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明末清初，由于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江南文人园在造园范围、速度和技巧诸多方面有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它不仅继承宋代意境深远、情致高雅、天然野趣和技艺多样的特点，还把我国的造园事业推向鼎盛，江南文人园的造园风格，一时成为社会上品评园林艺术的最高标准。即使皇家宫苑和寺观园林也都要掺入文人园的一些基本要素，增加了疏朗、雅逸、清沁的韵致。文人园的大发展使得更高层次文人亲自投身其中，并因之而提高造园的质量，同时，也提高造园的社会价值观。有些文人、画家直接掌握造园技艺而成为造园名家，他们在造园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并以自己的深切体验著书立说。最著名的是，画家兼造园家计成的《园冶》，写于明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园林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造园名著之一。它全面、系统而又具体地论述了宅园、别墅园营建的原理和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全面总结了古人造园的经验。全书共三卷，附图二百三十五幅。它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技术与艺术相结合、文字和图式相结合，言简意赅，在造园设计和技艺上都具有独创性，理论具有独到见解。“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着意把园林造景和意境感受联系起来，勾划出中国江南园林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特色来。另外，李渔的《一家言·居室器玩部》、文震亨的《长物志》也很出名。先生在《中国诗文和中国园林艺术》中说：“继起者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亦典雅行文，李本文学戏曲家也。文震亨《长物志》更不用说了，文家是以书画诗文传世的，且家有名园，苏州艺圃至今犹存。”其他如陈继儒的《岩柯幽事》和《太平清话》、林有麟的《素园石谱》、屠隆的《山斋清闲笺》等有关造园的作品，也都是知名文人兼造园家所著。可见当时不但诗文、书画已深入园林艺术，而且不少文人也都已成为造园家和造园理论家。当时即使不参与造园的一般文人，也都普遍关心造园，游览园林，品评园林。例如清初画家兼评画家恽南田，他在《瓯香馆集》中，就以画家之笔描述拙政园之景，并抒发了独坐南轩之感受，以情入园，使情、景、画与园结合，达到情景交融，从品评园林中悟出绘画和造园相通之理来。
文人谈论园林的热情与谈论诗文、书法、绘画一样，园林与文人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园林艺术进入了艺术殿堂，与诗文、书法、绘画等一样，具有同等地位。由于文人造园、游园、评园与文人论诗、赏文、评画、品书已浑然一体，相互渗透，彼此促进，共同提高，促使中国园林的造园实践和理论均趋向成熟。有些戏曲家和小说家在写剧本和小说时，还把园林作为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场所，进而描写园中景，渲染景中情，以园林中景和情的相互交融和变化，来衬托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和变化，因此，园林也就成为文学作品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了，例如明人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中的牡丹亭，清人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王世贞（一说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中的内相花园等（王世贞还曾在家乡江苏太仓亲自构造过“弇山园”）。由此可见，文人之“情”，不但渗透到诗文、书画、小说和戏曲，也渗入并浸润了园林，“为情造文”与“为情造景”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清中叶，乾嘉盛世时，造园活动已普及到民间，造园技艺也精湛到极致，中国园林进入最后繁荣时期。民间的私家园林一直沿袭前朝文人园的造园传统，并将本地人文特点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形成江南、北方、岭南三类各具地方特色的园林格局，充分表达了乡土气息。研究造园的理论著作也有所发展，钱泳的《履园丛话》是优秀代表。作者是在浏览园林、鉴赏园林、品评园林的基础上研究造园，进而把造园与作诗文进行比较分析，悟出了造园之理与作诗文之理是相通的：“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他的这一发现，一语道破了造园的真谛。正是这个“造园如作诗文”的提出，才更加丰富了造园的构思，丰富了造园的方法，同时也深化了对造园的理论研究。
但是，由于清统治者对汉族文人学士采用高压手段的同时，又采用怀柔的手段来收买人心，以八股文科举制来吸引青年，造成社会思潮只为追求形式和程式，缺乏进取和创新，使得文学艺术的创作受到很大影响。反映在造园上，只追求纤巧琐细，拘泥于形式和技巧。园林功能从赏心悦目、陶冶情操为主的游憇和观赏场所，转变为多功能活动场所，园中自然天成的成分减弱了，天然的气氛也消失了。乾嘉之后，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统治者无能，国家由强变弱，园林也呈现出衰颓景象。鸦片战争开始，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少园林惨遭破坏，许多精湛的造园技艺只是停留在师徒间口授心传而已。文人也很少参与造园，造园理论更是无人探索。诗文、题记、园记中，虽有关于园林景物和技艺的吟咏，其中也不乏好见解，如钱大昕的《网师园记》、沈复的《浮生六记》、赵之壁的《平山堂图志》和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等，但大多就事论事，仅具审美和历史资料价值，少有理论阐述。
民国时期，社会一直处在动乱之中，新旧思想之间、新旧文化之间碰撞激烈，现代园林不断冲击着日益衰落的古典园林。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强占我领土，蹂躏我人民，摧残毁坏和偷盗我国的艺术瑰宝，大量古建筑、古园林和风景名胜被烧、被炸、被毁。1929年，一批爱国的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此时从海外学成回国，看到这种情景无不痛心疾首。为了保护这些国宝，抢救文化遗产，他们志同道合，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任社长，筹集经费，招聘人才，开展工作。学社内设法式和文献两组，梁思成是法式组主任，主要从事古建筑、园林的实例调查、测绘和研究工作；刘敦桢是文献组主任，主要从事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中国营造学汇刊》。学社活动坚持到抗战胜利，存在十七年，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教学和保护工作培养了一批人才；积累的各种资料是各地修理、保护古建筑、园林的重要根据，也是继续研究的基本资料；梁思成根据历年调查成果，写成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图录》，为中国创立了中国建筑史学科；童寯根据自己到各地实地调查、踏勘、测绘和拍摄，写成了《江南园林志》（当时因抗战开始，出版社逃难搬家等原因，直到1963年初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江南园林和江南园林史的著作。刘敦桢在《江南园林志·序》中说：“对日抗战前，童寯先生以工作余暇，遍访江南园林，目覩旧迹凋零，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行有澌灭之虞，发愤而为此书”，足见作者的爱国热忱和良苦用心。《江南园林志》中共有造园、假山、沿革、现况、杂识等五章（二版时附“随园考”一章），图共343幅，书中从论述传统造园技艺和原则入手，介绍了江南著名园林的结构特点、兴衰过程，边品评边议论，表达了作者无限倾慕、无限热爱以及无限感叹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观点。建筑学家刘叙杰在《江南园林志·再版跋》中说：“惟昔日兴建园林，擘画者虽竭尽心力，然能以文字图样留诸后世，则甚鲜有。待至人亡园废，时过境迁，虽欲再穷其源，已难觅入门途径，徒使有心人作望洋之叹。故我国古代园墅苑圃虽多，其探研之作竟稀如凤毛麟角，令如此大好艺术湮没寡闻，识者莫不为之嗟惜。”为了对后学者有所启迪，他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插图和照片，多侧面、立体地介绍各个园的全貌，全书“立意
翻新，图文并茂，深得国内外识者好评”，其在中国园林的研究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功不可磨灭。
建国以后，政府重视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把名胜古迹、古园林和古建筑都列入“文物保护条例”之中，1950年至1966年国务院曾四次下达保护文物的“通知”，各省市也相继成立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执行“通知”要求，培养文物保护人员，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园林工作者都到第一线去主持、指导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普查文物的热潮，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1978年初版）就是在普查测绘、拍摄190处园林的基础上写成的。全书分总论、实例两部分，总论包括绪论、布局、理水、叠山、建筑、花木六章；实例部分对15座名园如拙政园、留园等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分析总结了苏州园林的造园艺术、构思和手法，不但对苏州园林的修复，而且对江南古典式园林的建造、修复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陈从周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亦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到刘敦桢教授领导的普查行列，并成为普查勘踏的主力。他的《漏窗》（1953年出版）、《苏州园林》、《苏州旧住宅》（1956年出版）、《扬州园林》（1983年出版）、《绍兴石桥》（1987年出版）等著作都是在当年普查积累的基础上整理研究的成果。多次普查后，不但摸清了古典园林和风景名胜区的概况，有利于保护和管理，而且对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专家直接参加普查工作，更加推动了造园理论的研究，为建设开朗、明快的新园林提供借鉴。可是，十年浩劫时，研究古典园林和风景名胜的专家学者被当作封建余孽遭到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残酷的迫害和批斗，古典园林和风景名胜也惨遭摧残或毁坏，造园研究被迫停止了。
从文人园的诞生、成长、成熟直至衰落的历史看，造园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联的，研究造园理论之风也是随着造园事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造园的水平和质量只能在造园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发展和提高。事实上，诗文、绘画和园林都是文人创作的作品，三者之间就其反映的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意境而言，都是一致的，所遵循的理论也如出一辙，只是同一种思想感情以不同形式出之而已。尽管如此，历来的造园家在造园时，至少在主观上，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为情造景”，更不可能把“为情造景”作为理论来指导自己的造园实践。
第三，为什么先生会提出“为情造景”的造园理论呢？“为情造景”的理论对今后造园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新的理论的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合适的客观时势；二是有适当的人才。“文革”后，我国进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崭新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加速了旅游业的兴起，全国各地通过普查，对幸存的古典园林倍加珍惜和保护。政府把它作为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的优秀代表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它进行修复和利用。城市建设的发展，要建造更多的新园林，需要培养大批高水平的规划设计人才。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先生和广大的城建规划工作者、造园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一样，都迎来了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只有先生会提出“为情造景”的造园理论呢？这和先生的个人经历和主观修为都有密切的关系。上文已经说过，中国园林是熔诗文、哲理、美学、绘画、书法、音乐等为一炉的综合艺术，历史上能造出佳景佳园的，一定是多才多艺的文人。先生擅长文史、昆曲和美学，精通诗书画印和古建筑，不但造园、复园好，品园、游园也是高手，名声誉满海内外。1978年先生应邀赴美，为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设计建造中国庭园“明轩”后，先在美国引起轰动，继而在世界各国掀起中国园林热，美国的三藩市，加拿大、日本等国也都来函邀请，他是我国现代把中国园林带出国门的第一人（所以他被海外学术界称为现代中国园林的GRANDFATHER——祖父）。从此，先生在国内的需求更是应接不暇，各地纷纷邀请他主持修复古典名园、帝王陵园，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市建规划等，他时常奔波在各风景名胜和古典园林之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经他抢救、主持重建或修复的古典园林、古建筑和风景名胜区不计其数，著名的有上海豫园、苏州拙政园、如皋水绘园、杭州西湖郭庄、宁波天一阁东园、昆明楠园等。由他亲自勘察、设计、精心打造、施工的诸多工程中，无不倾注着他无限的深情，显示出他卓越的天才和智慧以及无比的热情和责任心。工作中，先生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年老体衰的状况，总是排除各种干扰，顶住各种风险和偏见，始终风尘仆仆地坚守在造园第一线，他的好友、名诗人王西野先生给他的赠诗中说：“几多泉石能忘我，何处园林不忆君”，正是当时繁忙情景的真实写照。在奔波和繁忙之中，他见多识广，不断探索，不断领悟，善于思考，善于联想，又善于归纳、总结、推理，诗文不断发表，成为高产作家。他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影响并带动造园工作者，使祖国的造园事业始终沿着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