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智能经济时代里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其他新科技等的共同协作，及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的应用，支撑起了当今和未来的智慧经济体系。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新经济的运行体系里，经济效益与工作效率工作时间直接关联度松散的趋向日益增大，非现场活动日趋频繁。
这些频繁的非现场活动，必然导致了与其相对应的新经济现象产生，产生的是智慧经济时代特征：非现场活动产生的非现场经济现象。
因此，对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也就具有了必要性，将越来越被各经济学家和ICT从业人员、甚至国家政策的制订者们所重视。
现在，就让我们先行提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新概念，开始对非现场经济现象作个初步的尝试性研究，不求完全正确，但求能引发众多人的参与，共同去不断修正完善新形势下的“非现场经济学”研究。
第一节 非现场经济研究方式与路径的确立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以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经济学里的权衡取舍是因为人类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或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时的无限性。
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权衡取舍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每一个人的利己性。经济学研究，首先是要解释经济现象，解释经济人的行为，然后再研究人们是如何作出权衡取舍的。
对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研究，同样是现象、行为和权衡决策的再研究。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要观察和研究的是什么现象？由什么行为造成的和怎么去解决非现场经济里的权衡取舍这些问题。
我们研究非现场经济就是观察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的核心对象是智慧劳动。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研究？从哪开始去深入观察智慧劳动。
我想我们的研究方法应该采用：导师们的教诲和“道”指引“术”的新经济思维，是这个新经济思维指导下的交叉学科研究。
我们试图回归到哲学的层面，在“东方软智慧和西方硬技术”新经济思维下来研究智慧经济，试图摆脱的是：单一不和谐经济现象研究的局限性。
通过背景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这种结构调整的重头戏则是在：提升智慧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占比。
智慧经济时代下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已经开始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且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成效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信息经济发展到了智慧经济这个高级阶段，借助于智慧共享平台，将智慧劳动推上了经济主导地位，智慧劳动开始逐步主导着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这个时代的新特征，又通过“非现场经济”的这个现象被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同时我们知道智慧共享体系是“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支撑，这里的智慧共享平台窗口又很大程度上将集中体现在智能移动终端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未来生活是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生活，社会经济特征也将变为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引发了社会经济活动在系列变化，最终导致了主导经济的要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智慧劳动开始与资本一起主导社会经济。
至此，我们对新信息经济现象的研究，还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经济学或信息本身的研究或以“工程师”们为主要研究力量的ICT技术研究的层面上吗？！
我们必须走经济学与ICT技术交叉研究之路，是站在经济的角度研究ICT的应用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现象。
由于我国长期缺乏交叉学科的研究人才，特别是社会学科与理工科的交叉研究，造成了我们从经济学层面对新信息经济现象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力量偏弱。
因此，我们把研讨重点放在了经济分析的层面上，是结合对智慧技术的观察，进而展开对当今智慧经济发展的核心趋势——非现场经济现象，以及与非现场经济相关的其他延伸经济现象的研究。
回归到哲学层面而重新树立的新经济思维方式，笔者尝试的是：能否遵循中国古老哲学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和原理，去指导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新时代下的智慧经济的各种新现象。是否可以结合西方经济发展轨迹带来的经验，并运用“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思维原理，来研究全新的智慧经济领域。
我们重点研究中国现今和未来智慧经济活动中的非现场经济现象（智慧经济时代下的非现场活动带来的特有经济现象），从而得出一些与“非现场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性结论。
同时，从另一个侧面（非现场经济）的实践，来实验“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理论，从而探寻出当今中国智慧经济的核心所在。
目的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且同时跳出纯理论性研究的框框，结合智慧技术的研究，形成一套可实际应用的“非现场经济学”研究方式，从而“找出一些新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东西，为中国智慧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些助推作用”。
人类经济不断发展跃升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是在不断更新改革和完善结构中前进的，真正能够不断确定结构优势的经济才是最具发展前途的经济，才是最具有超越性的经济模式。
中国智慧经济是将是整个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时代，只能说是一种智慧经济的时代，是不能用现有的或其他的任何经济模式来概括。
因此，研究中国智慧经济是必要的，其研究方法也像C理论、C模式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之路一样，绕不开“文化确立与路径选择”。
“文化确立”：涉及我们的智慧经济发展之路是走全盘西化？还是走中国特色之路。
这种基础文化的确立不仅影响到我们对放任自由的纯粹市场经济的态度，也将影响到体制改革的方向，最终影响我国未来“和谐经济”、“幸福社会”的智慧社会的实现。
我不赞同某些西方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也不赞成某些东方封建意识影响下所导致的政府行为对市场的某种替代。
这些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反映了一种不成熟的文化确立。这不仅是文化上的影响，直接决定了自由、公平、权力和资本这些要素在什么点位平衡的问题，这个平衡点的位置就是“和谐经济”、“幸福社会”的坐标点。
因此，东方软智慧就成为我们对非现场经济研究的文化根底。
“路径选择”：近几十年全球结构的改变和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一个积累和渐变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路径也必定是个渐进式的转轨选择。
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这种渐变也将表现在技术创新的演变之路上，从起初的拿来主义和自我创新相结合起步，渐变到自我创新与输出的成长之路，新经济现象的研究路径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现在我们可以就中国智慧经济研究模式，简单地给出以下结论：“文化确立”——中国特色，东方软智慧。
“路径选择”——智慧技术，引进与创新结合的硬技术。现阶段的：“东方的软智慧与西方的硬技术的结合”；未来的：“东方的软智慧与东方的硬技术”的自我完善。
非现场经济是智慧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对非现场经济的研究也将遵循智慧经济的总研究路径，也是东方软智慧下的：“拿来主义”与自主创新的结合起步，同时逐步成就的是真正的东方硬技术。
在这样的文化和路径的指引下，中国式“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将是“东方的软智慧与东方的硬技术”结合的结果。
我们期盼通过我们若干年或几代人分阶段的不懈努力，不断完善真正的世界共享的中国模式，一个真正的中国智慧型经济模式。
我们在具体研究这个现象时，将会涉及经济学原理、新信息经济学研究、知识经济学研究、数字经济学研究、智能技术应用研究、ICT技术研究、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的交叉学科研究。
由于是多学科的交叉，因此其研究的方法也是综合的，是多种研究方法的交融。
比较分析法：分析比对国内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方向和成果，以及存在的缺陷。
演绎推进法：根据分析比对的结果、中国实情和不同应用层面的问题，逐级解决、逐级递进、逐级深入。
交叉学科研究法：立足于经济学，借助其他各学科的原理，着重研究经济学与智慧技术学科的交叉部分。
我们将遵循：中国古老哲学思想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指导，从智能生活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到非现场生活现象的分析，再从非现场生活现象到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分析，最后从非现场经济现象到非现场经济学科的研究。
研究的逐步将采取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的形态设计：指导思想的确立→现象与市场的调研→分析比对→演绎推进→资源整合→确立研究思维→推出非现场经济学和安全信息学→设计分析工具方案和不断修正完善。非现场经济分析工具提出理论初框后再结合社会各专业力量，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经济学学科体系。
笔者希望在“东方软智慧”原理和经济学原理的共同指导下，分析研究当今我国智慧经济里的非现场经济现象起步环境、内在各要素等运行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得出一些与智慧经济相关的经济学应用性的指导结论。
最终希望倡导出一个良好的“非现场经济学”学科研究氛围，让更多的专家能人一起来完善这一时代性的新学科体系。
笔者认为作为前瞻性的学术性专著，除了一定的学术理论分析外，更应注重应用分析和实际的社会意义。我们要观察的中国智慧经济模式，不该再是“中国特色”，而应该是从东方软智慧里走出来的全世界共享的经济再发展模式，这才是真正为全人类共享的中国模式，这样的中国模式才是新时代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
因此，本论文采用了哲学原理指导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研究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世界共享的智慧经济，同时也是经济应用层面的实践探讨，使得学术论文的成果能很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社会的实际应用起到一定指导作用，为新信息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出一点微薄的平民之力。
第二节 定义非现场经济学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成果主要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是针对那些市场上存在着搜寻冲突，这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DMP模型。DMP模型就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不受管制的搜寻市场可能并不会带来有效的结果，其资源利用率不是太低就是太高，因为其中的信息搜寻和匹配过程都与实际成本有关。
DMP模型就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复杂的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市场。
它指出劳动力市场不是简单地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供求平衡，即使是很小的搜寻成本，也会产生完全不同于古典竞争均衡的结果。
它可以帮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原理，通过提升搜寻效率，促进就业。它试图解决空岗与失业并存的问题，同时也是有利的政府政策工具。
可是，笔者以为：DMP模型在新的智慧时代里可能会遇到新的问题。
由于智慧劳动和非现场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劳动状态和经济形态，从而将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的改变。
最为典型的现象是：
（1）信息的搜寻渠道借助于智慧技术和智慧共享体系，使得信息取得趋向对称和“搜寻成本”的极度降低。
（2）失业率和工作岗位空缺率的统计方式和就业定义将被改变，非现场经济创造了无数个我们目前还无法准确统计的隐形工作岗位。
（3）部分工作的无人化趋势，造就了非现场经济的延伸，出现了局部的“无人化经济”。
DMP模型应当将这种趋势因素考虑进去，可惜的是DMP模型由于时代的原因还是仅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下搜寻成本、失业率和工作岗位空缺率等之间的讨论。
信息经济发展到智慧经济这个高级阶段，劳动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智慧劳动在智慧共享体系里，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形态表现出了智慧劳动的特殊属性。
我们知道：随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衰落，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时代过渡，跨进第三次浪潮文明，其社会形态是由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
按照托夫勒的观点，第三次浪潮是信息革命，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其代表性象征为“计算机”，以信息技术为主体，重点是创造和开发知识。
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浪潮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以体能和机械能为主，而是以智能为主。
由大机器、大工业和大量人员所从事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不再是主流，而第三产业即服务性产业将明显增加，信息类无形产业将成为关键资源，有力气但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较少的人将面临失业。
拥有信息和知识的国家将是富有的国家，这样的富国将与信息贫穷落后的国家分道扬镳。第三次浪潮的全球化趋势也将打破国家主权模式和封闭状态，信息一体化将使国家之间传统的国界概念逐步淡漠。
我们进一步认为：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智能时代的深入，信息经济的各种现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经济现象不再是停留在信息本身或信息产业本身之内。
信息经济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以智慧劳动为核心、非现场经济为表现的智慧经济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