教师中的积极分子打先锋，把所有的老知识分子都驱赶到反右火线上。小会不算，光召开批判、揭发杨仲枢的大会就有十多次，一次比一次温度高。很多老教师心里明白，杨仲枢6月4日的发言没有错，讲的都是实情，语言也温和，他们的态度颇为消极，大小会都保持沉默。对这些老教师，则采取集体署名在《工学》报发文章的办法，使老教师无一缺阵。这一用少壮派知识分子整老知识分子的战役部署给老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精神震慑。枪林弹雨下杨仲枢百口莫辩，他成了“鼓动全院人员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分子”。二、人格妖魔化。比如反复批判杨仲枢“追名逐利”，可事实恰恰相反。杨仲枢来哈军工时是高教三级教授，1954年重新调整教衔，名额不够，他把三级让给别人，自己主动降到四级；再比如，杨仲枢留学的鲁文大学是天主教教会办的，于是就无中生有说他为反动的天主教张目。三、挖地三尺，发动一切与杨仲枢夫妇有联系的人登台揭批。
一个建院初期的预科教员，生活困难，大冬天孩子还赤脚，杨仲枢为他争取到生活补助。现在逼他揭发，他揭发不出来，只好在《工学》报发文章，追究杨仲枢与右派分子王唯一说过什么话，借给什么书，表示划清界限。
一位湖南籍厨师，因为老乡关系认识了杨仲枢夫妇，多年得到他们不少的关照，王禄臻还为他织了一件毛衣。在台上，该厨师受命揭发道：“有意用小恩小惠拉拢我，达到反党的目的。”甚至托他买几斤猪肉的小事也抖搂出来。一年后该厨师调回湖南，临行前的一天晚上，他来杨家敲门道别，深深鞠躬说：“我对不起你老人家，那时候冇得办法哟！”
那时候，凡是揭批杨仲枢的发言，《工学》报事无巨细，点水不漏，详细刊登；各种政治漫画也粉墨登场：杨仲枢打着反党黑旗，后面跟着一群右派分子，手举滴血的屠刀和狼牙棒……图书馆对王禄臻的揭批会已嫌规模太小，升格为科教部的大会。攻击者的目标是迫使王“转变反动立场，与杨仲枢划清界限”。
王禄臻始终不改口：“我们家老杨动机是好的，他绝不会反党。”
攻击者痛斥她：“至今还和大右派杨仲枢穿一条裤子！”
王禄臻淡然一笑：“我与杨仲枢是夫妇关系，不仅穿一条裤子，而且还盖一条被子，感情上很难分开。”
笔者实在不忍心摘录当时哈军工众教授们在批判杨仲枢等落难者时的发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个时候，威逼构陷、断章取义、故意曲解、落井下石、人身攻击、无限上纲……是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揭批围剿右派分子的普遍现象，哈军工则发挥到极致。但是难道能责怪这些积极投身反右派斗争的读书人吗？面临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任何人休想观望和喘息，知识分子只有举手投降的份，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总趋向，也是活在其中的一代人的最大悲哀。正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着名学者聂绀弩所说：“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
1958年6月17日下午，全院近万名人员在大操场集合完毕，鸦雀无声地肃立在体育馆前面。人们发现，警卫营战士荷枪实弹，威风凛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人们又看到体育馆的楼顶和大操场四角架起了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朝着大操场的人群。阳光下的大操场虽然热气蒸烤，却让人感到置身于严冬，呼吸急促，浑身颤抖。
下午两点整，军事审判员在大会主席台上宣布：对全院157名“右派分子”的宣判大会开始。
“右派分子”们穿着没有军衔的旧军装，瑟瑟缩缩，失魂落魄地被警卫战士押解到会场一侧。这些落难人蓬头垢面，有的戴着军帽，有的光着头，面对着黑压压的全院人员，他们惶恐不安，大都低着头或侧着脸。站在人群中的一位头发花白，身穿褐色旧西装的瘦弱老者，就是人人熟知的杨仲枢教授，他的身旁是一脸平静的夫人王禄臻。
黑龙江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军区军事法院的判决书之后，当场逮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两个“右派分子”。
人们还没有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回过神来，院整风办公室副主任就开始指挥大会的第二部曲：处理“右派分子”。由新任干部部部长宣布：奉国防部长的命令，剥夺杨仲枢等79名军官军衔，开除军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