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开始步入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智能生活的时代。于是，我们对信息经济的再研究以及对智慧经济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契机。
由于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研究的时间不长，而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研究信息经济的人和力量主要是来自信息产业或相关产业的技术人员，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专业人士研究信息经济（包括ICT应用领域）的人不多。
这样，我国的信息经济的研究呈现出了很大的技术型倾向，就技术本身或技术应用层面讲，我国的信息经济技术及应用研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深度。
但从经济学研究的高度看，即就信息经济基础面的研究成果看，我国信息经济研究领域有突破性的成果就罕见了。
这种研究信息经济方式的弊端，在智慧经济时代里来研究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特别是研究全新的非现场经济现象，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弊端，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层面，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哲学指导层面开始。从头思索，系统地对这一新时代下新现象，展开连贯性的经济意义及经济价值的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帮助各技术专业人员及各级政府开展细分的深度研究和实际的具体应用。
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方法就是哲学思维。为了能更好地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本原，寻找些经典理论依据，我们从哲学层面探寻起，去那里找些与研究非现场经济学相关经济学基础理论支撑。
从哲学观出发，探索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因而我们需要遵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研究路线。
现在就让我们先离开一下关于ICT领域的讨论，一起回归到东西方哲学讨论和古典经济学讨论的层面，去那里获取些基础的经济思维力量。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回归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其中的“财富”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这种非物质财富很大层面上与人们的道德行为紧密相连，不同道德行为背后支撑的往往是不同的道德观。
显而易见，中国的幸福模式也不会脱离这个原则太远，也一定是建立在经济手段和中国人特有的道德观基础上的。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先探寻些中国人普遍性的道德经济理论支撑。
一、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
《中国管理C模式》是一部开拓性著作。阎雨先生融合古今、驰骋中外，将中国古典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将东方的重人情、沟通、谋略的软管理与西方的重理性、制度、法治的硬管理互补为一体了，这样的著作少有。（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国际东西方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管理文化的研究，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本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与组合，使两者相得益彰，提出了“C理论”，成功解决了东西方管理的文化障碍。C指的是决策（centrality）、领导（control）、权变（contingency）、创新（creativity）、协调（coordination）。这一理论现公认是中国管理理论的奠基之作。
而今管理西化的中国企业历经30年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但是矛盾越来越多，影响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强，主要表现在：劳资矛盾加大、企业文化缺失、管理模式机械、资源消耗严重、发展与环保对立、核心竞争力疲软、组织生态恶化……这一切都说明配方的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层出不穷。
西方文明在反对西方宗教道德禁锢的相反方向，建立了一个鼓励和保障追逐利益的社会制度。从而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全部带到必须做小人，必须自私自利的境地。道德与民主并不相悖，有道德必然有民主，有民主未必有道德。道德教化之后的民主，才是有益的民主。没有道德教化的民主，往往是有害的民主，是一群真小人、衣冠禽兽的民主。
没有道德教化，民主、自由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民主、自由只是“术”，而道德教化是永恒之“道”。“道”之下，可以用各种“术”；没有“道”，任何“术”都没有用。
自然而又自由的理想，这正是《易经》哲学的深度所在。《易经》哲学最根本的思想就是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而又内外、上下、左右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
所谓“动态的整体”，就是指宇宙的事物不管如何缤纷繁多，都有密切的互动和相互的影响，每个事物都在自己运动，都有一定的背景和网络，别的事物影响着它，它也影响着别的事物。个体性和整体性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性不能用封闭的态度去了解，因为整体包含着时间和关联的，包含着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整合，所以不应限制于任何固定的格局，而应该不断打破格局。
这种动态的整体宇宙观是中国人在长期的文化经验和文化实践中体悟出来的，具有中国的特色，任何中国人及其管理活动都不可能不受这种宇宙观的影响。这种宇宙观正确地表达了宇宙的内在特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全人类性（世界性），同样为现代人所必需。
《易经》哲学两极一体的整体宇宙观，体现出一种辩证的逻辑。
辩证的逻辑同黑格尔的三段论的辩证法不完全一样。它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从对立相反到互补互化，再到产生新的事物，应该说有五个层次，即整体化——阴阳分化——多元发展——冲击补充——推陈出新这五个层次。
C理论允许多元的发展，不一是千篇一律。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支点，不同阶段的公司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不同发展目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在C模式下，管理的问题都将从整体关联的角度进行解读和解决，洞悉各个管理要素间的依存与联系，在动态中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针对一时一地的问题。C模式把管理模式同样视为生命体，有整体创化，就有推陈出新，因此C模式将来也面临不断地修正、更新，以适应新环境下的管理变革。在C模式体系下，对社会各个要素进行分析论证，协调利弊，推动对话与交流，扩大共识，弥合分歧，在整合创化中，使之和谐相处并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C模式生命论对当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谐、共融，彼此关爱，相互倾听，可以避免西方霸权与宗教激进主义的绝对对立与水火不容。
二、大国情结与文化振兴
国运沉浮是条曲线，也是条抛物线，都有生长、强大、衰弱、消亡的过程，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盛不衰，连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样的弹丸小邦尚能风起一时，连罗马那样横跨欧、亚、非的帝国都能土崩瓦解，这个世界没有永久的日落帝国。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仅仅是经济和武力的强大，这种强大都是很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崛起只不过是一朵销瞬即逝的浪花，常规的发展才是正态。
除了荷兰的现代金融制度、英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对世界有着建设性的价值外，有些国家的崛起之日就是他国的掠夺之时！这样的大国于世何益？
文化的强大才是国家的根基，是可以持续成功的保障，没有文化的根基，仅经济和武力的强大只是昙花一现，不可久远。就像一个人，如果心脏有病，无论如何着装威武，都显得气血乏力。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文化的振兴，把传统优良的信码激活，摒弃其不良的遭粕，重新梳理，重新整合，正本清源，为国人“存孝悌立纲常”，建立国家秩序，疏导民心向背。
研究中国振兴就必须从文化整形叹气，这也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文化振兴，我们正逢其时。我们既要复兴伟大的光荣，辉煌的文明，更要振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足的“个性张扬”和创造力的培育。
中国文化本是很强文化，但两千年封建的专制统治使其惰性有余，活力不足。即使如此，她还是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但一场场的“文化运动”剪断其文脉，导致文化气血不足。儒家文化不可取代，因为在国人的心目中，儒家文化是我们民族思想的要根！公平没有什么文化强大到可取代儒家文化的地步。
文化振兴并不是新发明，它其实应当是一场文化大整合，以现代文明成果，创造出新儒家文化。
有了这股清流，我们的精神就会得到更新，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滋养，我们才能真正地健康起来。
三、让财富体现出责任和修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有道的财富是勤劳智慧的象征，财富作为社会的主要资源，作为企业的核心资源，作为生产的核心要素，都对社会发展，文明的推动，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是最强劲的动力。
中国素来就有对财富尊重的传统，但也有着很深的仇富心理，这是因为财富还有负因素的一面，因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的不乏其人，正是因为不公正的存在，使公众偏执地认为财富是特权和腐败的象征。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办得很好，尤其是他们的《赢在中国》、《对话》栏目，是对创业者的砥砺和鼓舞，它告诉大家，财富的创造是通过勤勉、执著、聪慧和正直等元素的组合融合来实现的，是阳光的，高尚的。这两个栏目传播的都是正激励，这种激励对于现阶段的社会状况而言非常必要。
当然，这种进步还是缓慢的，不足以解决现实社会蔓延的急功近利财富观，这种仇富和暴富心理是个别财富命案的渊源。
信仰丧失，道德滑坡，投机成风，信用缺乏，这种浮躁的气氛，已经迷失的自我，毫无疑问，如果是负激励只能是雪上加霜。
解决专制是一个漫长的征途，现在推进的和谐建设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改造宏观我们可能力不从心，但是微观上我们有建设的能力。
社会现在最缺乏的是人文环境和共处关系，如何让富人穷人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无论贫富均可得到生活、医疗、教育保障的权力，无论贵贱都享受理解，宽容和尊重；对人格、人权的评判和尊重不受任何物质对财富的干扰。
这才是我们应该创建的财富文化！
给那些贫穷人以创业的激励和创业关怀、扶持，对拥有财富者，要让他们参与更多的社会公益事业，让财富体现出责任和修养。
第二节 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中国模式也一定是建立在人类共识的准则和中国人特有的道德观基础上，我们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人普遍性道德经济理论的讨论，再顺着阎雨教授的“东方软智慧结合西方硬技术”的思路去探询一下西方古典经济理论。
为了尝试用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当今信息经济的各种现象，找寻些经典的理论支撑，我们就从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开始寻找些普遍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金社《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的部分内容整理）
“经济”（economy）一词虽然最初出现于色诺芬的《经济论》之中，但色诺芬并没有因此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因为直到18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中，资本主义一般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结构才明晰起来。只有在这时，古典经济学家对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才有了某种系统性的认识。
因此，这一时期才被视为还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与完成时期，也才把这时出版《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誉为经济学的鼻祖。
1776年3月9日，伦敦出版商发行了一部长达1000多页的两卷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正是“她”提供了解救普通劳动者摆脱“霍布斯丛林”苦难的模型！
至18世纪，人类历史已有6000多年。在那些年代，谋生仍然是每个人睁眼就牵肠挂肚的问题。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但仍只能勉强糊口。只有少数统治者和贵族过着闲适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8世纪时，人们平均寿命只有40岁，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兽性和短暂”。人们的这种生活状况被称作“霍布斯丛林”，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许多仁人志士都进行过艰苦的努力。
早年的斯密似乎更多地思考着如何推进人类的进步、帮助人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事实上，《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一样，都是为了探寻人类幸福的途径。
1759年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阐明的是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而且，《道德情操论》第六卷就是关于“幸福”的内容，讲道：“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被认为是他此生舒适和幸福所信赖的主要对象。”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类“对财富的追求”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伟大目标”——生活幸福。
斯密还指出了幸福所依赖的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安全，二是友情或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