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朱水涌看到了翁礼华散文中的两面：“一面是‘经国之大业’的责任，一面是近乎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处世”，“两面并不矛盾，而且有着可供人深入探讨的文化资源和基础”。李晓红则指出了刘长春散文“与内在自我对话”、“与历史对话”、“与自然对话”几个特色。这些散文各有各的独特韵味，又都在总体上反映出江南文化紧密联系现实，重抒发内心情感等的特点。有关的研究可谓对这一类独具风韵的散文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同时，研讨会的及时召开也更好地引导了读者，促进了作家及评论家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无形间也触发了“江南大散文”创作的高潮。
从2003年开始，栏目的设置中有关文化反思的部分进一步加强，它们包括：“江南论坛”、“闲读者说”、“艺术札记”、“作家杂谈”、“前沿立场”等，不仅涉及世界文化，并且回溯到种种发生于江南的前尘往事上去，具有浓郁的地域气息与历史特色。文章有以委婉细腻见长的，也有犀利机警的；有对阳春白雪的赞美，亦有对下里巴人的同情。无论是何种风格、何种题材，这些文字间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干预现实的勇气与独行沉思的姿态，“柔美”与“硬气”常常能出人意表地和谐地融为一体。
如洪治纲在“前沿立场”栏目发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危机》一文，传达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一种‘非典型性’精神状态的思考”。
结合“沙斯”的传播等事件中所表现的种种现象，他认为，当下“有相当多的人打着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旗号，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大众传媒的力量，在公共领域中四处招摇”，其实质是一种“迎合大众”的心理，与鲁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致力于“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旗帜鲜明地向公众展示自己在现实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致力于揭示社会矛盾背后的一切真相，引导人们向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社会迈进”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确实是处于“伦理危机”之中。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论不仅充满了对卑琐人格的鄙视，而且也表达了呼唤真理的极大的热情。文中强烈的诗性化的语言以及前瞻性的先锋立场，无不鲜明地体现出江南文人独特的文风与人文关怀立场。
与《钟山》相比，《江南》的文化味浓厚而文学气息似乎稍嫌淡薄。
但我们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学、思想、批评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有机组成了文化这个更为宽泛的语境。《江南》上的许多散文一类的文章，固然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其中深刻的思想又使之带有文学批评或思想批评的性质，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确实很难逐一划分。
因此，《江南》打出的文化牌其实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模糊了文体甚至是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如它以作家的摄影作品配合说明文字来反映作家的艺术取向等等的做法，无疑是将摄影、文学、评论都糅合在一起了）。这样一来，我们尽管无法从中剥离出纯粹的文学理论，但却不能否认：《江南》对文学理论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它若隐若现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这也使《江南》与其他文学期刊相区别开来。
三、“大江南”的理念
在2003年第2期《江南》上发表的《首期江南文学沙龙纪要》指出：“在每期刊物出版之后，举办一次‘江南文学沙龙’，邀请文化、新闻和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作者、读者，与本刊编辑人员一起，探讨文学刊物的理性化运作和《江南》得失，为创作、阅读和文学市场的磨合提供一个思考场所。”这说明《江南》已明确地意识到刊物与市场接轨的重要性，开始酝酿下一步的改革。主编张晓明说：“……我们《江南》今年提出的‘社会·人·艺术精神’一说，并不是想打一个什么旗号，而是表明我们的文学理念，表明我们这本杂志给读者的一个承诺。
所谓‘社会’，即真实地表现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真实表现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而‘人’呢，我觉得文学即人学，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最高的精神，应该是人文精神，即关心每一个人，爱护每一个人，表现社会中各种各样人的命运；‘艺术精神’是什么呢？我们推崇和提倡艺术精神，是不欺世、不媚俗，保持作家的风骨。”这番阐释表明：文学刊物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学期刊自然要讲效益，尊重市场运作的规律，但前提应是对文学尊严的维护。如何既坚守人文理想又讲究期刊的经济效益，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江南》的面前。
以探讨文化为重心，这似乎成为《江南》杀出经济包围圈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我们看到，随后，刊物对江南文化追根溯源的举动显得更为迫切了。
2005年第1期《卷首语》说：《江南》有她的文化品位与编辑思想，对所刊作品，无论何种体例，坚持其纯正的文学品格，二十余年一以贯之，视为《江南》传统，坚守不变。小说自不赘言，“江南大散文”的编辑思路设定以来，经年有矣，亦可谓成效显着。一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在此思路指导下的《江南》亮相，被文坛承认，而栏目作为本刊品牌，得以延续，势在必然。我们除了保留之外，更有加强，开辟“诗性散文”的新栏目，在发扬纵横捭阖的史性的同时，关注文采飞扬的诗性，使散文的另一路得以在本刊展现。
《江南》亦有她活泼的生命，敏感的触角，与时俱进的情怀；因此每年也会有编辑思路上的新举措。
“史性”与“诗兴”这两个关键词实际上抓住了江南文学刚柔相济的特质。也就是说，无论《江南》将重头戏赋予怎样的文学样式，它依然是以对江南文化内在精神的追踪为目标的。在浙江一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上大做文章，这就使刊物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品位，而且也具有了相当的市场效益：在追求高雅格调的同时，也满足了现代大众的某些欣赏趣味。从特色栏目的设置上可以看出，《江南》不是追求学术效应的学理性刊物，而是以“随感”为主，以散文、诗歌为特色的追求“性灵”的杂志。“文史我鉴”栏目每次以一位在浙江出生或工作过的文学家为对象，情深意长地介绍他（她）的逸事，以凸显地域文化的醇厚。它先后介绍过刘大白、陈蝶仙、苏曼殊、冀汸、鲁言、林徽音等大家。与“正史”中的这些名人相比，《江南》中的他们显得更具有个性，也更有人情味。个中原因是《江南》更注意利用自己的本土优势，努力去挖掘他们在民间湮没的往事。他们的一生，不再是文学史中的重大事件的平平淡淡的罗列，而是血肉丰满的人性的再现，是经过了人物生长地域的文化精神浸染之后的独特人性的重演。通过他们的“野史”、评传，我们不由地走近了他们，缩短了与“过去”的距离。如果说当下的生活正逐渐取消地域之间从经济乃至文化的差距，逐渐使地域色彩变得越来越淡，逐渐使我们疏离了传统的神韵的话；那么，重返历史的写作遂又使这种浓厚的地域文化景观以逼真的形态在我们眼前展现，重新唤起我们对于传统的关注与自豪感，也使我们得以张扬独特的江南文化来显示自身区别于其他地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江南文化的魅力与力量正在于这样的个性的彰显。
这种做法与后来提出的“大江南”的理念不谋而合。“大江南”并不是要让江南文化融于世界一体化之中，而是以其鲜明的个性在千姿百态的世界中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江南只限于狭小的地块中；但独特的江南文化却完全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而走向世界。以一份小小的期刊，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编辑们是在异想天开吗？
其实，近年来，《江南》的办刊思路已逐渐向这一方向靠拢。袁敏加盟《江南》之后，更是明确了这个理念的内涵，努力将手中的杂志引导到广阔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去；将江南文化的个性从僵化的故纸堆中挖掘出来，赋予其旺盛的生命力，活泼泼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袁敏，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作家、编辑……2005年10月，通过《江南》杂志社公开招聘主编，这位当年从浙江的《东海》杂志社走出去的“北漂”成功地击退了众多的候选人，成为新一任《江南》的主编。正是因为曾轰动全国的“新概念作文”活动及其随后出版超过300万套的丛书，再加上后来出版的一系列高品位的畅销书，如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海岩的《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永不瞑目》等，作为策划者的她因而颇为引人注目，被称为“金牌出版人”。当她接过这份发行量仅有2000份的杂志时，许多人都对她投以信任和期盼的目光。关于她的许多情况，很快也通过网络、报刊公之于众：“我感觉我回到了娘家。”昨天下午，刚刚接受任命的袁敏这样说。在《江南》新主编见面会上，袁敏感觉很轻松，没有初来乍到的陌生，“其实，我在见面会上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老同事”。
虽然昨天才上任，但袁敏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从北京来到了杭州。一到杭州，她就开始做调研，熟悉《江南》的情况。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袁敏会先做什么呢？不过昨天见面会上，她的发言非常简短，她对所有“江南”人说，她会在充分调研后再对办刊作出决策。
尽管如此，从袁敏应聘时的办刊设想中，记者已经看到了这位女主编的想法，那就是——以《江南》为核心，做好一本杂志、一张报纸、一家出版社、一个图刊批发中心、一所学校、一间作家俱乐部。
袁敏告诉记者，《东海》和《江南》曾是浙江两家最着名的纯文学期刊，她当年就是《东海》的编辑，可是现在《东海》改成了别的杂志，而《江南》依旧在纯文学的道路上前行，对于《江南》，她充满了敬意。袁敏表示，她担任主编后，会坚持《江南》的纯文学品格。
她说，虽然《江南》的身后有着西湖的文气、江南的诗韵以及雄厚的地域经济基础，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注定《江南》完全能从一个更宽、更高的文化大层面上去争取、吸引全国读者，但是，《江南》还应该放到中国文坛的大格局里来考虑。
袁敏认为，她有责任把更多的浙江作家推向全国，把众多国内着名作家引到浙江，“我不会放弃自己在北京的资源和阵地”。
袁敏提出要将江南文化放到“全国文坛的大格局里来考虑”。如此一来，《江南》有可能脱离狭隘的地域市场的限制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无疑为杂志走出困境提供了某个突破点。随后，围绕着《江南》杂志而举办的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又将人们的兴趣焦点吸引了过去。这些活动包括“巴金与西湖”大型图片展、“首届浙江省青少年文学之星征文比赛”等，都在圈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如在图片展中，“袁敏就试图展示了她做文化的唯美和极致：玫瑰花瓣、书签、女子弦乐四重奏、诗朗诵、留言版等细节，无不体现出袁敏所追求的文化理念。新年伊始，在体现2006年《江南》改刊思路的新《江南》还没出炉之前，文化圈、文学圈里流传的一张精美别致的《江南》新年贺卡，这让人们想起悄无声息的《江南》和从北京到浙江的袁敏。她说，《江南》要把做书的理念带到办刊物来，细节决定一切”！这种对细节的重视既体现了这位主编身上细腻丰富的江南情调，同时也在2006年全新改版的《江南》新鲜出炉之际，打响了第一炮，重新塑造起杂志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