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丁帆的《论新时期文学精神的蜕变》与李劼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在《钟山》上的发表，可以视为对先锋小说的一个阶段性小结。丁帆较多地从创作与批评的新质上来把握它：“人们较多地把目光转移到对实验文体的关注”，对作品“更多是从人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的角度，从对小说载体的新的叙述形态的角度来阐释它们”；他也看到了“他们（指作家们——笔者）突破了文化心理机制的巨大障碍，从皮相的借鉴和简单的模仿开始，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当然这种审美意识变迁的成长土壤并非完全依靠一代有心智作家的主观意念，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客观发展给人的心理世界所带来的现代惶惑感、孤独感、渺小感、失落感……为新的审美意识提供了向现代主义思潮逼近的可能条件”。“‘现代人的焦灼感’正在中国文学的审美河流中游荡着”，商品经济不仅使人们的审美心理发生了变异，并且也威胁着“纯文学”的生存，“‘纯文学’的作家们也应当看到这样一种危机——正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制约了人们文化心理的变异，因而，‘纯文学’在‘商品化’的社会里几乎获得不了多少读者（说得刻薄些应是消费者），当然这和民族文化素质低下等诸因素有关，而‘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虽没有高雅的艺术格调，但它以庞大惊人的销售数字满足了消费者的娱悦，无疑在这场‘商品化’的竞争战中，它是胜者”。
丁帆的论述是较为客观公正的，他没有因为商品大潮的涌现而惊慌失措，采取退避或绝然反抗的姿态，而是实事求是地论证了“商品化”形势下读者审美期待的改变。他的文章是严谨周密的，显示出较强的逻辑性和学理性，但遗憾的是，文章没有为我们提供对文学走向“改变”之后的进一步思考。因此，“纯文学”所面临的局面自然显得有些悲壮，它的前途也显出了几分扑朔迷离。
李劼的分析比较细致，是属于梳理性质的。他将新潮小说分为“文学寻根运动”，刘索拉、王朔、徐星等人的“现代观念小说”（他认为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体现了现代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文学本体上，与寻根小说类似），莫言、残雪、史铁生等的“新潮小说创作”及“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还包括赵伯涛、苏童、孙甘露等一批在形式上追求怪异效果的作家作品）等。这样的区分更为细腻，也与寻根文学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这番小结，有关先锋小说的特点、几个发展阶段、主要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传统审美心理的改变等问题都得到了一个相对较完整的归纳。同时，他们也敏锐地捕捉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文学发出的威胁警告。这两篇连续刊登于《钟山》上面，显见是话题的重要性引起了《钟山》编辑们的注意，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发端于1989年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便是这种关注的一个结果。
《钟山》的第二个特色是关注“新写实”与“新状态”。1988年第3期上刊登了叶曙明的作品及有关评论。该评论指出其作品中的“压抑心理”：“你把人物压抑心理病源归咎于城市。那些心理压抑的小人物，对城市都流露出一种厌倦感。在他们眼中，或者说在你眼中，大都市面目总是烟雾迷蒙”。显然，现代意义的都市、商品大潮已经悄然进入文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1988年10月，《钟山》编辑部召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我们通过问题争论焦点的回忆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诞生之初的一些混乱情况：话题是由探讨近年来文坛上出现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复苏这一现象挑起的。王干试图用“后现实主义”来概括刘恒、刘震云等类似作家的创作，他提出“后现实主义”的三个特性：（1）还原生活本相；（2）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创作；（3）作者、读者共同参与创作。遭到了与会者的频频提问驳难。
意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所谓“后现实主义”，实际上并未超出自然主义文学的范围；第二，这种概括是一厢情愿的理论设计，与实际创作情形并不吻合；第三，“后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的区分，存在着“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思路。
与此相关，研讨会又涉及近期文坛上相继出现的一批“新写实主义”作品的评论和评价。在对这批作品的一片肯定赞扬声中，却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复兴，一种截然相反，这是对以往现实主义的反动和叛逆。
“新写实主义”小说（虽然这个名称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并不妨碍众人对它的探讨），被视为“商品经济冲击下”文学的出路之一，但显然对这一新的文学现象，人们还缺乏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它与“后现实主义”小说之间似乎还不能绝对画上等号；但是，关于这种小说的新的审美特质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如王干所罗列的三点特征）。
饶有趣味的是，尽管王干的观点遭到很多反对意见，但这三大特点后来却逐渐成为衡量“新写实小说”约定俗成的标准。这一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带有理论先行的意味的。因为创作相对滞后，理论的归纳难免显得有些“不合身”，但经过一番讨论，“新写实小说”已是呼之欲出了。
1989年第3期的《钟山》发表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正式推出“新写实小说”：“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在纲领的确定之下，《钟山》不仅推出了一批符合以上“特征”的作品和代表作家，如刘恒、方方、池莉等，而且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组织有声望的评论家进行笔谈，为之张目。在刊登于1990年第1期的笔谈中，囊括了董健、黄毓璜、丁帆、费振钟等的重要评论文章，后又于该年第4期上刊发了陈思和的长篇评论《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一个解释》，这些颇具分量的评论对新写实小说的风行及其研究的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研究中，学者有的认为“新写实”就是“新现实主义”（董健），认为“新写实小说乃是现实主义大家族中一个颇富有朝气的新生儿”（陆建华），他们较多从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传承的方面来肯定新写实小说的地位。还有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派新潮的融会糅合中走出一条新路”的角度来探讨其“新”的（准淮），等等。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新写实”的提法的科学性严密性进行了质疑。口号的含糊固然给评论的发挥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但也正因为此，许多评论无法得到准确的聚焦。因此，有关“新写实小说”的研讨虽然开展得十分红火，也给《钟山》带来了极大的声望与经济效益，但也留下了诸如“含糊”、“牵强”等等的遗憾。无论如何，《钟山》这种密切注视文学创作的现实与时代背景的姿态，的确显示出它极为强烈的“当下性”特色。
1994年，在“新写实小说”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之际，《钟山》又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文学热点，与《文艺争鸣》杂志社合作刊登“新状态小说”。
相较之下，新状态小说的界定显得更为模糊宽泛。虽然《钟山》不遗余力地为之造势，推出了多篇重要的论文，如王干的《诗性的复活——论“新状态”》等，然而，正如“新写实小说”所包括的作家作品的风格流派各异一样，新状态小说内部也充满了矛盾、杂糅，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机械、含糊的概念。正如朱立元认为的：虽然“我很佩服‘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的学术敏感和理论勇气”，“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但“它在理论上是很不严谨的，逻辑上亦存在不少自相矛盾之处，概念上相当模糊混乱，尤为重要的是，它同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实际有很多不符之处。它在总体上给人一种用先验的命名强加到90年代文学发展的现状上的感觉，显得很勉强，因此，基本上不能成立”。他进而指出：“新状态小说”论被热炒的原因，“主要在于一部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中存在的‘命名情结’”，“这种命名的先验性、主观性，源于一种焦虑的文化心态。在这种命名情结背后，隐含着一种人文精神和价值的背离与失落。”因此，“新状态小说”的提出虽然显示了组织者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呼唤，但其过于模糊的界定却又使讨论无法向纵深处展开。
无论是“新写实”还是“新状态”，都存在着概念不清、混乱的问题。对于期刊本身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将一大批作家纳入自己创设的门派之内，推出一个又一个的专辑，这多少有点商业炒作的意味。虽然因此有一批作家被推到台前，一批优秀的作品接受了读者的检阅，但流派内部的杂糅、水平的参差也使之缺乏发展的后劲，更不用说确立一套严密的流派理论体系了。而对“新”的癖好，也反映出主办者把握当代文学热点的迫切心理，然而这样仓促草率的“一把抓”，并未能贴切地映射出文坛纷繁复杂的现象，过于僵硬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流派反而令人感受到学术研究中好大喜功的焦虑浮躁之气。於可训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90年，《钟山》的副主编徐兆淮来为他们的‘新写实’小说栏目组稿。结果池莉交了一篇《太阳出世》，方方则交出了这篇《落日》，这是根据她在电视台工作时采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虽然她很想把它写成一个长篇，但终于因为催稿太急，草草写就，发表后似乎没有太大反响，人们一般也不把它看作‘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倒是《风景》的写作，完全与‘新写实’无关，反而成了‘新写实’小说的优秀代表。”这番话之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是在于其中提到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品之产生的方式之一——命题写作。也就是在《钟山》所树立的“新写实”的大旗下让作家生产出合乎规格的作品。这样自然可以得到编辑希望的产品，但也不乏副作用。如方方奉命作文，仓促之间却没有全部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有心栽花”却不尽如人意；“无心插柳”之作反倒成了经典。因此，虽然说“新写实小说”为我们提供的优秀文学作品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其中的一些牵强附会的做法实在也不可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自然规律，具有拔苗助长的倾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诚然，在新时期文学中，“新写实”与“新状态”小说已经成为研究者不可不涉及的文学现象，这也充分说明了主办方《钟山》杂志社在策划乃至掀起文学潮流的成功之处。如有谈论“新状态小说”的文章指出了媒体在其中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媒体介入了这一文学行为，刊物本身的主导性加强，并带有强烈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新状态’作为刊物编辑和研究者对当前文学思潮的一种界定与前瞻，能够引起巨大的反响，说明90年代文坛具有较强的活力和反弹力，这种尝试和探索，使文学刊物与评论由过去的跟踪转向同步甚至前瞻，说明文学思潮的发动机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