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本与非现场经济
人类发展到后工业经济时代，由于财富积累的加快，直接导致的不仅是人们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其中的资本积累的加快。资本的作用再次被极度放大，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被资本所单一主导的程度达到了顶峰。
随着资本主导经济下的新资本积累加速，这种“资本主导”逐渐演变成了“资本雇用劳动”，直至发展到“资本绑架”社会的恶劣现象。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频繁的全球性金融动荡、脱离市场规则的离谱炒作性价格波动、甚至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频现。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专家、财经人士和政府官员们整天都是在争论与资本相关的话题或钻进一大堆湖里糊涂的资本分析工具和经济数学模型里，为那些资本主导下的动荡不休的经济怪现象而疲于奔命。
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不仅通过资本市场绑架了整个社会经济、绑架了社会生活，还绑架了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这些形态的形成，除了社会性的变革因素外，与市场经济单一的资本主导有关，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新资本积累所形成的资本结构相关，也与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意识无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是资本的独占性主导地位和“唯利是图”极端化的恶果。
为了看清资本单一主导经济的来龙去脉，我们先从企业投资行为开始观察：最初，投资是企业运用资金的一种经济活动，这种资金被称为资本。
企业就是用新投入的资本来建立各种生产经营条件和开展某种生产经营的活动。企业在投资时，通常考虑到市场需求趋势、竞争态势、社会发展方向以及企业自身发展的阶段、自身的积累和投资能力等因素，同时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已经自有的或外部筹措的）用于各种投资活动。
于是，就有了企业筹资活动。这种为了再投资的筹资活动，往往取决于企业的资本结构。
企业的资本结构是由于企业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的，表现为企业长期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即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负债、优先股、普通股权益的结构。反过来，各种筹资方式及其不同组合类型，也影响着企业新的资本结构及其变化。
企业在筹资决策中，应通过不断优化资本结构，而使其趋于更合理，直至达到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方能实现企业最大化这一财务管理目标。
现代的经济界普遍认为客观上存在着资本结构的最优组合，通常我们在传统的公司里可看到的组合是以负债筹资为主的。
通常是：首先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加速资金周转，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和结构等措施，促进企业盈利能力的增长，并将企业各类负债的加权平均利率作为投资利润率的最低控制线。
再者是降低企业负债利率，由于企业负债利率与财务杠杆利益呈反方向变动关系，降低负债利率能增加财务杠杆利益。从理论上来讲，投资利润率与负债利率差额为正，负债比例越高，则正财务杠杆利益越大。反之，差额为负，负债比例不宜过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既不会较长时间的增长，也不会较长时间的衰退，而是在波动中发展的。
这种波动大体上呈现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的阶段性周期循环，即为经济周期。一般而言，在经济衰退、萧条阶段，由于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多数企业经营举步维艰，财务状况常常陷入窘境，甚至恶化，经济效益较差。在此期间，企业应尽可能压缩负债，甚至采用“零负债”策略，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但也会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疲软的持续）。
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也是影响企业负债比例高低的重要因素，那些对经济发展前景比较乐观，并富于进取精神，喜欢冒风险的企业往往会安排比较高的负债比率；而那些对宏观经济未来趋势持悲观态度，或者一直以稳健著称的企业，则只会使用较少的负债资金。
事实上企业对这些情形的判断和采用往往综合了企业预计的投资效益情况和企业对待风险的预测。
负债筹资的资本成本虽然低于其他筹资方式，可是，我们多年的商业实践证明：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未必是最佳的筹资方式，我们隐约感到还应有更好的形式。由于财务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作用和影响，随着负债比重的增加，企业利息费用在增加，企业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在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在加大。
这时，无论是企业投资者还是债权人都会要求获得响应的补偿，即要求提高资金报酬率，从而使企业综合资本成本大大提高。
因此，我们不能用单项资本成本的高低作为衡量的标准，只有当企业总资本成本最低时的负债水平才是较为合理的，这种状态下的资本结构应是最优的组合，那就是多种资本组合。
我们了解和分析了传统公司的资本结构理论，就不难看出一个现象：传统公司谋求企业最大化，往往是通过财务管理优化资本结构，从而确定新投资资本的组合来实现企业的扩张。
这种扩张实际是向企业外的扩张（少部分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产品的除外），正由于是对企业外的扩张，需筹集新的投资资本。
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市场竞争的推动，企业往往采取不断地扩张来应对，这种规模性的扩张，直接导致了新资本的筹集活动也在不断进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举债情形的扩大。
举债的扩大，相应地对投资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企业的危险性因素也成正比地上升，抗风险性系数大为下降。
虽然我们采用了多种资本组合，有些风险也已经预计到了，即所谓的战略性提前量规划，但还是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还是会遇到企业扩张带来的种种窘境。
我们了解了一般的企业资本结构和财务管理目标，以及与资本结构理论的关系，分析了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有关因素等，对企业的资本运用和资本结构有个较高的认识。
所谓的先见之明，充其量是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段。
这就是传统公司开门多，持续几十年以上少，上百年更稀有的原因之一，也是百年老店值钱的根本所在。
于是市场化的多种资本组合就有了必要，虚拟资本也就有了市场基础。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经济里货币资本一直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特别是在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20世纪后叶，货币资本急剧膨胀，其中的虚拟资本份额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虚拟资本不仅运用市场的正常供需杠杆，还虚拟了表现为资本投资需求的市场需求，通过不断制造这种虚拟需求的手段，来主导并干扰自由的市场经济。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70年代中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这一时代，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货币脱离黄金，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
从全球看，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此外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全球的货币存量已相当于全球GDP年总值的60倍。
这些情况都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阶段叫做“虚拟资本主义”。
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从货币资本出发，经过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等环节再回到货币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资本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担负着创造剩余价值的职能。
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货币脱离了黄金，资本的膨胀可以摆脱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表面上看似乎产业资本和物质生产过程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这就会对社会实际财富的递增造成威胁，是实业经济精神危机的实质根源。
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实物过程中，实物最终将被消费而消失，但在虚拟价值的金融流通过程中，价值不仅不因物质消费而消失，而且通过转型、转移而得到了增殖。
实物过程：生产→消费
价值流转过程：生产→（价值增值）→销售（价值转型，附加值加入）→再生产（二次生产，价值再度增值）
这样，货币资本家就有了介入的环节。于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了。
这种分离是货币资本主导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其中的预期收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我们知道，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在分配过程中与资本比较又处于弱势，但是劳动者有未来，资本市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将劳动者的未来也可作价进入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在与资本分配上的比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可以说是比之凱恩斯主义，在更深层次上的第二次延续了资本主义的生命。
可是，我们知道资本贪婪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随着预期收益的非理性化加深，这种资本贪婪的本性，如今再次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此时，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促进了投资资本（主要表现为货币资本）创造虚拟价值的激增，这种预期收益叠加了虚拟需求，不仅导致了部分商品价格的畸形波动，还吸纳了相当的产业资本转移，这种叠加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经济的泡沫。
“虚拟资本主义”的“附加值加入”开始偏离正常的价格波动规律，不再是原始的实际供需理论，而是货币资本家们不断地制造出了短暂的虚拟需求，通过透资性的预期收益这个渠道，能将劳动、劳动者的未来都转化为现时资本，虚拟资本的总额再次被扩充。
当这种预期收益被虚拟需求的假象远远高估时，加之货币供应量的推高，这种泡沫膨胀就会达到一定的极限，经济危机也就光临了。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争夺的焦点从独占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转向国际资本，争夺的焦点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
这种状况越演越烈，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就成为必然。
资本主导下的预期收益最后造就的是：“虚拟资本主义”更加寄生与腐朽，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事生产，仅凭创造货币资产的游戏就无偿地占有和剥削它国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经济越来越被动，整个社会经济几乎完全被资本所绑架，连仅有的一点产业资本也被虚拟资本所绑架了。
原本已很脆弱的产业资本也经不起虚拟需要造就的赌博性获利的诱惑，而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实业精神”的危机开始显现。
虚拟资本就像一个巨大的磁盘，不断地吸引着各种货币资本，造成了货币资本结构严重的比例失调。
这种货币资本结构的比例失调使得虚拟资本占比越来越大，造成了“产业”因产业资本的短缺而萎缩，“消费”也因消费货币的转移而停滞。
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的后两驾马车病弱了，同时这头驾马车又是虚高，且通过资本雇用劳动而控制着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实际，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岌岌可危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单一资本主导经济带来的社会进步瓶颈，真正实现社会幸福的可持续发展呢？
特别是新智慧时代的来临，这种现象又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
通过细心观察我们注意到：在智慧经济时代里的非现场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小额资本或无货币资本的运用，却产生了实现的企业快速成长或急速扩张的真实效果。此时，我们可以说：确保企业持续价值最大化的可能性出现了。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由简单直接的外部扩张，转向了企业的内部型扩张。企业的内部复制式扩张，解决了企业扩张所遇到的新资本筹措问题，极大地降低了负债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安全性和抗风险力，极大地提速了企业网络化的扩张进程。
此时，企业的内部扩张借助于智慧时代里的共享智慧体系的低成本高效率，从而避免了新资本筹措带来的风险，企业采用“智慧型内部扩张”的经济效用将起到倍增的效果。
于是，新型的“内部扩张”就成为我们克服这一瓶颈要找的良方，资本为单一主导的市场结构也就遭到了新技术、新智慧劳动的挑战。
这种源自企业内部的扩张，靠“智慧系统功能细胞”的复制和新边际成本的运用，不断推动新的组合和新交易内化的产生，而非通过纯粹的单体膨胀来实现企业的扩张。
也就是我们要提倡的扩张模式不追求简单的单体膨大，而是追求“系统细胞”的不断复制繁衍和平均成本的降低来实现，同时追求的是组合元素具方向性的相互占有发展模式。
这里的“智慧系统功能细胞”指的是：创造智慧产品或充分应用智慧产品的个人、企业或部门。
新时代里，那些借助于共享智慧体系，开展企业内部扩张实现膨胀的新贵们，既造就了企业规模经营的新增长，也实现了持续高涨的商业竞争目标。
这些“智慧系统功能细胞”不再单纯依靠资本来实现自我的再创造，而是通过新的“智慧劳动”形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