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新概念作文”与上海《萌芽》杂志
1999年1月，由《萌芽》杂志社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一起共同举办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新概念”旨在提倡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所谓“新思维”，是指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所谓“新表达”，是指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所谓“真体验”，是指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新概念”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十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个出发点是探索一条还语文教学以应有的人文性和审美性之路，让充满崇高的理想情操、充满创造力、想象力的语文学科，真正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学科。
“新概念”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多特别之处。如比赛分为初赛和复赛，初赛沿用一般文学刊物征文的形式，不命题，不限定题材和体裁；初赛优胜者参加复赛，复赛设立考场举行，目的是排除捉刀舞弊的现象。在评委人员上，聘请的是国内一流的文学家、编辑家和人文学者，很多着名作家如王蒙、贾平凹、铁凝、方方等都名列其中。在复赛出题上，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如第二届大赛的复赛题为“1234567”，用音乐、星期、数理的理解均可，等等。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收到稿件总数从第一届的4000多人到第三届的34000余人，参与面由以上海为主扩大到全国各省市；第一、二届获得一等奖的应届高中生有的成为重点大学保送入学的对象；第三、四届虽然没有直接保送的政策，但也给一等奖的获得者以自主招生的名额。
除首届比赛外，历届比赛都找到了有实力的赞助单位，从第二届到第七届比赛都以“中华杯”冠名，第八届以“灵通杯”命名，第九届以“特莱米雅杯”命名。
《萌芽》杂志也因此在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心目中获得颇高的地位，每期发行量达到了20多万册；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对于“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们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王蒙表示“新概念”，“可以从比较小的地方做起，避免一种千篇一律的八股腔”。贾植芳从应试教育角度来谈“新概念”，他认为：“《萌芽》杂志搞这样一个作文大赛很有必要。在我看来，应试教育、僵化的高考制度是旧时代的‘八股’，科举制度的延续。”顾晓鸣则从文体的变革来谈“新概念”：“我看过《花季雨季》、《我爱阳光》等高中生自己写的书，我觉得文体的变革一定要由新一代人自己完成。”陈思和以梁漱溟考北大不中却被北大聘为教师来说明：“高考制度尽管相对公平，却不符合‘精英教育’。‘新概念作文大赛’能够与高校挂钩很好，是多向度选拔人才的有益尝试。”方方则认为：“‘新概念’是对旧模式而言的，意味着包容、接受孩子的奇思异想。”王继志在总结“新概念”取得的成果时认为：“新概念”是“文学与教育的一次成功的联姻，它不仅极大地激励了广大中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为广大热爱文学、醉心于写作且具备了较好的写作潜质的中学生，提供了一次快倾积愫、吐露真情、书写和表达自己心灵感受的良好机会，而且还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现并输送了一批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写作能力的可造之才”。几年以来，除了上海本地的媒体以外，《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报纸，都以整版的篇幅刊登过大赛的报道。中央电视台也多次做过专题节目。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海外媒体也有过相当大篇幅的报道。
当然在这之中，也有“一篇作文上大学”的负面报道。但总的来说，媒体对“新概念”的评价是褒多于贬。它们主要从“新概念”对中国文科人才的挖掘、培养中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以及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来评价的。中国作家协会也对“新概念”的做法表示了认同，指出“新概念作文大赛自1998年发起以来，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大赛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热烈参与，为提高当代青年学生的文学兴趣、让文学走进校园、发现和培养优秀后备文科人才以及促进中学作文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富有创新意识的举措”。不少参赛选手对“新概念”怀有美好的回忆，因为“新概念”改变了他们对作文的看法，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写作的欲望和激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参加“新概念”顺利进入名牌大学、有的人成为“少年作家”，受到众人的肯定与赞扬。普通读者特别是江南文化圈的读者对“新概念”的出现，也怀有好感，不少学生来信说：“没想到作文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没想到文学这么有意思。”
“新概念”当然很复杂，但它首先出现在江南，并且在江南文化圈获得热烈的反响，细究一下，是有其某种深刻的必然性的。大家知道，晚清以降，上海就逐渐成为中国的印刷中心、出版中心、知识传播中心和文化中心。近代中国中国着名的大型********，如商务、中华、世界、开明等，其总部均设在上海，从1912年至1926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70%。
1927年至1936年，上海三家大出版社出版量占全国出版总量的65%。1935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90%。而上海的文学期刊自《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于1872年11月11日在上海创刊以来，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出现了大批新文学刊物。如20年代的《小说月报》、《语丝》、《创造月刊》、《新月》月刊、《弥洒》、《浅草》、《沉钟》等，30年代的《论语》、《宇宙风》、《现代》、《太白》、《文饭小品》、《文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8年，则有《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
《萌芽》是由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主要反映都市青年生活的文学月刊，自1956年7月创刊以来一直在广大青少年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被誉为“青年读者的精神家园”和“青年作家的摇篮”。到了90年代，文学尤其是纯文学期刊遭遇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文化的冲击，逐渐********，因此有的文学期刊改弦易辙，从纯文学刊物摇身一变成为消费文化刊物。当然也有的刊物坚持走纯文学的道路，但因不适市场而举步维艰，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确实，多年来总有一柄达摩克里斯剑高悬于文学杂志的头顶，大部分杂志的发行量及影响力从新时期初始的辉煌峰巅一路走低之后，生存还是消亡的硕大魔咒就始终压迫着它们的现实神经，使之在面对暗淡前景的茫然焦灼中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尴尬境地：因循成规、持守不变必定绩效平平，遭人诟病；改头换脸、时尚媚俗也未必投合市场，有人喝彩；文学杂志改版转型鲜有市场成功的个例，艰难的守望反倒成为其苦涩而无奈的某种执着姿态；‘市场化’容易伤损文学的尊严，‘圈子化’又难免遭遇读者的冷漠。文学杂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逢着自我认同的危机，甚而还落入了一种自我评价的怪圈。”
1995年《萌芽》杂志发行量只有一万多份，也面临着崩溃的边缘。是继续以前的经营路线还是根据文学和市场的双重要求，调整刊物定位，这决定着《萌芽》的存亡。每一次的变革都带来刻骨铭心的阵痛，《萌芽》杂志经过痛苦的抉择之后决定改变自己刊物的风格：“我们首先要完成办刊人自我定位的转变：从读者有求于你的‘文学圣殿’到走进市场，‘把读者看成上帝’。”在经过专业的市场调查之后，“我们把刊物的定位从‘青年作家的摇篮’调整为‘修养类的青年文学刊物’……‘青年’，还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经过分析和实践，最终把‘我们的读者’定位为以高中生为主体的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定位，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之上，再结合社会对中学语文教育以及应试作文的批评意见，《萌芽》杂志决定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让青少年学生写出自己真正的心里话，写出他们真心想写的文章。
经过近十年的成长，《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也已经有十届了，“新概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或者影响：
第一，“新概念”从江南文化传统脱胎出来，既保留了江南文化重教崇文的传统，又发展了江南文化的求新创新精神。“新概念”正是在这种江南文化传统与异质中脱胎而出的文化产物。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大小征文比赛中，“新概念”以其独有形式联合了国内十几所（开始为七所）着名高校。此外，“新概念”命题的设置也非常新颖，正是这些创新使“新概念”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征文大赛之一。
第二，“新概念”引领了中学语文教育的改革，特别是对高考作文有明显的推进作用。我们注意到在“新概念”之后，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有明显的变化，它似乎更强调学生主观情感的表达。
第三，通过“新概念”的举办，《萌芽》杂志获得很大的成功，初步形成了杂志、“新概念”、“萌芽网站”、“萌芽书系”、“萌芽学校”等互为补充互为影响的品牌。它让我们认识到在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上，并不是有文学就没有市场或者有市场就会没有文学；文学杂志要建立自身有效的运转体系，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市场化维度的支持和契入。文学杂志应该把文学性和市场化结合起来，寻求一个更好的契合点。
第四，文学杂志怎样定位好自身的品位，也就是说文学杂志怎样选择自己的读者？选择怎样的读者？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文学不可能没有读者，我们既不信奉“读者就是上帝”，把它作为唯一法则，同时也不能抛弃读者，只顾自己的“曲高和寡”。“新概念”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最爱喜新厌旧、无拘无束的年轻人身上，我们也可以引导他们，并且他们也让文坛更加充满活力。
第五，更重要的是，“新概念”影响了青年一代的写作与思维方式，而青年一代写作与思维方式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写作的观念。这些年来，有着“新观念”、“新思想”、“新体验”的所谓“80后”作家的大量涌现，青春文学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多少证实了这一点。“现在的一些学生习作与我们已不是一个统一的语言体系中的东西。许多在我们看来难读的东西，反而在学生中间颇受欢迎，他们的一些思考和表达力出乎我们的预料，成熟、老道、新颖、熟练兼而有之，你说语法不规范，但又自成一体，个性色彩很强。”
第二节“新概念作文”与江南教育传统及中学语文教育
江南向来重视文化教育，它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也经历了一个由“尚武”到“崇文”的嬗变过程。就像每个民族早期都有一个“野蛮的童年时代”一样，江南民族也有他野蛮好斗的“童年时代”，《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征服地处江南一地尚武好战的吴越民族，强迫越人迁出江南，移入大批北人，特别是“永嘉之乱”之后，北人纷纷南逃，大批文人学士随之南下，出现了文人云集江南的景象，并且逐步形成富庶的士族阶层。而这些士族文人在政治上受到普遍的压制，迫使他们转而向文化方面发展，由此影响到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发生重大变化。
由“尚武”到“崇文”，江南民族不再凭借祖传的蛮力与剑戈了，而是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来改变自身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实现他们自身在历史上的解放。北宋仁宗嘉佑年间抚州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写道：“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这个时期，江南人不仅生活宽裕，而且天性好善，更重要的是已经形成文化教育的传统，他们以子弟不学为耻，以儿子和丈夫不学为辱。