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
共享平台＋动力机制＝智慧共享
体系平台解决的是：
创新的低成本交互和低成本实现。
这是一个采用了组合说、添加了生命元素、适应中国人文环境、具网络经济精髓的创新机制建立的模式，突破了传统单体研发体系运行的思维。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市场交易费用比单体内化的监督管理费用还小的现象出现时，也就表明了存在着一些企业或经济单体还不如出售看似零部件、半成品的产品到市场去，而成为产品的某道工序的专业制造商；另一些企业或经济单体则不如在市场上直接采购零部件、半成品，最终完成产品的制造，进入成品市场。
随着这种情形的发展加剧，也就逐步出现了各种专业的备件市场，于是中国出现了基础产业链市场，最终支撑起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我们可以鉴戒我们的制造业基础产业链形成的经验，通过来营造一个“创新产业的基础产业链”，使得我们的研发和创新的各个环节也能像制造业基础产业链形成一样地诞生一个中国式的“创新基础产业链”，使得我们创新领域的各环各链都有了不同的可延续的上下游，把一个单体难以承受的整个创新过程分解到了各环各链之中。于是，我们的整体创新和氛围也就有了可能。
机制解决的是：创新的高收益和回收的短周期性实现，快速高利益的回报是创新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动力。
从组合说的角度看，笔者认为：“人力、财力”是“自主创新、自主研发”成果产出的必要条件，是核心的也是现实的真正动力。
我们有了“研发共享平台”，单靠这样的平台来推动“创新基础产业链”的形成还是非常困难的，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于是，我们还必须在“研发共享平台”和“创新基础产业链”之中找到或添加进利益要素。智慧共享体系就是培育了“创新基础产业链”，是将我们的“核心研发”和“智慧创新”植入到了“创新基础产业链”内，成为组合体内的一个组合元素，而不是组合单体中的一方面。
我们先一起来看个现象，我们现实的社会在获取高新技术途径时，其利益受益者只存在于两个环节：①高新技术出让方，直接获取高新产品巨额利润；②高新产品购买方，通过应用购买的高新产品再制造应用产品而获取再生产利润。
这样的简单流程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那就是高额利益已经被先占技术的国外获取，而且他们又借助这种利益回报，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国家的核心技术的距离。
就拿手机芯片来说，单一个手机里的一个核心片和通信的EVDO芯片，国外付给中国生产加工商在2角钱人民币／片左右，然后返回国外写入数据再包装，然后再卖回给中国手机生产厂商在40～48美元／片左右。
这里面的利益差是惊人的，还把高环境污染的负担丢给了中国！
中国的手机拥有量接近7亿户，平均3年左右更新（包括新机型淘汰老机型），7亿台每台手机按平均2000元计算，就是1.4万亿的营业额，这其中的最大利益者是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外芯片商的手中。
从一个智能手机的例子，我们可以联想到整个智慧经济总量有多大，也反映了其中的核心技术创新有多重要。
由此看来，我们的创新行为是有利可图的，只是问题出在分配环节和分配时效上了。
分配环节的集中和分配时效的久远，就会扼杀多数人的创新参与积极性，就会助长“急功近利”的蔓延。
这个动力机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激励机制，单靠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还不足以弥补这个巨大的动力亏空，且容易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区域性的贸易壁垒。
因此，我们的创新动力体系的重点应该是在建立自身的造血功能上。这个造血功能就是：把“创新研发共享平台”演变成“智慧共享体系”。高效率、低成本的智慧劳动的发布与智慧成果共享的获取，培育的是智慧共享体系的自我造血功能。
“智慧共享体系”不仅仅具备了“创新研发共享平台”的功能，更是一个直接的应用交易平台。
它不仅分解了研发环节和研发成本，还提供了直接的应用获取，从而解决了创新成果的“分配环节的集中和分配时效的久远”难题。
这样我们的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也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的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的方向与目的，也应该是支撑这个造血机能，而不是直接的向特定单体进行体外输血。
我们应该在获取高新技术途径的两个环节中增加一个环节，那就是在核心竞争力利益“分配的集中环节”增设特殊使用税种。设置这个新分配环节，且将这个特殊税种专款专用地作用于智慧共享的公共基金，而不是直接地补贴或保护某个特定的对象。
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营造的是全社会的创新氛围，直接解决了“智慧共享体系”运行成本和间接解决创新者的利益机制问题，使得共享平台真正与动力机制相结合，我们的智慧共享体系也就真正诞生了。
这样，我们的创新动力体系就有基础保障，我们的智慧劳动基础产业链就有望快速形成，我们自主的核心竞争力——“东方硬技术”也就离我们不远了，智慧劳动也就实际地成为我们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
这种根本性变化是因为内在诱发动力发生了变化，主导经济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智慧劳动开始与资本一起主导这个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这个革命促使了智慧劳动成为经济的新主导者，我们的广大平民又有了致富的新希望。
我们粗略地分析了智慧时代里，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发展，所需要的部分内在因素，提出了立足于共享的“创新基础产业链”和“智慧共享体系”上的交易社会化与协同的扩张原则。我们进一步可以知道：原始的资本主导，决定了初期的社会经济格局形态；以资本市场的兴起为代表的进一步的资本主导，推动了第二时代经济现象的发展。
现在可以自豪地说：以智慧市场的兴起为代表的更进一步的智慧劳动主导，推动了第三时代经济现象的高潮。
这个新经济的高潮将通过非现场经济的形式而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第三节 智慧劳动引出的组合说
笔者现在想要说的是：“我们的智慧劳动是站在众多的巨人肩上”。
这里的众多巨人不是某个单一或特定群体的巨人，而是指不断进步的由各路精英和各种智慧技术共同搭建的共享型智慧体系。
智慧劳动将智慧劳动成果应用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去（再次申明不是替代），是各环节、各参与者“竞争和妥协”的结果，这是一个顺应智慧经济时代脚步的组合。
“世界就是建立在竞争和妥协基础之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奥曼，将“竞争和妥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弈论”引入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使“博弈论”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并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
“博弈理论”指出，击败对手自己未必得利。
这就像拔河一样，双方都用尽力气要把对方拉过来，然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相互拉一根细线，在谈判中的双方之间不是绳子，而是细细的极易断的线。
如果双方拼命拉，线就会断，谈判就会破裂，结果就是鸡飞蛋打。
这一现象也充分表现在了“囚徒困境”理论。在囚徒的困境中，因为背叛的诱惑力非常大（能逃避被起诉、减少受惩罚），所以共犯间很难实现合作（往往会出现背叛的情形）。
但是，奥曼却运用“强均衡”的概念（引申到社会学上、经济学上，就是任何参与者团体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来增加其收益），在理论上解释了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合作，“重复博弈理论”由此诞生。
现实中的人们（经济单体或经济团体）不仅像传统的市场理论设想的那样，只对抽象市场被动地作出反应，它们还在关注于对手（经济单体或经济团体）动向的同时采取相应行动，对市场积极地发挥作用。
往往的结果是：过度竞争（即拼命拉连接企业的细线）导致了消耗战，使得经济效益恶化。
人们有时也是理性的，在重复交往的前提下，如果今天因背叛对方而获利，明天对方就不会再合作。进而，在每一天都持续发生背叛的情况下，博弈各方就会达成协议，即大家都要合作，如果哪一方背叛就解除合作关系，这就有可能摆脱持续地互相背叛的状态。
在短期的交易关系及雇用关系盛行的工业社会情况下，奥曼的功绩在于指出了长期关系的重要性。
“妥协”、“背叛”、“合作”的交互作用，我们已无法仅以简单的“合作”两字来实现成为赢家的目标，而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博弈。
如今的全球一体化促使了区域性经济的交融，此时的区域经济呈现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商界的博弈也已经不再是简单少数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博弈，而是演变成集体性的群体博弈。
于是，世界性的利益群体间的贸易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等也就不可避免。这种带着区域特征的群体博弈，在资本主导的经济末期将越演越烈，争夺的焦点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市场经济的主导。
在智慧经济时代里，虽然市场经济的主导者由单一的资本主导转向了“资本与智慧劳动共同主导”，但同样也还是存在着任何参与者或团体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来增加其收益的社会现象。
由于智慧经济时代“维系长期关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核心是“智慧劳动”正逐步成为了经济的主导者。
在这样的新形式下，“重复博弈理论”的社会长期关系基础，又会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这种“妥协”、“背叛”、“合作”交互作用下的长期关系，又该是怎样的维系形态呢？
智慧经济时代，表现出来的是智慧共享体系和非现场经济的新特征，这使得整体经济信息获取的完整性得到了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剥削力度。
可是，我们也应注意：数量级和表面上的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矛盾趋于缓解，但实质上是还有一些少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将更隐蔽，这些更加隐蔽的不对称信息，在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快速行动机制下，其实质作用将被急剧放大。
也就是说在非现场经济现象扩展的未来，信息不对称的绝对量会下降，可是仍然存在的那小部分不对称的信息所起的实际作用却被急速放大了。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和组合这些要素的变化或添加进来的新要素，以缓解这些更具隐蔽性的小部分不对称信息带来的负作用。
综观当今的客观社会，我们的经济结构体中不但存在着无数个有形和无形的、可供随意组合元素，还同步出现了结构元素的变异，以及产生了新的组合元素。随着智慧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现场经济渗透的加剧，这种变化了的元素影响力与众多的变化元素组合联动，特别是智慧劳动这个元素的急变，对新经济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样的新形势，各种新旧元素重新组合的状态，也就决定了智慧经济时代里长期关系维系的持久性。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物体里，最坚硬的要数金刚石了。金刚石为什么硬？
据科学家分析，原来金刚石的内部结构是最平衡的，它的各个要素非常有规则地按顺序排列，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不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它以稳定而显示出了坚强，而这种稳定来源于内部的平衡。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中药铺，药铺柜台后是一面有着无数小抽屉的大壁柜，每个小抽屉里存放着各种原始的“草根树叶”，正是这些平庸的、进补的、有毒的、无毒的、不起眼的天然草本物质，经过不同的质和量的组合，竟形成了千变万化、神奇工效的治病良药，有些还具有“起死回生”高效能。
当然这些“草根树叶”改变配制方案，也很有可能变成令人立即毙命的毒药。
智慧经济时代，随着智慧共享体系的完善和智慧劳动的激增，这些组合元素越来越丰富，组合方案也越来越多，配比变化也越来越快，功效也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所提倡的智慧组合说，是建立在智慧劳动日益壮大基础上的一种全方位的新旧元素组合，是新旧元素在智慧共享体系里“非常有规则地按新的顺序排列”，是结合时代主导特征的新组合。
这里的组合，既包含着“妥协”、“背叛”、“合作”和“隐蔽”，更包含着一切客观存在的新旧事物，各种元素从自由的组合到选择性的组合，最终达到持久性的组合，实现持续的共赢，追求组合体的效益最大化。
我们不妨粗线条地观察一下智慧经济时代里可能存在的几种组合的形态和内容：
（1）旧元素的组合，组合体内主要包含的内容：传统的文化，古老的手法，自然界的物质，历史的科技积累、资本的积累，存在的信息技术，习惯的模式，默认的市场规则等。
（2）新元素的组合，组合体内主要包含的内容：解放的思想，创新的手法，合成的新物质，智慧技术、标新立异的新智慧方案，智慧劳动、共享的智慧体系、非现场经济带来的新劳动效益和新的劳动效能属性，新时空环境下的新市场游戏规则，等等。
（3）新旧元素的组合，组合体内主要包含的内容：选取以上新旧元素其中的多部或一部进行混合式组合。
这种新旧组合，既包含了创新和新科技、新模式的组合元素，也包含了传统的文化和现实的客观事物的组合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